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三联生活周刊

“字节跳动”武汉研发中心内，两位技术人员正在讨论问题“在武汉市‘抢人’的大战略中，我不敢说互联网产业是最重要的。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们已经创造了好几万的工作岗位，这个是实打实的。”

走出北京

帅科没有想到，自己当初规划能使用三年的公司办公地在几个月之后就不够用了。

“我们2016年11月份搬过来的时候觉得，整整三层楼6000多平方米啊，我们至少要租个三年吧？结果很快就发现不够了。那我们想要个1万多平方米的，一看，你只能跑到五环外的亦庄去了。”

帅科不愿意去亦庄。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正坐在自己位于北京东北部望京地区利星行中心的会议室里，这座由香港地产商开发的顶级写字楼地理位置优越，离地铁站仅百米之遥，且因为竣工才两年余，内部装潢也极为现代化。在他看来，如果把办公地点搬到五环外那些相对便宜却“遥远”的地方，将会给他的员工们带来极大的不便。

作为互联网教育公司猿辅导的联合创始人，帅科当初的设想是平均一位员工能拥有10平方米的工作面积，但猿辅导当时在6000多平方米的工作环境中已经塞下了超过700人。塞无可塞，在2017年春节过后却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再招超过100人的辅导老师团队，他们急需一个更大的办公地点。

急速扩张的人员与场地需求在北京高昂的各项成本面前遇到了挑战。“在北京，大家面对的机会太多了，哪怕即使他觉得你这家公司很好，但是离自己住的地方太远，每天上下班太费劲了，他可能就会换一份工作。”另外，由于辅导老师团队的工作需要老师更能贴近初高中学生的心理，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更为适合。为此，在规划组建辅导老师团队的时候，帅科和猿辅导萌生了走出北京的念头。

于是在2017年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帅科没有如之前一样选择待在北京加班，他带着两位公司高管来到了湖北武汉。这次来，他们想要看看这座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核心城市是否有足够强的意愿和能力让他们把自己的第二个家安在这里。

与常规的线下辅导教育产业不同，因为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在线直播形式的互联网教育，猿辅导的数百位老师们并不需要与自己的学生们出现在同一个物理地点上，他们只需要一个有网络的教学办公室就好。这种技术带来的特殊性让他们可以摆脱传统线下教育在全国各地开设分校的模式，只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到几个能提供大量中高端教师人才资源的城市即可。因此，从高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出发，在寻找最适合孵化“第二个家”的落脚城市时，帅科把选择缩小到了武汉、西安、南京和成都这几座均拥有多所高校资源的所谓“二线城市”或“新一线城市”身上。初步考虑之后，他们觉得最优选的就是武汉和西安，然而，对这两座城市，帅科都不熟。

这时，帅科想起来自己正好有一个朋友是武汉人，就向这位朋友求助。这位朋友拉了一个微信群，向帅科介绍了两位武汉的相关政府工作人员，这两位非常热情地邀请帅科到武汉了解情况，于是为了赶上毕业季之前的“春招”，帅科立刻选择赶到武汉实地考察。

到了武汉之后，接待他的正是之前在微信群中热情邀请他来汉的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后简称“东湖高新区”）“互联网+”办公室副主任李猷。两年之前，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成立了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互联网+办公室”，在此后的两年间，李猷为了争取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资源曾多次进京；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主动来武汉考察了。

但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帅科要在武汉解决的最现实问题就是他们在北京遇到的问题：办公室在哪儿？为了将猿辅导留在武汉，李猷立刻决定亲自开车带着帅科一行人去找合适的办公场地。当天下午，他们在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密集考察了光谷软件园、光谷世贸中心、当代梦工厂、光谷金融港等园区。有了李猷的牵线搭桥，帅科一行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大概看完之后一个礼拜我们就定了，立刻就开始了注册公司这些流程。”

