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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邮件，不断涌向塔里克·贾萨瑞维奇（Tarik Jasarevic）的邮箱。邮件主题大同小异，都与玩游戏的年轻人有关。

塔里克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新闻官。6月18日，他供职的这家国际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把“游戏成瘾”（正式名称为“游戏障碍”）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的预览版。不出意外，新版《国际疾病分类》将在2019年5月由会员国批准通过，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WHO这一决定，引发了巨大争议。专业领域和游戏行业组织的质疑，裹挟着对网瘾治疗前景的担忧，向日内瓦这座人口仅20万的小城席卷而来。在青少年网瘾问题历来备受关注的中国，这个消息更是催紧了师生家长的神经。

“工作组的意见立足于对现有证据的审查，”忙坏了的塔里克接受本刊记者邮件采访时解释道，世卫组织内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这也是WHO举行的相关专业会议的结果”。

塔里克没有提到的是，这个决定曾在WHO内部引发长期争论。此外，还有媒体报道，最终结果的背后，闪现着政

争议由来已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郝伟，是“游戏成瘾”入病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是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成瘾疾病相关工作委员会成员，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网络成瘾问题。

2003至2004年，在WHO工作期间，郝伟曾和其他专家筹备网络成瘾问题的专门会议，等到预算和人员都齐备了，计划却遭到否决。据郝伟介绍，反对原因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职能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但当时非洲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还很低，民众连电脑都没有，网络成瘾入病太超前了，“就相当于连糖都没有吃，就开始研究糖尿病”。

直到2012年，网络成瘾问题又搬到了台面上。郝伟和两个德国专家共同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包括游戏成瘾在内的网络成瘾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中去。

这一年，全球网民数量逼近25亿。德国政府公布的毒品以及成瘾报告显示，14 - 24岁年龄段中，大约有25万人对互联网产生严重的依赖性，140万青年人属于问题网民。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发布的《2011年中国网络青少年网瘾调查数据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网络青少年网瘾的比例高达26 %，网瘾倾向比例高达12 %。

WHO的专家终于认可了网络成瘾的危害性，但新的争议又来了。

除了研究证据不充分外，一些参与讨论的社会学家，认为不宜把社会问题医学化。郝伟表示理解，但还是力排众议：”如果你从当代的精神病学的历史上来看，基本上所有的精神科疾病都是社会问题医学化的结果。”

但网络成瘾的范围太大了，不只是网络游戏，网聊、浏览色情网页都可能使人沉迷。在郝伟看来，游戏成瘾是“最突出”、“最容易研究”的，为了减小入病的阻力，经过多次讨论，网络成瘾的范围缩小到了游戏上。

这一点，也得到了WHO新闻官塔里克的证实。

即便是这样，由于相关研究缺乏，入病共识仍旧没法达成。就在WHO的专家为此争论不休时，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把“网络游戏障碍”列入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视它为一种“待研究的诊断分类”。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权威性堪与《国际疾病分类》比肩，而且这个手册更专注于精神疾病领域。郝伟向本刊承认，两个系统一直有“比较好的联系”，专家亦有重叠，因而，美国精神病学会这一举措，势必会对WHO的决策造成一定影响。

除了WHO内部分歧慢慢减少外，学界的研究也愈趋丰富。一方面，数据调查和临床访谈更加佐证了“游戏成瘾”的危害，另一方面，通过核磁共振，研究者发现游戏成瘾者和物质成瘾者脑影像的相似。“由于这种证据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底气也越来越足。”郝伟说。

2015年，WHO专家组终于达成将“游戏成瘾”入病的共识，起草定义临床表现和诊断指南的工作被提上日程。

2016年10月，新版《国际疾病分类》草案发布。这一回，“游戏成瘾”这枚石子激起的水花，溅落到了WHO之外。草案发布次月，26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这些学者认为，由于现有诊断标准和治疗手段还不成熟，研究尚不充分，以及大部分正常玩家可能受到干扰，担心WHO此举会带来“医学、科学、公共健康、社会学和基本权利方面的不良影响”。

