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教重镇的人才变局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上，有一所外表老旧的民宅大院。大院位于惠济路与惠济二路的交界丁字路口，与武汉市委隔街相望。与汉口的新华路等主干道不同，惠济路幽静无扰，大院在两排冠盖亭亭的梧桐庇护下，与世无争地注目着稀少的车流驶过。
这里是杨森公馆，四川军阀杨森1928年大兴土木修筑的私人花园，建国后被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7年，它有了另一个崭新身份：全国首个实体化招才局办公地点。与隔街戒备森严的市委大院不同，杨森公馆对外开放、出入无需登记，门口有一块红底金字的“武汉市招才局”招牌，像是要敞开怀抱欢迎所有人。
办公地点是一栋老式建筑，室内仍然用着那个年代的木地板，走起路来咯吱作响。晚上9点，咯吱声依然响着——武汉招才局员工都没下班，晚饭后自觉回到公馆，伏案工作或接待来访者。“这都很正常，加班是常态。”48岁的武汉招才局综合管理处处长何慧超说。
何慧超同时兼任武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他这样解释武汉成立招才局的原因：过往人才工作都分散在不同部门，人社、经信、科技等多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才工作职能。“就像九龙治水、撒胡椒面一样，政出多门，解决不了问题。”人才需要到处找政策、跑项目，浪费时间、占据精力，还不乏有人多渠道申报，重复享受不同部门的类似政策和资助经费。
招才局成立后，从17个部门中梳理了81项人才管理职能，将近五年出台的65项人才政策进行优化调整，研究整合了35项人才项目资金。“一个平台一个窗口对外，统筹起来，不浪费。”何慧超说，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以及“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两大工程，换做组织部人才处的工作力量，“是难以搞起来的” 。
1. 6月22日，一场大雨中，武汉大学举办了2018年的毕业典礼
2.成立伊始，武汉招才局的工作就十分忙碌
3. 2月23日，武汉一人才市场举办的新春首场大型综合招聘会上人头攒动（承影 摄/视觉中国供图）这个思路的提出者，是前任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后者在2017年1月履职后，将人才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命市委组织部研究新型机构的定位和职能，为成立招才局做准备。此前，陈一新曾在任职浙江金华、温州期间，同样成立了招才局。
但因涉及编制增设问题，金华、温州的招才局都采取了“虚拟机构、实体运作”模式。武汉更进一步，将招才局实体化，挂靠在市委组织部，组织部部长兼任招才局局长。在冻结编制的情况下，市委组织部专门从各部门抽调在编干部，到市级招才局工作。目前，全市各区亦成立招才机构14个，配备工作人员128人。
在2017年4月的成立大会上，被聘为武汉“招才顾问”的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雷军还笑言，起初以为是招“财”，没想到是招“才”。此前一天，雷军在凌晨近2点抵达武汉，他最大的感触和感动是，为他接机的竟然是时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首任招才局局长的杨汉军。
这只是武汉开始对人才表达重视的明显信号之一。成立伊始，招才局就被委以重任。何慧超说，如今武汉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常要求招才局列席。而在武汉率先将招才局实体化运作并推出购房八折、最低薪酬等政策后，全国各地人才办都纷纷到访，想向武汉取经。
“事情比过去多得多。”2018年初，何慧超开始兼任招才局综合管理处处长，工作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他的微信消息太多，已显示不出具体数量，只有一串红底白色的省略号。
采访已是傍晚，其间他接听了5个电话，均为工作相关。头一天，他刚刚在华中科技大学（简称“华科”）给其他城市的人才学习团讲完课；采访后，他还得准备翌日会议材料。下一周，他将同组织部部长兼招才局局长一道飞赴海外，做武汉全球引才工作。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武汉招才局青年人才处处长石柏林同样忙碌，他在准备几天后的一场宣讲发言，但这次宣讲不是为了引才，而是为了纪念一位之前病故的同事和领导——深夜接机雷军的杨汉军。
杨汉军病逝于2017年8月9日。生前10天，他曾辗转波兰、以色列、俄罗斯等国家开展武汉全球引才工作，10天内行程1万8000公里，搭乘3趟红眼航班，此后突发心脏病因公去世。2018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杨汉军“全国优秀组织工作干部”称号，并在组织系统广泛开展向杨汉军同志学习的活动。
“像打仗一样。”这是成立一年多来武汉招才局的态度和强度。武汉招才局提供的材料，彰显着他们“招才引智”的决心：“不是阶段性地设立‘临时机构’，而是规范有序、常态运作的专职招才部门……不是应时应景的‘突击工程’，而是着眼武汉复兴、未来发展的长远战略。”
楚才东南飞
武汉复兴，首要目标就是留下武汉每年数以30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在何慧超等干部看来，这是武汉“真正的富矿”。2017年2月，武汉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力争5年吸引100万大学生留汉，并在全国范围率先提出大学生无门槛落户。