大概就在同一时间，开发出了今日头条和抖音等热门产品的字节跳动公司也有了走出北京的想法。作为一家员工人数在当时已经突破1万人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当时还叫“今日头条”的字节跳动除了商务销售部门之外的绝大多数员工都集中在北京总部，其中核心的技术研发人员更是如此。

“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如果只是在一个地方招人，这个对于人才的吸引是有问题的，就肯定是没有那么好的，我们最好是在全球各个地方都能招人。”目前是字节跳动在深圳和武汉两地效率工程团队负责人的李一飞对本刊说道。一年多之前的2017年5月，他接受了字节跳动的邀请，加入这家公司负责筹建其深圳研发中心。半年之后的2017年12月，随着深圳研发中心的顺利运营，李一飞再次来到武汉筹建字节跳动的武汉研发中心。

与拥有上千位老师而显得规模庞大的互联网在线教育行业不同，因为对“算法”的重视与成功使用而成长为互联网巨头的字节跳动更需要的是人数没那么多却更为难招的中高端技术研发人员。对这家技术公司来说，优秀的研发人员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其创始人张一鸣就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一名优秀的CEO也应是优秀的HR”。而在北京，他们需要面对全中国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根据互联网人力资源平台拉勾网发布的《2017互联网职场白皮书》显示，北京连续多年作为最吸引互联网人才的城市，互联网人才的招聘难度高居全国榜首。

“你如果（把研发）放在一个地方，你招不到那么多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李一飞向我们吐苦水道，“你可能需要300人做一个事情，但是你在北京要招300个很优秀的头条这种标准的人是很难很难的。”

事实上，尽管李一飞将“头条的标准”解释为“肯定比BAT要高一些，BAT大概30%～40%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面试”，而且这是“行业里比较厉害的人都知道的”；但作为当前中国高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城市，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北京当然不会连300人都找不出来。

问题在于和他们一起争夺这些人才的公司同样多得吓人。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在当时全国的131家“独角兽”企业中，北京市就以65家的数量占据了一半的名额。在这里，除了BAT，字节跳动还要面对滴滴、美团等与其体量相似甚至比它体量还大的公司的竞争。

“你可能需要300人做一个事情，但是你在北京要招300个很优秀的头条这种标准的人是很难很难的。”

“大家在北上广考虑的维度会多一点，所以（人才的）竞争会更激烈。”在4月份才因为武汉研发中心的成立而加入字节跳动并担任一个小团队负责人的靳伟对本刊坦承，此前他一直在武汉从事相关的技术工作。他对本刊分析称，如果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候选人不仅要考虑公司的发展前景，还有薪资、部门具体做的业务等等，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所以竞争会激烈一点。而在武汉，他非常自信地表示，“从每一个维度来看，（考虑的结果）可能都是头条”。他之后又补充说，虽然华为武汉研究院开出的薪资也很高，但由于其偏向通信行业的特殊性，并不会对其他互联网公司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李一飞总结说：“（北京之外的）其他地方有很多人，比如说深圳，比如说武汉，他其实是愿意来头条的，他水平也够，那可能这些人不愿意离开家，所以我们就说如果这些人才足够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开研发中心，然后把事情拿过来做。”

字节跳动效率工程团队负责人李一飞

猿辅导联合创始人帅科打造“第二总部”

今年4月16日，字节跳动的武汉研发中心把家安在了武汉光谷地区首个5A甲级写字楼保利国际中心。站在这座开业刚刚两年的写字楼上，沿着下方铺设了有轨电车的关山大道朝北望去，你依稀能看到不到两公里之外的华中科技大学，朝南一公里则是汇集了不少互联网企业的光谷软件园。因为有了顶级学府和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入驻，从去年开始就有武汉当地媒体将这条长不过5公里的关山大道称为武汉市第三个“总部一条街”。

