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线”与“新经济”：人往何处去？

作者:主笔贾冬婷

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数字经济崛起的趋势下，与其说是城市在选择人，不如说是这一代人在重新选择和定义城市。

与互联网共生的这一代人，他们的生活理念、消费理念、择业理念，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人才争夺战：从“动钱”到“动人”

城市经济学家陆铭曾在不同场合询问年轻学生：你们喜不喜欢大城市？一般会有50%的人举手：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大城市环境差、房价高、道路拥堵；再问：如果没有户籍等方面的制度限制，你们毕业之后会不会选择在这样的大城市就业？这时候，大约有90%的学生举手，会选择在这样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于是，有趣的问题产生了：50%的人不喜欢大城市，与此同时，90%的人会选择留在大城市。

个中原因也不难解释。陆铭随手拿起桌上一张餐巾纸画起来：一边是小城市，一边是一线或二线大城市。如果去往大城市的收入减成本大于留在小城市，那人就会流动到大城市。大城市的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所谓“城市病”，比如拥堵和污染；二是制度成本，包括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对于城市来说，要想吸引人来，就要提升三个目标——增长、宜居、和谐——经济要增长，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城市病要治理，以及放宽制度限制。三者相比，放松户籍制度是最简单直接的。

陆铭本人就成长在一个“移民家庭”：爷爷辈是宁波人，父母在上海长大，又去了安徽支援内地建设，而他的研究方向也逐渐集中到区域和城市经济学领域。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自由移民的意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也是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的途径，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与人们普遍对“拉美化”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不同，陆铭认为中国陷入“欧洲化”是更大的潜在危险，或者确切地说，是“欧元区化”。“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分割市场并存的深层次危机，而与欧洲相比，面积差不多大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原本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共同市场，本应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而实际上，中国地区之间‘以邻为壑’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生产要素的流动依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特别是由于当下的户籍制度，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定居的制度障碍，比欧盟国家间的障碍还大。”

那么，“人”这一要素，如何从负担变成了财富，甚至成为各大城市争夺的对象？陆铭认为，“抢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将近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走过的道路，其实都是靠投资来驱动的。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10年，以4万亿支出计划为发端，全国各地都在投资开发区，搞基础建设。特别是在国家层面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时，没有选择将劳动力移向资本，陆铭称之为“动人”的政策，而采取了将资本移向劳动的政策，即“动钱”的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产业转移”等。这轮增长过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全国普遍出现产能过剩，不仅是在生产领域里面存在企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公共基础设施上也出现显著过剩，开发区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或者几个产业园。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前一阶段靠投资和负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了，于是都想通过人力资本来给经济找到下一波增长动力。

“抢人”的另一大背景，是“人”变得稀缺了。中国经济在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社会总抚养比低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已经步入漫长的衰减期。人口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20年间经济增长的1/4是由人口红利贡献的。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以2013年为拐点，我国16岁到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从逐年递增，转向逐年递减。再加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全面二胎”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增长远远低于预期，这些都标志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衰减。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面对老龄化的压力非常大。最典型的东北，是人口流出比较大的区域，而且流出的大都是年轻人口，剩下的是老龄人口，一会带来社保压力，二会对经济增长和活跃程度造成负面影响。所以现在城市政府的人才争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改变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城市经济学家陆铭（于楚众摄）尽管蔡昉给出“第一次人口红利”衰退已经不可避免到来的结论，但他仍乐观预测，“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巨大的开发潜力，这取决于三方面来源能否实现：一是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二是教育资源的扩大，三是劳动参与率的扩大。陆铭指出，在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当前的制度制约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这就要依靠“第二次人口红利”或者“制度红利”。陆铭告诉我，在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都开始逐渐松动户籍，而这一轮集中体现在“新一线城市”户籍对大学生群体的放开。

不可否认，以“落户”作为人才争夺的筹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不完全正面，这也是赵忠所担心的。他告诉我，一方面，城市政府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说明人的价值开始被重视，对于人的管理体制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户籍制度是非常僵化的，很多城市都把人作为一种负担、一种成本，很长一段时间引进一个人要征城市增容费。现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来改变以前限制人口流动性的因素，落户的口子开得也比以前更大了。但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方向，是要削弱它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也就是要把户籍制度上附着的很多管理功能以外的东西逐渐淡化，只保留管理和服务的功能。但目前很多城市用户口、用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力量把人吸引过来之后，为了把人留住，可能会把户籍制度作为绳索继续把人拴住，包括公共服务、子女上学、购房购车等因素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政策取向并不利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大趋势。比如天津，人才落户之后，如果一段时间内不能满足某些条件的话，户口可能还会被取消。可以说，以户口为筹码的人才政策背后，是逐渐强化的城市分级压力。