2018年，这个工程提出了另外一个口号：“留汉不留憾”——长期以来，武汉都被标记为一座“充满了遗憾的城市”。其标记之一就是，留不住人。
这座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枢纽，拥有包括7所211在内的84所高校，在校学生逾120万，是全球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之一。但过往，被武汉高校培养的楚才，多数人并未选择留在武汉。他们像孔雀一般，源源不断地东飞、南下或北上。
武汉互联网招聘信息平台WHITer负责人王亮201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那时全班30多人几乎都离开了武汉，包括曾经的他在内，多数去了长三角、珠三角发展。“唯一留下的是个女生，还是武汉人。”王亮说，“我们学校算是211了，武大（全称‘武汉大学’）、华科留下的就更少了。”
华中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从就业单位地域分布看，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超过50%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就业。”该校近年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透露，选择签约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留在湖北的比例约在25%上下。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简称“华中师大”）也大致在这一比例。华中师大学生就业工作处副处长郎东鹏说：“每年留在武汉的比例约有17%～18%，10年来变化不大。”
“2013年、2014年之前，基本上是净流出状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说，“主要还是产业吸纳能力有限，这跟武汉民营经济不太活跃有关系，待遇很低。博士能留下的可能就几个点，研究生也很少，本科生留下的不超30%。”
学子不留汉，只是武汉过去发展的一个缩影。“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很多人对武汉发展道路的形容。作为“九省通衢”，清末民初的武汉曾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坐拥两江三镇。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写道：“武汉应略如纽约、伦敦之大……若以之建设，亦是理想上之城市。”武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就得益于清末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布局。
直至1949年建国后，武汉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作为中南局所在地，一度中央直辖。“一五计划”中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武汉钢铁厂（武钢）、武汉重型机床厂（武重）、武汉锅炉厂（武锅）等7个项目皆在武汉，包括今日仍川流不息的武汉长江大桥在内。“清末民初、20世纪50年代，是武汉发展最好的两个年代，全国范围内仅次于上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说。
但在改革开放后，武汉发展步伐降了下来，甚至有所衰落。邓小平在80年代末提出“两个大局”，第一个大局就是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此大局。一个佐证是，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达83%，留成比例只有17%；而同期沿海开放城市则有“5年不上缴”等特殊政策。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那个年代沿海都要向中央要政策，武汉等地就被牺牲了，中部塌陷就是这样塌陷的。”伍新木在80年代曾在省人社厅任职，专门写报告论述这一问题：上缴财政比例过高，导致了武汉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市民薪资普遍较低。
而面对降速的社会经济与不停外流的楚才，武汉能做的则非常有限。张小龙和雷军这些如今呼风唤雨的互联网大佬，都是武汉走出的楚才。这让武汉的干部感到可惜。“都是痛，所以我们不是抢人，是留人呐。”何慧超说，“过往武汉也想过要留才，但没有一个好招，也没有那么急切。”
一个直接原因是，曾有直辖史的武汉在80年代成为计划单列市前后，“省市关系非常不好”。伍新木自80年代先后任武汉人大财经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他回忆了一则趣事。80年代中期，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吴官正想引进外资，与外商约在了省厅谈判，作陪翻译的是一位英语流利的省科教厅年轻女科长。