从行政区划上看，关山大道位于武汉市洪山区，但它却被认为是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标志性工程。打开武汉市的地图，你并不能在上面的行政单位上找到“东湖高新区”的名字，但它却有一个更响亮的称号——光谷。这个位于武汉市东南部洪山区与江夏区境内的新技术开发区远离武汉传统商业密集的长江沿岸地带，在历史上并非英才聚集的繁华之地。“我刚离开武汉的时候，这块地方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在地图上”，陶芸坐在其位于保利国际中心的会客室中对本刊感叹道，她现在是社交电商企业小红书武汉总部的负责人。因为公司楼下正在同时修建武汉地铁2号线延长线以及雄楚大道高架桥，陶芸觉得虽然第一感觉特别堵，但你能实时感受它的发展速度也特别快。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光谷这块在当时还是一片田地的区域被规划为创新型技术产业的发展集中地，2001年被原国家计委、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这也是“光谷”之名的由来。近10年来，他们又将目光对准了发展迅猛的互联网信息产业，相继修建了光谷软件园与光谷金融港等产业园区，并在2009年成为继北京中关村之后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离家十几年、土生土长的“武汉伢”陶芸已经在上海打拼出了一番不小的事业，但已经结婚生子建立了家庭的她却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因为觉得“性价比”太低。去年7月，正好自己所供职的企业小红书决定要在武汉设立研发中心，她终于有了合适的机会回到武汉，负责这个研发中心的筹建工作。在刚刚过去的6月21日，他们也选择把自己在武汉的办公地点放在了保利国际中心这栋楼里，和字节跳动成了邻居。除了这两家公司，这座42层的超高层办公楼还是比特大陆、微派网络、出门问问等多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武汉的办公地点，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的两年中。

小红书武汉总部的员工中午乘搭电梯下楼吃饭

已经进驻了多家互联网公司的保利国际中心“现在有非常多的企业在我们这边搞‘第二总部’，我们自己把这个现象归纳成了一个概念，就叫‘第二总部’。”坐在东湖高新区的办公室里，李猷对本刊说道。虽然身份还是政府官员，但因为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长期与互联网公司打交道，李猷在言谈中看上去与一个互联网投资人毫无二致。“我们现在判断一家企业好与不好，我们政府自己不去说，我们也不让专家来说，我们让谁呢？我们让投资人说它好还是不好，我们就看你的估值到了多少，你的融资额到了多少。”知道本刊记者想要采访小红书而不得其路，李猷立刻掏出手机拨通了陶芸的电话，搞定之后，他略显自得地说：“我可以把那个名单（即在武汉设立了‘第二总部’的企业名单）找出来，你自己可以‘点菜’，你点谁就是谁，我帮你联系这些企业。”

其上级领导用亚马逊公司的例子向我们解释他们的想法。去年9月，亚马逊公司宣布将在北美选址设立第二总部，而他们在随后几个月中共收到北美三国共计238份申请，美国本土只有7个州没有提出申请。各大城市为了博得亚马逊的青睐使出浑身解数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成功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如果亚马逊选择了某座城市，该城预计将获得5万个工作岗位和50亿美元的投资。

虽然武汉暂时没有迁移来的企业能达到亚马逊这样的规模，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潘敏对此进行的解释仍然具有共通性：“第二总部往往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的溢出效应，或拓展新业务的战略抉择。”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认同“第二总部”的说法，比如小米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就向本刊强调，他们在武汉设立的是“武汉总部”，而非“第二总部”。但抛开这些概念上的东西，因为人才、成本、政策等综合因素，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在这两年将其运营中心、研发中心等重要分支机构搬到了武汉。

对于“第二总部”这样的说法，小红书的态度是“认可”。陶芸对本刊解释道：“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觉得它是第二总部，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武汉总部和上海总部双重运营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运行的，但是政府他对外宣传是第二总部，我们也是认可的。”目前他们在武汉已经拥有了超过800人的规模，其中大多数为运营人员，技术研发人员的比例在1/10左右，未来研发中心人员规模会达到300余人。