“新一线城市”压力：选择与被选择

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认为，因为“一线城市”人口严格管控和产业功能疏解的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已经开始转向“新一线城市”了。他告诉我，“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北京和上海是在行政上采取了主动疏解政策，所以上海总人口从2015年起就开始下降了，北京总人口从2017年起开始下降。广州和深圳几乎都把所有能用的土地都用光了，新增的供给越来越少，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人口的增长。广州和深圳在2010年之后这几年，相比2001年到2010年10年间，人口增速都在大大放缓。很明显，一线城市的吸纳力产生了溢出和联动效应，年轻人从选择到一线城市去，转而选择到二线城市去。”

在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下，位列金字塔次一级的城市看到了机会。它们中崛起迅速的一些城市，正在将阵营里的其他城市甩在身后，跃升“新一线城市”之列。一些研究数据也支持了“新一线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无论从GDP规模分布，还是从人口增量看，“新一线城市”不再局限于东部长三角地区，而是包括东部的杭州、苏州、南京、宁波，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中部的武汉、长沙、郑州，以及西部的成都、西安、重庆等。根据智谷趋势分析，2009年到2014年，中国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流动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而2011年到2016年，人口净增超过100万的城市下滑到5个，人口净增在25万至100万之间的增加到28个，人口迁移分散化趋势明显。

“新一线城市”的概念最早由“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在2013年提出，他们依据品牌商业数据、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及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从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对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分级。每一年榜单上“新一线城市”的席位和座次都在改变，开始又一轮重新洗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城市都意识到，人才是城市竞争的核心。

城市对人才的争夺和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李晓江认为，这些城市一方面有经济增长的压力，同时还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经济结构已经快速地从以二产为主转向以三产为主，从生活性服务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相应地，对人才的争夺焦点也变了，就像这一轮人才争夺战里体现出来的，从农民工转向了大学生。李晓江说，在一定程度上，产业结构调整倒逼城市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人才的聚集反过来也可以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此外，城市政府隐含的另一重功利性动机，是房地产市场的存量消化。陆铭也指出，虽然并无确凿证据，但大家都看到一个客观结果，哪里开始抢人了，哪里的房子就买不到了，有价无市，能感觉到这些城市去住房库存的压力。

陆铭并不赞成城市政府这种筛选“高素质人才”的做法。他说，且不论这破坏了公共资源均等性原则，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是有“技能互补性”的，所以他们总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动，这是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的共同现象。在生产领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洁工；在生活领域，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费里面的比重越会下降，新增的消费往往都是消费服务，而消费服务里面的供给者是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等。对低技能劳动者准入管制的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这会反过来影响城市对高端劳动力的吸引力，影响城市竞争力。

城市选择人的另一方面隐患，是城市间竞争而导致的“囚徒困境”。李晓江指出，并不排除有的城市根本没想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不需要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只是出于从众和攀比心理。另一方面，赵忠指出，这一轮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更准确地说是各个城市政府之间的人才争夺战，企业作为人才雇佣和使用单位在这次“战争”中却鲜见身影。但是，政府怎么可能比企业更加知道什么年龄的人和什么技能的人是它需要的呢？陆铭形容，城市政府以“一刀切”的年龄和学历标准吸引来的人才刚好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很小，小到几乎跟“拿手枪去打中月亮”一样，会带来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风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城市政府基于本地和短期利益的“囚徒困境”式政策选择，是“分蛋糕”的“零和博弈”，但从长远和全局角度来看，很可能会带来资源的分散和扭曲配置。因此，陆铭认为，这轮城市对劳动力的抢夺，是否是“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依然存疑。

在人才资源如此稀缺，竞争又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不再是城市选择人，而是人选择他想去的城市。短期来看，户籍与福利是城市政府的杀手锏，但长远来看，人会往何处去呢？李晓江认为，户口是跟着人走的。人不来的时候，出台再好的户口政策，甚至“零门槛”，人还是不买账的，归根结底是对城市的选择。正如陆铭在那张餐巾纸上画的草图，那些被争夺的人是在城市间流动的，他们会在两方面进行衡量：在哪儿挣得多，以及在哪儿花得少。

“中等收入发展是人才选择城市，企业选择人才。一个城市有更多的人才，就会有更高端的企业愿意来，因为他能在这里找到想要的人。”李晓江强调，随着这一轮中产阶级的兴起，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不再被过去单一的一张床、一份工资所吸引。这一代人有着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的生活目标，他们想要有吸引力的收入、有包容度的创业机会，同时也期待更高的生活品质、更高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在这些越来越高的需求预期下，会反过来引导城市进行供给侧改革。

李晓江认为，对人力资源进行空间干预的行政力量最终会减弱。“当年北京上海拼命争人口，争到最后容纳力也有限了。新一线城市也一样，最终要靠市场之手，逐渐向下一级转移。”

“新经济”：未来工作与移动一代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杭州和成都都是这一轮“人才争夺战”中的赢家。李晓江告诉我，这两个城市也是他近期出差最为频繁的城市，它们突出的经济活跃度是双重吸引力导致的，一方面是城市品质——“消费型”城市带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转型——“新经济”带来的创新创业的吸引力。