双方商谈进展顺利，商谈一个多小时后进行午餐。但在用餐时，省厅女科长突然用英语对外商说：“你跟武汉市委书记谈一点用都没有，得跟省厅谈。”女科长的话不无道理。在当时，武汉市要做任何事，都需要经过省厅层层审批，才能落地。
吴官正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同样不错。他听懂了这句话，后来在无数个场合提及，表示武汉市的权力太小，发展受限。那家外商最终没能引进来——直至1992年，整个武汉都没有一家外资企业。
武汉上缴中央的财政，也多数被交给了湖北省反哺其他地区。“因为湖北很大，发展也滞后。武汉多给省里，省里向中央返还时就少一点，听起来好听一点。”伍新木说。武汉城市基建，也多因此掣肘，被笑为“中国最大的县城”。
王亮家在江浙一带，他至今还记得自己2006年初到武汉时的第一印象：地面脏乱不堪，交通拥挤，“那时的武昌站就像乡下一样”。当时，王亮的想法跟如今很多刚来武汉的学子一样，“赶紧毕业离开这鸟地方”。
何以留汉
上大学后，王亮谈了武汉籍女友，跑遍武昌、汉口的大街小巷，到毕业时看法已有很大改变。“相信2006、2007年开始在光谷上学的同学可以切身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王亮说，“看着光谷从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发展成今天这样，让我对这座城市稍微有了点期盼。”
光谷，亦称“东湖高新区”，是武汉从一座工业城市转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最大尝试。进入21世纪后，武汉在光谷以光电子产业为主导，聚集起了一批高新技术和互联网企业。今日光谷已初具模样，但中心地带的大转盘仍被工地环绕，将建设亚洲最大的地下商业综合体。时值下班高峰，车流寸步难行。同行的两位朋友都在武汉读的大学，时间跨度从2010年到2018年，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大转盘他们上大一时就在修，直到毕业都未修好。
建设中的光谷，是近些年武汉大搞基建的一个缩影。最多时，武汉同时有5000个工地开工，城市负债一路走高，主政市委书记阮成发还被市民冠以“满城挖”的绰号。身为武汉人的他表示这是在为武汉的过去还债。他说，若干年后，当人们回头看，如果不这样做，“会对不住这座城市”。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这些建设都在为武汉以后吸引足够多的人口做准备。2018年，武汉开始在光谷推进存储器、航天业等国家级新基地建设。何慧超说，武汉要与其他城市形成错位竞争，“挖掘自身资源禀赋引进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在第二波人口红利中优化武汉人口结构。“政策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才已取代土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现在的人才工作，内涵和外延都比过去发生了很多变化。”招才局任职半年后，何慧超如此总结自己的体会。比如，组织部负责党管人才，聚焦高端人才。“现在既是政治工作，但更多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工作越干越多。”
2017年“两个百万”元年，效果立竿见影。整个2017年，武汉大学生留汉达30.1万人，包括14.7万在汉应届生、4.3万外地高校应届生、11.1万往届生。而据石柏林透露，从2018年的情况看，留汉大学生数量总数已超50万，任务完成量超一半。9场校友资智回汉专场，签约项目投资额也达1.3万亿元。
华中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留汉毕业生逐年增多，2017届毕业生中选择就业的有接近1/3留在武汉就业创业。“毕业生越来越看重个人发展空间及晋升渠道，当然各地人才优惠政策及地区因素也会影响到学生就业选择。”
相较于其他地区在落户门槛、补贴上做文章，武汉推出了两大针对大学生的政策：大学生八折租房买房、应届生最低薪酬指导价等，二者与落户一起，被何慧超誉为“三件法宝”。这是招才局聘请第三方机构，针对大学生户籍、薪酬、安居、服务进行调研后制定的政策。
“比如调研显示，大学生毕业后前4.7年都是租房，之后买房需求猛增。95%的大学生认为单租最好，不搞合租合住。面积实际需求比我们想象的还小，平均37个平方米足以。”石柏林说。
6月9日，采访前两天，石柏林在现场见证了首个八折购房现场的摇号。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临空港青年城”首批392套房源。总共报名1万余人，符合条件者1853人。中签者可在三种小户型中选择，以低于市场价20%的6800元/平方米购入。2017年毕业留汉的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毕业生胡振幸运地摇中一签。他来自黄陂木兰山，中签能为他“省下来十几万”。
胡振说，当天摇号现场十分壮观。上千个人，出了地铁口就一路向会场狂奔。会场能够容纳3000余人，摇号学子和家属分在两个区。摇号时，原本坐在凳子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仰头目不转睛看着屏幕，场面壮观。“这绝对是痛点，绝对没错。”石柏林目睹了这一幕后说。
政策并非没有质疑。采访间隙，招才局干部带我走进了市委大院——曾经的中南局办公所在地，建国后武汉一度辉煌的见证。何慧超和石柏林偶遇了一位市政研究室干部，后者闲谈间问及招才局推出的毕业生最低薪酬政策，似乎是想要弄清政策出台背景与依据，语气不乏质疑。