帅科也觉得这种说法是“宣传需要”，他们自己无所谓。对他们来说，能得到实打实的好处就行。当我询问他北京与武汉两地成本差距时，他语气强烈地表示：“那这边（指北京）贵太多了！”据他透露，仅从租金上考虑，他们在北京租用的写字楼一平方米每月大约300元；在他们刚刚新设立的西安分部，一平方米的价格仅为每月60元，而“武汉的价格要比西安还低”。

尽管有人质疑这些所谓的“第二总部”只是企业将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转移出去的做法，但李猷对此嗤之以鼻，他立刻回应称：“没关系，我也接受。”他说他也理解很多企业一开始有顾虑，比如小红书刚开始搬过来的也是运营和客服部门，但干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发现武汉这边确实还可以，于是慢慢就把研发也搬回来了。

就在接受本刊采访之后的那个周末，李猷和武汉市的相关领导们再次来到了北京，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举办“2018楚才回家”的活动，在当天早上的活动中，有10家总部在北京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与东湖高新区签订了第二总部项目的合约。和去年一样，小红书今年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与政府的良好合作让陶芸愿意过来站台。“我起初真的是一点小事都找他（李猷）帮忙解决，他们真的还蛮细心的，所以我们才能比较快地落地下来。”

终于能考虑留在武汉了

为了宣传自家的“第二总部”概念，今年3月11日晚上，武汉市市长万勇参加了央视《对话》节目的录制，与他同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面对万勇直言：“中国的城市，包括武汉在内，未来实质上是一个综合竞争，而最大的一个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抢人大战’就是我们武汉先发起的，”李猷对本刊强调，“从2015年成立互联网+办，我们就专注于抢抓互联网这个机遇，那个时候我们就强调我们的理念是‘抢人’。”他同时反复对本刊表示，他们想要的不是税收，而是工作岗位。“人有了工作机会，城市才更充满活力。”

“不要钱要人”的战略背后是武汉过去多年人才严重流失的惨痛教训。如同硅谷与中关村的发家史一样，丰厚的科研人才是所有这类创新型区域崛起的关键因素。光谷本不应是例外，以华中科技大学为首，其51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聚了42所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超过80万。然而，相比起他的老大哥们，整个武汉市在此前的若干年间都没能留下其中的大多数优秀人才。根据武汉市人社局发布的武汉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从2007年开始，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逐年递减，2007年为55.3%，至2011年仅为47.04%。2016年统计显示毕业生留汉为15万人，大致恢复到五成左右。但相对于同是教育大省的广东和浙江，其毕业生留在本省的比例分别高达85%和80%。

而缺乏足够有吸引力的就业环境被认为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曾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主要决定人口分布的是产业，人是跟随产业走的。根据招聘网站智联招聘的调查，互联网、汽车制造、金融是当前毕业生就业的前三大行业，而武汉在对年轻人最具吸引力与容纳能力的互联网产业上却没能走到前面。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的资料，在2016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的区域分布中，整个湖北省只有两家百强企业。

没有好的就业机会，正处于想要一展抱负年纪的青年才俊们不会甘心被困在这里。除了陶芸，今年4月因为字节跳动武汉研发中心的成立而回到武汉的赵鹏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赵鹏从小生活在离武汉不远的咸宁市崇阳县，从实习开始就去了北京的百度公司，毕业后也留在了那里工作；三年之后，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他想要回到家乡，但现实情况让他颇有一种身不由己之感，当时全湖北省没有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才发现当时的（互联网）环境是很惨淡的，选择太少。”无奈之下，他只得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去了同在北京的字节跳动。

又过了四年，已经结婚生子的赵鹏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己所在的公司正好要在自己的家乡开设研发中心。“一听说我们公司有这种可以直接转岗回来的机会，我第一个就申请了。”

