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民族

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家陈学礼说：“看纪录片睡着，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但《卡瓦格博》很难让人打瞌睡，相反，放映现场的观众不时会爆发出笑声。影片虽然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却让人感到趣妙横生，因为它是如此的生活化。

《卡瓦格博》由学者郭净和当地村民此里卓玛合作拍摄，全片分为《嘛呢》《狼来了》《风》《歌手》《野花谷》五个部分。影片用“碎片”的方式，展现了近20年前卡瓦格博峰下藏民的宗教、生态、医疗、娱乐等情景：在麦田土墙根旁走路、在校园里唱民歌、在村头玩游戏的孩子；用木棍救青蛙、用糌粑喂蚂蚁的转经老人……影片将镜头对准藏民的生活细节，形成了叙事的推力。

影片开头，朝圣的藏民站在一辆卡车的后箱上，黑白镜头晃动着，质感粗砺。风很大，他们对着镜头笑。突然，其中一个人拿出一部相机，要求拍摄者郭净给他照相。于是，郭净和他交换各自的设备。藏民抬起相机，对着拍他的人拍下了一张照片。相机发出刺眼的闪光灯光芒——就像是一个隐喻，在创作者拍下藏民的同时，藏民也反过来拍他，他们之间自然地完成了互为观察者和拍摄者的角色转换。

第一部分《嘛呢》中，在寺庙外休息的老人哈哈大笑，对着拍摄者的镜头打招呼，调皮得像孩童。郭净则将摄相机夹在胳肢窝里和她们说话，然后拍下双方对话的场景。

在《野花谷》部分，转山的老人好奇地走到相机后面，看着镜头里的山林呐呐自语：“奶奶不见了”。被拍摄对象在被拍摄时，也在影像里观察、确认着自我的存在。影片保留此类片段的意义是：创作者在呈现影像的同时，引发拍摄伦理的思索。“这是纪录片的‘互动式实践’。”郭净说。

郭净调研卡瓦格博后写的专著《雪山之书》，在学界颇具影响力。媒体评价郭净：“他以优美、流畅的文笔，为卡瓦格博峰写了一部《忧郁的热带》（结构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自传，人类学经典著作）。”纪录片《卡瓦格博》则证明了郭净在影像方面独特的探索路径，以及驾驭影像的能力与实验精神。

郭净是中国“独立DV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1995年，他参加了在昆明成立的“复眼纪录片”小组，受到吴文光、蒋樾、段锦川等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影响。1996年，DV刚刚进入中国时，他找朋友借钱买了一部索尼VX1000 开始实践。1998年到2003年期间，为完成博士论文，郭净来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荣中、西当、明永等村调研，用DV记录下了当地藏民的生活。十几年后，他将自己深厚的人类学学养和实验性精神通过《卡瓦格博》表达了出来。

《卡瓦格博》系列包括10余部短片，历时14年仍未剪完。如果你喜欢小津安二郎和贾樟柯的电影，你一定会被《卡瓦格博》打动。

影片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镜头：

在村委会，村医用钳子为村长拔牙。拔牙过程中，村长的紧张、痛苦、尴尬的表情，钳子拔牙的荒诞，都被捕捉得真实自然、丝丝入扣。牙还没好利索，村长马上就拉起弦子唱起了歌。20年前云南乡村原始的医疗条件、人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尽显其中。

又如，本是六一儿童节的晚会，却成了村民在简易舞台上献歌的大好机会。三个橘黄色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村民高亢地唱起“呀—啦—嗦—”。简陋的音响一直发出丝丝拉拉的杂音，力不从心地承受着歌者的高音和奔放的情怀，使晚会具有一种黑色的幽默……

这样有趣的生活片段在《卡瓦格博》中还有很多。“纪录片不一定要讲故事。生活细节本身，就是丰富而有意味的。”郭净说。“在拍摄时，别人展示给你的，其实都是生活的碎片。”

在《狼来了》部分，村民说：“狼是日本登山队带来的。”因为卡瓦格博是藏民的神山，至今仍未被登顶。藏民认为，日本人登卡瓦格博峰，是对神山的不敬。狼来了，是神山对众生的“报复”。

郭净的《雪山之书》，用了53万字来深入探讨了当地藏民如何与神山和大自然相处，揭示了“狼来了”背后的深刻意义，描述了卡瓦格博的生态现状和神山文化的变迁。《卡瓦格博》则将这一文化变迁作了一种“天女散花”式的呈现。

当地村民的参与，使《卡瓦格博》与其他纪录片相比，有了一个新的观察维度。2003年，在拍摄过程中，郭净巧遇转山的德钦藏族女孩此里卓玛，便将摄相机交给她拍摄。云南艺术学院毕业的此里卓玛在学校只是上过一些电影欣赏的课程，从没摸过摄像机，对纪录片更是一点儿也不熟悉。当时她在家乡当一名导游，这是她第一次拿起摄像机。刚开始拍摄，她就拍到了村民们拯救掉到深坑里的青蛙的画面。这段不加雕琢的记录，是《野花谷》部分中最精彩的片段，清晰地展现了藏民众生平等的文化信条。

“此里卓玛拍摄的感觉非常好，救出来的青蛙还吓了她自己一跳，往后跌倒时镜头的晃动体现了镜头真实的质感。”郭净说。

这一次拍摄，完全改变了此里卓玛的命运。她从一位导游成为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成员，积极参与村民影像行动，后来又创办了格桑花手工艺品合作社。