此后，每有“游戏成瘾”入病进程推进的消息发布，舆论界就会重新升起一股论战的硝烟。

2009年7月22日，在解放军总医院网瘾治疗中心，一名男孩站起来发言（IC图）“游戏玩家的耻辱”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加拿大娱乐软件协会（ESAC）主席杰森·希尔契（Jayson Hilchie）告诉本刊。去年11月，他第一次听说“游戏成瘾”可能入病的消息。他认为，按照WHO的标准，看比赛、看电视、玩手机都可能成瘾，“不明白为什么只针对游戏？”

不单是加拿大娱乐软件协会，6月，包括美国娱乐软件协会、韩国游戏产业协会、欧洲游戏开发者联合会在内的八家游戏行业组织，发表联名信，认为WHO的决定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作支撑，应当尽快撤销。联名信还附上了美国心理学学会媒介心理与技术分会的公开信链接，后者也持相同主张。

“全球有25亿玩家享受着有益身心的游戏乐趣，把游戏成瘾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无疑会造成道德恐慌和过度诊断。”这些行业组织疾呼。

其实，游戏上瘾入病的“门槛”并不低，包括12个月内持续的失控性游戏行为、游戏优先于其他一切活动、对游戏存在心理渴求、尽管导致不良后果仍然继续玩游戏，严重到导致人格、家庭、社会、教育、职业及其他重要功能领域受损等等。此外，“游戏成瘾”还表现出“物质成瘾”所具有的“耐受”和”戒断”特征。WHO及其专家顾问强调，达到入病标准的只会是很小一部分玩家。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成瘾专家赵敏，是WHO“游戏成瘾”现场研究工作的专家。在她看来，这样的标准已经很高了。“就像一个人喝酒，比如说你喝过酒、醉过，但是酒精成瘾这个标准真的很高，”赵敏说，“喝过酒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几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但希尔契担心，每一个玩家都可能受到波及，尤其是那些患有抑郁或焦虑症，仅仅想在游戏中寻求庇护的玩家，“将因此承受双重污名”。他说：“我们不希望任何组织把这类精神健康标签贴在我们的产品上，我们最大的关切就是不让顾客蒙受这种耻辱。”

除了发布联名信外，以ESAC为代表的游戏行业组织，还通过邮件和会议争取与WHO的谈判机会。今年五月，新版《国际疾病分类》预先预览版发布前夕，游戏产业代表终于与WHO的专家见面了。他们在日内瓦交换了意见，但WHO的态度很明确，“没有删去这一条目的计划”。

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协调员弗拉基米尔·波兹尼亚克，是与会的两个高级官员之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波兹尼亚克解释道：“发展障碍分类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核心规范职能，它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商业和其他可能从结果获利的实体的干扰。”因此，他们并没有参考游戏业界的意见。

郝伟的态度和波兹尼亚克一样。他认为，这与管控烟酒相类，“我们就是自立政策，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制定政策，他们（游戏商家）就执行。不执行是他们的事儿，但是压力还是有的，我们不会让他们讨论怎么控酒控烟，不可能的。”

亚洲国家施压？

游戏业界与WHO间的硝烟未散，一篇发表于2017年3月的外媒报道，公布了美国斯蒂森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弗格森与波兹尼亚克以及另一位WHO官员杰弗里·里德的往来邮件截图，又给“游戏成瘾”入病蒙上新的阴影。

邮件中，里德告诉弗格森，专家组做出这一决定，受到了来自亚洲国家的巨大压力。波兹尼亚克说，一些“利益相关者”请求他们考虑过度游戏给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找 治疗方法。2017年11月11日，上海，中国ICD-11物质使用与成瘾行为障碍现场研究协调会现场，左三是WHO官员波兹尼亚克，左二是赵敏（受访者供图）弗格森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他们没有明说哪些国家，但我推测韩国和中国最有可能。”