负责筹建字节跳动武汉研发中心的李一飞发现，与他之前负责筹建的深圳研发中心相比，作为人才流出大省的湖北有更多有意愿回家的人才。“武汉这边的回流情况可能更好一些”，李一飞对本刊说道。目前负责字节跳动武汉研发中心人员招聘事务的同事对本刊透露，在他们目前所有发出的工作offer中，大约80%的家乡都在湖北；而剩下的20%选择回到武汉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另一半来自湖北，他们才选择回到武汉。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同样发现超过60%的新同事是从北上深回流武汉的，“因为本地互联网公司并没有那么多的互联网人才存量，所以大部分还是从外面回来的，而其中主要回流的城市是北京”。而他们在两地的福利待遇则完全一致。

事实上，当聚集在武汉的企业越多，它吸引人才的能力也就越强。“目前武汉的互联网产业基本都在光谷，它在慢慢形成这样一个聚集的氛围。”陶芸告诉本刊，“我觉得这是好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湖北籍的人愿意回来的原因，因为这边互联网的这片土壤慢慢生成了，所以说大家也特别愿意回来发展，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在我们采访那天，字节跳动暑期实习生的面试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武汉实习”，还在中南民族大学上大三的汤健也在那天下午过来面试，他对本刊如此说道。而现在，随着小米和字节跳动等公司的到来，他和他的同学也开始尝试在武汉寻找实习机会，据他了解，他已经有3个同学到小米武汉总部实习了，而他们这几个“技术比较好”的学生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要留在武汉。

比汤健更有行动力的是和他同一年级来自华科的江高华，他告诉我们说，从去年10月份看到了相关消息之后，他就开始了解具体部门的信息，觉得蛮感兴趣的，就通过一系列笔试面试的流程，在成立第一天就到了这里实习。事实上，因为比较优秀，他此前曾在北京的美团公司实习过一次。“我现在就是希望能趁这个机会多看几家公司，然后选一个比较中意的。”而在一年之前，他在武汉很难找到同档次的实习机会。因为公司包三餐，实习了两个多月的他据说体重已经涨了10公斤。

去年9月开学之后，小红书在华科举行了一场校招活动。陶芸向我们回忆，当小红书创始人瞿芳站在台上问有多少人愿意留在武汉的时候，至少有1/3的同学举起了手。而根据华中科技大学《2017年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去年该校留在湖北省就业的人数还不足1/4。“7月份马上就有十几个应届毕业生要到小红书研发中心正式工作了”，陶芸说道。她同时透露，对于这些研发岗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开出的月薪在1.2万～1.6万元之间。这样的薪水即使放到一线城市也绝不算低。

当然不是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员工都能拿到这么高的薪资，但毕业生们也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刚刚从湖北工业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刘静就没有选择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因为从小喜欢英语，她选择加入猿辅导做起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将近8000元。“我觉得在武汉来说算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据她透露，与她一同毕业进入工厂做本专业工作的同学大约薪金在5000多元。短短一年时间，猿辅导就招聘了超过500位教师，而因为这种丰厚的人力储备而奔赴武汉的互联网教育公司已经超过了8家。

“（武汉和北京的）薪水肯定是有差异的，同样一个员工，在武汉的成本要低一些，但他本身消费水平就低一些。”帅科对本刊说道，“我当时问武汉的领导，我说比如像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本科毕业在武汉还不错的公司，大概多少钱一个月？他说应届本科毕业5000块钱一个月算非常好，那我说我们的标准就比5000元要高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定的是给到6000元到8000元。”

李一飞觉得让年轻人能留下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仍然认为现在毕业的大学生到外面一线城市闯荡的意愿还是更强一些。但无论如何，更多企业的到来也让武汉“五年内留下百万大学生”的目标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在武汉的同学们能够有兴趣来我们这里实习，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武汉。”

（文中李一飞、赵鹏、靳伟均为化名）

“（武汉和北京的）薪水肯定是有差异的，同样一个员工，在武汉的成本要低一些，但他本身消费水平就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