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和民国时期，天津有藏宝的风气”
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蔡小川 摄）三联生活周刊：天津博物馆似乎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地方性省博以本省出土文物为主要馆藏，而是有着像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一样的全方面的馆藏结构。陈卓：天津博物馆是我国最早由政府开办的博物馆，从1918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尽管这期间博物馆名称变过很多次，馆址也更换过数次，但机构框架没有变。1949年以后，天津市政府先后把原来沿革下来的河北第一博物馆、广智馆、天津美术馆接收过来，合并成立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957年，历史博物馆中的艺术部门被分出来单独成立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到了2004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再次合并成为天津博物馆。馆藏脉络也很清晰，现在我们天津博物馆的馆藏，还保存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馆藏。
天津地域性出土文物不多，不像陕西、河南这样的文物大省，因此我们的藏品主要以传世文物为主。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每个朝代我们都有，上至彩陶，下到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和民间艺术品，书画、玉器、瓷器等历代艺术我们都有。这也是天津博物馆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纵观天津博物馆历史，馆藏中最珍贵的传世文物主要因获得捐赠入藏，这似乎也成了天津博物馆的特色。
陈卓：天津博物馆目前馆藏文物20万件，其中珍贵文物将近14万件，在不到1万件的一、二级文物中，70%为捐赠所得。天津博物馆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捐献热潮。第一次是在1950年至1954年，第二次是在1958年前后，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王襄、徐世章、周叔弢、张叔诚被称为天津博物馆的四位捐献大家，他们捐的东西则支撑着天津博物馆的收藏质量。周叔弢捐赠了很多玉器和印章、玺印。张叔诚主要是书画，也有一些瓷器、玉器。徐世章及后人捐的主要是玉器、砚台。我们博物馆一共1000多方砚台，徐世章一家人就捐了900方。当年他捐的时候，博物馆的人到他家里抬，发现楼板都压弯了。
大量捐赠集中在五六十年代那个特殊时期，造就了天津博物馆的基础。到了90年代，文物市场开放后，捐赠就很少了。在拍卖行业兴起前，文物流通只出现在天津沈阳道或者北京潘家园这样的古玩市场，但我们作为博物馆不会介入。后来拍卖行业兴起了，可市场价格越来越高，我们会有选择性地从拍卖行购买，这几年我们主要收购近代文献。此外天津博物馆还会通过接收天津海关查扣的走私文物来扩充馆藏，这十几年来接收过三四批。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近代天津文物市场会有如此特殊的历史背景？
陈卓：清末和民国时期，天津有藏宝的风气，这是由天津这个地域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清朝政府开放了贩盐制度，天津出现了大量盐商，他们在这里买房、置地，让这里充满经济活力。天津近代的很多实业家、教育家、收藏家，他们祖上都是盐商。后来李鸿章在这办洋务运动，袁世凯在这办“新政”，天津成为近代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除了经济基础之外，天津还是通航的重要港口，早期有南北运河，清代中期以后海运逐渐发达，天津成了货物集散地，也带动了南方江浙、安徽等一批商人来到天津发展，天津成了一座移民城市。此外作为京师门户，天津租界林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让这里成为军阀政要、皇族贵戚等各派势力之地。加之后来溥仪等清朝皇族来到天津，变卖内宫旧藏，也使得天津形成一个流通的文物市场网络。这样的文物市场，同时也培养出一批民间藏家和文物鉴赏家，那时叫“玩家”“古玩商”，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的阶层，专门盯着市场上的内宫旧藏，重金买下来，然后转手给有需求的达官贵人、当地军阀、政客或者大收藏家。
所以如果说地方博物馆要反应地域文化的话，那天津博物馆的馆藏反映的也是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特点，藏品来自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也代表了近代天津活跃的文物市场。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很多大拍卖行，每年也会定期在天津开设专场征集文物，每年成交的文物中，肯定有从天津出去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说文物市场是需要通过转手交易来运行的话，那天津博物馆的馆藏建设正好是一个反向的过程，是一种聚拢，一种终止流通。
陈卓：近代天津除了经济发展以外，也是最早发展现代化教育的城市之一。尤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推行“教育救国”，严修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会聚在天津，创办新式教育的学校、图书馆，而展览馆和教育博物馆这类社会教育机构也是在此期间被从国外引入天津。进入民国后，严修之子严智怡在1915年参加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考察了美国很多博物馆、美术馆，归来后号召政府出资创办天津博物院。当时他成立了几个组到华北地区征集文物、购买标本，并且不光他一个人，他身边的很多教育家、实业家，以及一些文物鉴赏家都为博物院征集文物出力。因此到1918年天津博物院正式创立时，已经拥有了上千件自然标本和约2000件历史文物。
尽管天津博物院由政府出资成立，但经费依然不足，诸多收藏家将自己的收藏借于博物馆展出。1931年时，天津博物院总藏品将近1.7万件，其中“寄陈品”60%，“寄赠品”20%，相当于80%的展品都来自收藏家。到了1935年，博物院藏品扩大到3万余件，藏家寄陈和寄赠品仍占56%。当时天津博物院的一些展览，展出的文物都是私藏，贴着藏家标签，而其中一些借展的文物，最后就留在了博物馆里。可以说，正是由于天津博物馆建馆早，馆藏文物才得以如此丰富。
三联生活周刊：这跟现在大部分公立博物馆完全不一样，一些公立博物馆很介意将馆藏与私藏同台展出。
陈卓：1918年创办的天津博物馆不像1925年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也不像1933年创立的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后两座博物馆都是由国家出资建设。而天津博物馆是直隶地方政府开办，1928年之后又归河北教育部门管理，因此经费并不充足，很难收购馆藏文物。好在天津有很多开明绅士，以及一些实业家、教育家，都参与博物馆建设，也因此天津博物馆成为一座由政府机构开办、由民间资助的“公办民助”博物馆，并于1922年率先在我国实行董事会制度对博物馆进行管理，“凡补助经费之学校、机关、团体或个人捐助资金物品价值至200元以上者，推为本院董事，共负监督指导之责”。当然，1949年以后天津博物馆就完全是公立的了，经费也充足，而民间与天津博物馆依然关系紧密，四位捐献大家均是在建国后相继将收藏捐于天津博物馆。
三联生活周刊：捐赠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天津博物馆馆藏以书画为主。和其他博物馆相比，你们的书画馆藏有何特点？
陈卓：就全国范围来说，天津博物馆的宋元书画尽管是精品，但数量上比不了故宫博物院或者上海博物馆，不过天津博物馆馆藏的1万多件书法绘画藏品中，三四千件明清书画非常全面。明清六百年，只要是画史、画论著录的画家，无论大名头还是小名头，我们馆藏里基本上都有他们的作品。这也和当年天津的民间收藏有关，可能故宫只会关注最有名的画家，比如扬州八家的金农、郑板桥，但天津民间藏家则会收藏扬州八家那一时期所有的画家作品。因此天津博物馆新馆于2012年开馆以后，我们陆陆续续办了两个系列的画展，一系列是按照画派策展，从吴门到扬州，再到四僧、海派，另一个系列是按年代走，明晚期、清早期，现在是清中期，将来还会有清晚期书画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