泰特美术馆由亨利·泰特(Henry Tate)爵士于1897年成立,是一个由4个美术馆组成的大家庭: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默西塞德郡泰特利物浦美术馆、康沃尔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主要收藏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的英国艺术作品,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透纳(William Turner)作品收藏,也创办了大名鼎鼎的“透纳奖”(Turner Prize)。
这次他们将70余件作品带到中国展出,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英国风景画展。
三联生活周刊:与历史题材或宗教题材的绘画不同,风景画几乎没有人物和故事情节,我们应该怎样欣赏和理解一幅风景画?
安妮·莉利斯(Anne Lyles):这正是风景画与众不同的地方。我看风景画,会把它简单的分成来两类,一类是纯粹的风景,一类是有人物的风景。虽然这样分类很机械,但可以很直观地说明风景画的内容和意义。我们通常用基本的形式语言去分析一幅纯粹的风景画,如构图、色彩、笔触这些,但会赋予有人物的风景更多阐释,它是一个叙事的背景和氛围,但又不像历史画或宗教绘画那样直白,而是很隐晦的。
比如展览中约翰·马丁这幅《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毁灭》,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一幅历史画,也可以看作一幅风景画。画中描绘的是维苏威火山喷发时的情景,前景中有大量在灾难中挣扎的人,但他们不是画面的主体,他们只是这个火光照天、浓烟滚滚的环境中的一部分,这件作品更震动人心的是气氛的渲染,让人感到紧张、恐惧、不安。这不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但却是一幅在场景塑造上很出色的作品。因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风景画归结为优美的、恬淡的田园景致,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风景,由环境的渲染指向内心的情绪。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展览以时间为线索,在开篇的几幅作品中,画面的核心都是人物而不是风景,更像是画在风景中的肖像画,比如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的《演奏大提琴的牧师》和莱特(Joseph Wright)的《布鲁克·布思比爵士画像》,这两幅都是18世纪中晚期的作品。这是否说明了风景画独立和演变的过程?
安妮·莉利斯:是的。其实从一开始,没有人会去创作不以人物为核心的作品,单纯的风景绘画都会被看作是未完成的作品。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肖像画开始在英国风靡,王公贵族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形象,希望通过绘画来传达出他的身份、地位和品位。他们会以自己的庄园或农田为背景,要求画师为自己创作肖像画,来“宣告”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有很多画马匹和动物的作品,他们记录下狩猎的成果,也是对自己能力的炫耀。因此,这种以风景或房屋为背景的肖像画,并不是因为这些景观很美,而是告诉看画的人——谁才是这一切的主人,这是标注自己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在这段时间,描绘风景的技法不断提升,人物逐渐缩小,风景逐渐有了各种变化,超越人物在画面中的分量,也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独立”的英国风景画,18世纪下半叶成为最有英国特色的一种类型。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研究康斯泰布尔(John Constable)的专家,可否谈一下在这个从边缘走向流行的过程中,英国艺术家尤其是康斯泰布尔的作用?
安妮·莉利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社会思想观念发生剧变的200年,人们开始注重对内心的表达,也开始对风景寄予某种信仰式的情感依托。康斯泰布尔的确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推手,他留下了大量信件,其中谈论到了风景画的重要性,也是现在解读他和风景画发展的重要文献。他写道:“我要画那些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因为风景是表达内心情感的另一种载体。”这些文献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风景画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康斯泰布尔为之付出的努力。
康斯泰布尔从小生活在英国乡下,这些乡间风景、一草一木是他成长中最重要的记忆。进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后,他并没有承袭学院派的画风,而是向大自然学习,直接描绘自然风景,并希望通过风景来传达个人感受,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非常新颖且有浪漫情怀的。他画的风景不是唯美的,我们现在看来是更自然主义的,他把田间劳动者的形象缩小并且放远了,也尽量忽略其面部表情,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自然风景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这些作品也可以被看作是研究当时农业发展和乡村生活的图像史料。
安妮·莉利斯:是的,很多历史学家也是这么做的。康斯泰布尔很迷恋地形学,尤其是他后来在伦敦画了很多大尺寸的作品,他会尽可能用科学客观的技法去表现自然。他又喜欢画回忆里儿时萨福克农场的场景,比如最有名的《干草马车》,这幅画有1.8米长,对于风景画来说,尺幅算是很大的。这甚至也可以算是提高风景画地位、吸引注意力的一种策略。他试图去回忆印象中理想化的农业模式,现在看来,这些作品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和农业作业状况。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透纳呢?他是如何更进一步地推动了英国风景画?