2017年底，武汉出台大学毕业生在汉就业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本科5万、硕博分别为6万与8万，而根据“前程无忧”调查，2017年武汉本科生起薪仅约3300元/月。石柏林解释，这些标准都是软性而非强制的，但有实际意义。“首先大学生跟企业谈判时，会有一个标准和筹码，倒逼企业提薪。”
“虽说薪酬制定应是市场行为，但政策能对市场有引导。”石柏林说，“武汉工资很低，这也是痛点。不能满足最低薪酬指导价的企业，还真不一定是武汉市真正需要的企业。有一种倒逼机制在内，还能惠及周边城市。”
这话听来似曾相识。与中国很多城市一样，武汉重大的经济发展节点，都离不开政府行为刺激。早在“满城挖”前，建国后落户武汉的武钢、武锅、武重等重点项目都在2000年后逐渐搬离主城，只剩新中国首座横跨扬子江的武汉长江大桥，仍在奔腾的江水之上默默地履行着使命。
“直到15年以前，武汉还有很多纺织女工，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转行了。”秦尊文说，如今武汉市区已没有一家纺织企业，都搬至周边的咸宁、孝感。取而代之的智能物联网汽车等高新密集产业，代表着武汉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产业既是资金密集型，也技术密集型，都需要人。”
招才之后呢？
“百万大学生留汉”工作速度比想象中快，但或许更为值得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招才后呢？”2018年，各大城市间上演的“人才争夺战”引得诸多学者发声：这些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产业承载力和公共服务去匹配落户大学生。
石柏林说，武汉在搭建一个市级统一就业平台，“将所有企事业单位招人的岗位捞出来，一个区一个区地捞”。所有岗位满足最低薪酬标准，不满足的一律删掉。“只要大学生来，武汉1∶1匹配就业岗位”。目前，该平台已打捞出15万个符合条件的岗位。
对于武大、华科、华中师大等重点高校而言，政策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更多的人是因为家庭或恋人原因留下的，而并非武汉这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武汉大学2017届硕士毕业生韩青说，湖北或周边省市的人会更愿留下来。家在湖南的她因男友留在了武汉，从事地产行业。她说不会购买八折安居房，“这种房子没有升值潜力，而且一般比较偏远”。
即便如此，面对一线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和壁垒，当武汉表达出一定诚意和潜力，也有离开的人归巢回来。王亮2011年为女友回到武汉，2016年开始兼职做起WHITer平台。“回流比前几年多了很多，很多人都在观望。”王亮说。
35岁的武汉人汪涛通过WHITer平台，2016年回到武汉。上海打拼多年后，他仍然无力承担高房价，也为孩子教育发愁。“至少先把房子买了。”他在武汉找到的工作薪资比上海砍了近一半。而在日新月异的IT行业，他感到武汉能学习的东西也有限。“很多业务以外包为主，技术、思维都比较落后。”但为了孩子和家，他不得不回。
武汉招才局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趋势：一线城市的高壁垒，让诸多人才因无法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而回流、撤退，而这就是武汉要补齐并发力的地方。为此，武汉已开始酝酿留汉2.0政策，着重大学生留汉后公共服务配套升级。
2.0政策将包括增开幼儿园、儿童医院等政策。成立招才局前，武汉已着手补齐所有市属医院中儿童医院的短板，并在全国范围内预定、招募儿科医护人员。同时开始建设40所幼儿园与小学。“要保持战略定力，不降低门槛，也不搞补贴，只着重优化。”石柏林说。
每次回武汉，汪涛都感觉到家乡在发生变化。2006年要坐一个多小时大巴到达的光谷，如今坐地铁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他生长的大街小巷，说普通话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以前几乎没有说普通话的”。
但往上比，武汉吸引力仍然有限。京沪筑起高墙之后，更多人选择流向深圳、广州。2017年，两地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62万、45.5万，全国前二。深广一年新增人口，几近杭州、武汉等8市之和。武汉新增14.8万人，全国排第六。
“武汉费了这么大劲，也差一声不响的深圳很多，证明产业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秦尊文说，好在国家开始重视武汉了。这两年中央领导多次前来视察，也能说明武汉战略地位提升。而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路过武汉，只在武昌停留了30分钟发表讲话，表达改革决心，连火车站都没出就南下深圳了。
深圳也是武汉招才局谋划中的下一站。何慧超说，武汉人才工作将逐步由政府交给市场。下一步计划，是打算在深圳采取相关手段，探索市场化机制开展运营招才工作。
“经济活动也是能策划的，可顺势而为，也可刻意而为。”何慧超说，“人才工作，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年多来最大的体会。”
（文中王亮、汪涛、韩青为化名。感谢WHITer为此文提供帮助）
除学术水平外，武汉大学也以樱花景色闻名
武汉大学樱园学生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