“新经济”的概念最早在1996年由美国《商业周刊》提出，是指借由经济全球化浪潮所诞生的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体系。时至今日，随着新能源、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新经济”在中国已经逐步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就业中心主任郝建彬更愿意用“数字经济”来界定，他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数字经济体。他提供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今年年初的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9%。而从郝建斌最关注的就业问题来看，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达到1.71亿人，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22.1%。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2017年的统计，其中阿里平台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头羊，创造了3681万个就业机会。

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就业中心主任郝建彬（王旭华摄）去观察新增就业人群，也已经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群体了。郝建彬刚刚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参加了今年上半年的就业分析会，他告诉我，全国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大概在1300万左右，其中应届大学生大约700万到800万，是新增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占比已经过半。而这些即将就业的年轻人，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整个互联网的兴起、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大爆发而成长的，他们都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生活理念、消费理念、择业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代人可能不会拘泥于传统的择业观，可能更愿意去做网红，更愿意去做‘斜杠青年’；他们是不是还会受限于工作和地理上的约束，是不是还愿意留在‘北上广’，留在大城市，这些都是问号。”郝建彬认为，这一代年轻人，以及超过27万亿数字经济背后，是巨大的就业容量，巨大的消费的升级容量，以及巨大的创新创业容量，将带来新一波红利。

在6月5日世界银行主办的“工作性质的变革”论坛上，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提出未来就业的一大趋势，即从“公司+雇员”传统就业转为“平台+个人”。郝建彬说，原来的工业经济下，工作是千人一面的，大家都是去生产线上做一个个螺丝钉，现在则开始从8小时工作制、依托公司这种方式，转为依托创意、依托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平台间切换。由此会带来劳动观念的变化，就业衡量的变化，以及生存方式的变化。

郝建彬说，2014年开始提的“双创”，主体是大量草根群体，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托各种移动互联网、各种APP端去实现创新创业的。这些群体背后，就是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依托平台经济的平台化、数据化、普惠化特征，人才将会流向更深一级的城市，包括二、三线以下的城市。反过来，这一趋势也在考验城市政府，如何面对新兴事物、如何应对数字经济红利，能否从过去大量的资本投入，转向现在的创新驱动。“比如，城市政府在管理上要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有智慧。像现在的共享单车，只在地上画一个圈已经管不住了，就要用科技手段去设计一些电子围栏，采用电子化的一些管理方式。”

5月16日，天津发布“海河英才”计划，放宽对多类人才的落户条件。“津漂族”小唐期盼成为其中的幸运儿（游思行摄/视觉中国供图）数字经济会带来地理的分散化。郝建彬说，这首先源于需求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人的需求都是最基本的，比如一日三餐、一天穿几件衣服，都可预知。而现在99%的需求是新增的、未知的，被满足的方式和手段也是跟原来完全不同。以阿里为例，一个任务下达后，可能会组建新的团队，甚至跨团队、跨时区、跨地域进行快速协同，任务完成后，大家又回到各自的原始团队去迎接下一个任务。平台化的组织方式，也跟现在的全球化趋势一样，越来越零散化，不确定性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重组中会产生新的城市机会。陆铭指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像纽约这样的城市，甚至可以用更低的工资把人吸引过去。“有没有可能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部分是有的。但是，当在线的活动可以取代一部分线下活动时，节省出来的时间恰恰可以从事更多无法被网络取代的线下活动，线上和线下的关系不是‘互替’而是‘互补’。信息科技并没有强大到取代面对面的需求。因为对于现代城市居民而言，是‘生活在城市’，而不仅仅是‘活在城市’。”

什么样的城市可能会在这一轮数字经济中成为中心？郝建彬说，杭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杭州聚集的都是一些小型民营经济，在阿里成长起来之后，杭州成了全球电子商务之都，也聚集了越来越多外地和外籍的员工。那么，从原来的地理决定论到平台竞争论，会带来新的城市格局重构。“中国目前有‘BAT’，而随着蛋糕做大，应对不同领域的不同需求，以后还会诞生更多平台、更多独角兽企业。这就需要城市政府将更大的制度空间留给创新，需要有‘放水养鱼’的开源思维，帮助平台型的小企业快速成长，而不是把税收、把土地看得那么重要。”

城市未来竞争力的核心是有技能、有创意的一代人。郝建彬说，这些人很多从一线城市而来，因为房价、教育、创业等原因，流动到更加自由宽松的城市，但要让他们留下，关键是如何对他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和激励。“现在‘新一线城市’里户口的功能在逐渐弱化，未来可能会实行积分制。积分政策的关键是，要把人对城市的非传统价值体现出来，把创新、创意的部分进行定价，形成新的激励机制，这会是下一轮城市竞争的焦点。因为这些新型人才就像鲶鱼一样，会搅动当地经济的活水。”

（实习记者徐亦凡、宋爽、姚雪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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