郝伟承认，亚洲国家在促成“游戏成瘾”入病上的确下了更多力气，“因为亚洲的研究工作是稍微多一些，问题多一些”。

而既往研究显示，游戏障碍的流行率呈现地区性差异，亚洲国家要高于欧美国家。

以韩国为例，2009年，一对夫妇因每日泡在网吧打游戏，饿死了三个月大的女儿。2010年，一名中学生因沉迷游戏被母亲责骂，一怒之下掐死了母亲，随后自尽。这一年，韩国政府调查发现，超过一成的韩国青少年面临网络成瘾风险，每20人中就有一人已经严重上瘾。

2011年4月，韩国国会通过被称作“灰姑娘法”的《青少年保护法》修正案，禁止未满16岁的青少年在午夜12点至凌晨6点在线游戏。法案通过后，韩国游戏业者表达了强烈反对，甚至准备起诉“灰姑娘法”违宪。

至于中国，早在2005年，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就制定了全国首个《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2010年，《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由文化部颁布实施，意味着引导未成年人健康参与网络游戏上升至国家层面。除了游戏外，近期火热的短视频应用抖音也上线了防沉迷系统。

郝伟解释道，2015年“游戏成瘾”入病共识达成后的这几年间，他所在的专家组先后在日本、韩国、香港、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游戏成瘾”问题，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专家的发言也更为积极，但并不像阴谋论者揣测的那样，给WHO施加压力。

顺理成章还是杞人忧天？

舆论喧嚣过去后，“游戏成瘾”入病要面对的，仍是科学与否的质疑。

在郝伟看来，“游戏成瘾”应否医学化的关键在于，能不能用医学的方法解决问题。郝伟举例，从前，小朋友上蹿下跳坐不住，大人们通常会归因于性格问题，于是严加管教，直到发现了儿童多动症的存在，这才用医疗手段干预。据郝伟介绍，目前已有一些针对“游戏成瘾”的社会心理干预办法，但药物治疗还是空白，“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不变成一个病，谁去找这个药？谁去开发这个药？”

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国际疾病分类》划出“成瘾行为所致障碍”这一分类，原本归在“冲动控制障碍”下的赌博障碍，连同游戏障碍被拉了进来。郝伟分析，从临床角度来说，暴食、性瘾与现有的“成瘾行为所致障碍”有很大的相似性，待到今后研究足够深入，或公众意识足够强烈，亦不排除入病的可能。

至于充分到什么程度分才能列入诊断标准，“本身就没有标准。”赵敏说，“其实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如果有足够的危害了，引起足够的重视是需要的，我觉得就应该去关注它。”

作为《国际疾病分类》“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修订国际专家顾问团的成员，赵敏参与了包括“游戏成瘾”在内的“物质使用与成瘾行为障碍”在中国的现场研究工作。现场研究自去年11月启动，旨在测试诊断标准的临床适用性和一致性，预计今年底结束。

中国在治疗游戏成瘾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一些。2005年，国内首个网瘾治疗中心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立。随后，类似的网瘾戒治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日后因电击治疗备受舆论指责的杨永信，亦是借着这股东风而起。2008年，外界就盛传中国成为第一个把网瘾列为精神疾病的国家。次年，杨永信遭曝光后，卫生部以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为由，紧急叫停各地电刺激治疗，并否认了网瘾入病的说法。

如今，“游戏成瘾”正式入病，舆论担心，“杨永信们”又要抬头了。但郝伟认为，“浑水摸鱼的人哪个地方都有”，如今列入就是为了规范治疗手段。赵敏也说，此前正是因为没有列入疾病，诊断标准和治疗标准缺乏，才有不正规的机构趁此敛财。

目前，赵敏所在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正在开发一款手机系统，主要针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问题。未来，中心还可能开设游戏成瘾专病门诊。

11月，WHO成瘾行为障碍第五次专家会议将在郝伟所在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举办。郝伟告诉本刊，如何早期识别和诊断“游戏成瘾”，将是会议的重要议题。

郝伟和赵敏期待，明年5月，《国际疾病分类》在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之后，借此契机，“游戏成瘾”能够得到更多疾病研究和药物研发的资源倾斜。

“我们很难说（多少文献）叫足够，什么时候都不够。”在郝伟看来，很多公众并不了解精神疾病界定的困难，“精神分裂症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但是我们到现在都不能回答精神分裂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