安妮·莉利斯:透纳与康斯泰布尔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的创作初衷和表现手法都截然不同。你可以看到透纳的画面是动荡的、翻滚的,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他也喜欢大尺寸的画幅,作品中几乎没有人物形象,他把很多象征和隐喻放在画面中,气势更恢弘,情绪更激荡,他看起来比康斯泰布尔有野心多了。透纳要在他的作品里放满情绪,他的戏剧性和激烈的情绪多得都要溢出画面了,这种更个人化的表达,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
整个泰特美术馆收藏有大量透纳的作品,大约占他作品总数量的三分之二,涵盖他绘画生涯的各个时期。我们可以在这个线索中看到透纳的演变,尤其是当他的作品与同时期风景画放在一起时,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品巨大的冲击力,脱颖而出,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在当时备受争议的原因。影响艺术发展的人物往往是革命性的,改变人们对事物和绘画的认知方式,透纳就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就技术而言,现在的艺术家很难再超越康斯泰布尔和透纳这样的大师了,那么对于后来的风景画家来说,他们的挑战是什么?
安妮·莉利斯:在同时代,追随他们风格的艺术家很多,这些艺术家为风景画的发展添砖加瓦,但很难再让人印象深刻了。摄影术的出现是19世纪下半叶绘画变革的强行针,它促使艺术家找到新的绘画语言。从印象派开始,绘画语言发生了质的改变,风景画恰好是印象派最重要的一个类别,之后各个流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风景画,这个过程太复杂了。在展览的后半部分,我们也挑选了一些代表20世纪的风景画,它们的面貌差异一目了然。当画风景更多变成一种内省式的、自娱自乐的艺术创作时,前人的作品也就不再是挑战了。
三联生活周刊:经过这些发展,风景画成为英国绘画最重要的一种类型,我们也会将这种特质归结为风景画的“英国性”。在你看来,为什么英国会有滋养风景画发展的土壤?
安妮·莉利斯:18世纪,在欧洲“大旅行”的风潮下,很多英国人去意大利、法国旅行,这时最流行的是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和普桑(Nicolas Poussin)这样的法国古典风景画。这种风格开始被英国艺术家效仿,其中包括被称为英国风景画之父的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他们用古典风格化英国本土风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不便去欧洲其他国家旅行,英国人开始意识到本国风景的魅力。英国的自然形态非常丰富,而且气候多变,湖区、北威尔士山区这些地方的风景不但出现在艺术家笔下,也滋养着当时的英国文学。文学与艺术的相互呼应,这一点很重要,从而形成了“如画”和“崇高”的审美趣味,也就给英国风景画定下了一个基调,发展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风格。
我们熟悉的法国风景画是巴比松画派和后来的印象派,意大利直到19世纪才出现有影响力的风景画,在德国更为著名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我认为英国风景画的成熟,一是有赖于康斯泰布尔和透纳这样的旗帜性人物,二是英国人对本土风景的高度认同感。风景其实本质上就是土地,土地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经济结构、财产分配、政治立场等等,也许艺术家在画风景时并未考虑这么多,但这些隐含的信息统一在一幅画中,这幅画就不再只是一幅风景画。所有这些画作放在一起,其中的内涵也就是所谓的“英国性”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很多艺术家而言,风景并非创作的主要类型,大多是习作或草稿。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习作和一幅完整的风景画之间的界线?
安妮·莉利斯: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也会专门做风景画手稿的研究。草图中那种一瞬间、不经意的精妙之处是最吸引人的,此外也反映出艺术家构思的过程。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两者的差别很大,手稿尺幅很小,艺术家往往会在夏天去室外画一些草图,用来“记忆”风景,再回到画室画出完整作品,这个时间往往很长,也可能是冬天了,然后他们会将这件完整的作品送去展览。但后来,这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提倡写生的印象派,他们往往在室外写生两个小时,就当作一件作品送去展览了,我们看到很多印象派画家的草稿更灵动精彩。草图与完成作品在艺术价值上的区别,其实是反映我们对艺术标准的界定。
三联生活周刊:在现在这个科技化发达的社会,你认为风景画还那么重要吗?
安妮·莉利斯:我认为重要。在过去,一幅风景画会被放在美学体系下去欣赏,但如今我们越来越倾向将自然景观视为现代化城市的避难所。19世纪早期,画家去画风景,往往把它视为神造之物,自然是充满神性的。虽然现在我们不会再以这种角度去解读风景,但人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依然强烈。换句话说,除了为我们提供一个远离繁忙工作生活压力的平静舒适的港湾,风景也可以帮助我们唤起一些曾经由宗教提供的“精神性”的享受。
另一方面,有必要强调的是,风景画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记录景观,包括我们熟悉的自然景观,也包括工业景观、城市景观。许多当代英国画家的作品给出对现代城市的解读,非常值得关注。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展览,你希望向中国观众传达什么?
安妮·莉利斯:我希望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我希望他们喜欢这些作品,大多数英国风景画是美的,感受这种美是最重要的。其次,这些绘画代表着变化,一种是绘画风格的变化,一种是英国景观随时间的变化和其中的故事,其实这就是几百年来英国的图像史。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我希望可以把英国风景画和中国山水画进行一个对比,在上海博物馆藏有非常丰富精彩的明清山水画,尤其是清代以来的山水画与展出的这些英国风景画是同时代的,它们面貌差异很大,指向东西方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又有很多对自然理解的共通性。我认为这是此次展览在上博举办的一个优势,它不是孤立的。
(本文图片由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