“我们都叫卡瓦格博爷爷，非常尊重神山，每年都去转山，但从来没有想过，掩藏在云雾之下的卡瓦格博峰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敬仰保护卡瓦格博爷爷，也需要他来保护我们。我们之间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此里卓玛说。拿起摄像机，让她开始自觉地反观与审视本民族的文化。

影片中，转山的藏族老人在树根上看见蚂蚁，就用糌粑去喂它们，像呼唤自己的亲人一样轻轻叫道：“蚂蚁爷爷来喝茶，蚂蚁爷爷来喝茶。”一位在北京学习的青海藏族观众看到这个镜头时，不禁泪流满面，激动地说：“这就是藏族人，这部片子拍出了我遥远家乡人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

“这是村民影像的一种实践，此里卓玛以局内人的角度观察田野，为影片带来了不一样的角度。”郭净说。《卡瓦格博》至今还在继续“实验”，14年里，郭净一直没有停止过剪辑。

《湖岸》：被打包的“民族风情”

《湖岸》记录了川滇交界处泸沽湖畔的摩梭村落小洛水的社会变迁，镜头聚焦于摩梭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精神的迷惘和纠结，是一部有温度但又充满焦灼感的纪录片。

旅游业作为泸沽湖畔摩梭人的经济支柱产业，在逐渐瓦解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重塑了一种旅游与民族文化嫁接的“新型文化”——“民族风情游”。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是有许多为难。在表述这种“为难”的状态时，摄影师王佳音使用了一种缓慢、润物细无声的节奏，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来折射摩梭人面对现代化文明时的拥抱、犹豫和尴尬，影片充满了淡淡的忧伤。

影片里有不少经典的、意味深长的片段：

泸沽湖游客多，民族餐极其火爆，摩梭人为游客做饭、唱歌、跳舞助兴；喝得酒酣耳热、穿着摄影马甲的游客，走出木屋，拿起摄影机，对摩梭人说：“来，穿上你最原始的民族服装，我来拍一张。”

夜晚，五光十色的舞台，主持人用喜庆、亢奋的声音向游客们介绍摩梭风情：“请大家看看我们摩梭人的老祖母——” 手指处，各色灯光亮起，身着民族服装的老人表情复杂地坐在一起，被游客们好奇地观看拍照。

篝火晚会上，盛装的年轻摩梭男女围成一圈，和游客围着火塘跳舞；火光照着摩梭女孩年轻的神情恍惚的脸；火塘旁，镜头对着天空开始旋转，泸沽湖畔被彩旗分割的天空显出暧昧不清的颜色——这组镜头带着些许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湖岸》在缓缓的镜头中呈现着摩梭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传统日渐消失，旅馆、舞台在湖畔代替了古老的祖母屋。旅游给摩梭人带来金钱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惑。

与别的纪录片相比，《湖岸》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准确地捕捉到了摩梭人在社会转型期的那种复杂情绪。王佳音说，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经历有关。2004年，喜欢电影的王佳音辞去了在电视台的高薪工作，到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学习电影理论，毕业后又考入马赛大学学习纪录片制作。在法国，只要有关于中国纪录片放映的场所都有他的身影。2009年，王佳音回到中国。“跳出中国，看中国，又返回中国”的观察方法，使他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

王佳音第一次来到泸沽湖畔小洛水村开旅馆的宾玛家时，只带了一台dv，但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开机。住在宾玛家的两个多月里，他和他们聊天、喝酒、干活，甚至一起接待“民族餐”。宾玛的祖母把王佳音看作自己的孩子，宾玛把他当成自己的哥哥。所以，在《湖岸》的访谈部分，观众看到影片里的主人公没有正襟危坐地在镜头前接受采访，而是随意放松地聊天，仿佛他们面对不是镜头，而是一个老朋友。

宾玛好酒，长得眉黑鼻直、气质野性粗犷。宾玛的女朋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法国读博士，全世界游历，参与联合国教科文拍摄项目时来到泸沽湖，与宾玛相识、相恋。但他们的知识结构、阅历都是那么的不同。《湖岸》记录了这两个背景迥异的年轻人相恋的状态：短暂的相聚后，更多时间两人都是天各一方，只能通过电脑视频“见面”。电脑这端，宾玛看着电脑里的女朋友，伸出手，想要拥抱她。女友在另一端，缓缓地说：“你能抱得到我吗？”

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宾玛与女友的交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个隐喻。虽然宾玛作为导游，是当地接触外部世界最多的一拨人，但无法掩盖他在与外界深入接触后暴露出来的匮乏。宾玛与外界，始终就像隔着电脑，有一层看不见的隔膜，尽管他尝试努力，最终还是失败。在物质上，宾玛一家已算小康，但在精神上，宾玛仍感到莫名的怅惘。

“一切都变了。以前，摩梭人没钱，但是一家人在一起，过得很幸福。现在……每个人都忙。”宾玛说。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扎西是村主任，热心发展旅游业，弟弟则在寺院当喇嘛。宾玛对发展旅游其实并不热心，但也算不上消极。“哥哥想发展旅游，我就跟着干，但他是我哥哥，我不能太强势。大家族已经不存在了，我不能再让这个小家庭散了。”

“听到宾玛说这些话，我心里特别受触动。他表面玩世不恭，其实心里十分细腻敏感。家乡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实际上，宾玛才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湖岸》拍了3年，但我觉得自己才揭开了一半的内容。”王佳音说。

旅游与商业为少数民族带来了发展，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它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同等规模的失落与惆怅。今天的泸沽湖已走过了那段历史，让王佳音欣慰的是，《湖岸》终究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影像文本。

（责编 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