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名为“托里”的这个边陲小镇，我和80多个孩子成为当地唯一一所小学的一年级新生。那届学生中，除了我这个哈萨克族、一个维吾尔族、几个蒙古族和回族学生外，大部分同学都是小镇里的汉族孩子。学生少，只够编成两个班。入学时我的汉语水平仅限日常对话，但与同学们相处没两个月，我就能与汉族同学比较流利地对话了。
上学后，我常常被母亲唤去买菜，进了菜店，总能发现同班同学时而张罗客人、时而低头写作业的小小身影。镇上有很多内地来的打工者，他们除了在拾花季节采摘棉花挣钱之外，大多张罗了一门小生意。在菜市场租赁两间屋子，外间卖菜，里间作为一家人的卧室，是很多打工者最初的选择。他们中大多来自四川和河南，小镇里南腔北调也多是这两地的方言。
婷的家就在小镇数公里外的兵团五连。因为离家远，她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骑车往返学校，中午则花两块钱在学校食堂买点菜和馒头作为午饭。依稀记得婷的老家在四川，她总对我说起蜀地的绵绵阴雨。午后落了雨，她和小伙伴撑了伞走在石阶上，雨水滴滴答答，心头也湿漉漉——这是我后来想像的场景。那时我总趁着课间看武侠小说《笑傲江湖》，自然对四川生出无限幻想。
我在小镇读到六年级，就赶上“疆内初中班”头一年招生。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诗书传家久，勤俭继世长”这样的大道理，学虽日日上着，也不过是应个卯。我们呼啦啦地一群人去考，最后只考上了我一个。我去了新疆某市读书，而同学们大多升入小镇中学。我按部就班地求学，初中毕业又考上了“内地新疆高中班”，之后考上了北京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从来没有细细探究过顺风顺水的命运从哪里启程。
曾经，我和小学同学通过几封信，随后渐渐就断了联系。通过参加一场婚礼回望曾经的生活轨迹，与故人、故土发生一点联系，恐怕是最温和、最不伤感的回忆方式了。
婷的婚礼在县城一家新开的酒店里举办。如果不身处其中，很难相信这场婚礼属于一个小镇少女。婚礼由婚庆公司操办，酒店被装饰得美轮美奂，主持人则是当地电视台的名嘴。除了改口、行礼的传统环节，交换戒指和结婚宣誓等新潮形式也被吸收进来，一切与我在北京参加的婚礼几乎没有两样。借助网络，人们已创造了一种全国通用的“新传统”。
不过，当新郎接过话筒说了一段话后，我终于还是发现这个边陲小镇在他身上烙下的独一无二的印记。这个印记属于小镇，属于异乡漂泊的孩童，并且还是“新疆式”的。
他说：“小时候，我们刚刚从山东来新疆，我看着父母辛苦奔波着为我们谋取更好的生活，总是很心酸。后来，我认识了婷婷的家人，他们也经历了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庆幸的是，如今我们终于都过上了好日子。”
大概这就是许多从内地到新疆来谋生的家庭的一个缩影，那些在春运火车上扛着行李奔波的人与我们并不遥远。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同学或邻居。一个四川小孩和一个山东小孩跟随父母来新疆讨生活，他们在新疆逐渐长大、相识成婚，并且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疆人，继续在新疆平淡而又满足地生活下去。
小时候，我总以为“内地”是一个地名，所有操着各地口音的人都来自这个叫做“内地”的地方。等我真正意识到内地是一个多么广阔的概念时，我已背着书包离开了新疆，完成了反向迁徙，来到婷所代表的“内地”。
想象中遥不可及的地名，因为人们不断行走而产生了联系。
大学毕业时，我和婷聊过一次天。那时，她职高毕业、考了会计证，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公司做财务。我从北京飞回来，在她租住的小屋过夜。
那天，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聊到了童年。我对一年级时的“转学事件”耿耿于怀。时值下岗潮，学校决定解聘部分合同工教师。我刚入学、汉语刚起步，老师担心我拖后腿而导致她被解雇，便找了我父亲商量让我转学。父亲为我的处境痛心，和她大谈“师德”，坚持将我留在了原先的班级。后来大半个学期，老师常常对我罚站、罚抄写，直到看到我期末成绩优异，才放下心来。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现在我完全能理解老师的行为——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对命运的挣扎罢了。第二年，老师还是下岗了，推了辆推车卖了十几年的冰棍，终于供女儿读完大学，去了女儿所在的城市。
而婷则抱怨父母对她的忽视和学校里的不如意。她刚从四川到新疆，父母就做了包工头，离开家打工。刚入学、和奶奶相依为命的她，常穿着不合身的衣服。老师总喜欢学习好、性格乖的孩子，不太搭理她，有时也训斥她几句。她为此很是责怪父母，又觉得在异乡漂泊的父母也无可奈何，种种情绪夹杂在一起，让她很是郁闷。后来，她成了叛逆的小镇少女，等我和她重逢，她在出租屋里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可我知道，在她叛逆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敏感的心。
大学毕业以后，我和当年的小学老师聊起过去——他还和大家保持着联系。我是那一届学生里极少数考上重点大学的，其他80名同学里，大部分只念到了高中毕业，读完大学的寥寥无几。
那时的我已不再年少轻狂，不会把学业顺利归因于自己的聪慧。我不禁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幸运地考上“内高班”、没读大学，我大概早已结婚生子，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在求学的历程里逐渐止步、走向了社会。人生的成败固然不能用学历来衡量，但是能顺风顺水地走过求学岁月，拥有一纸文凭，其实是小镇孩童最好的出路了。
曾经无数个课后，我和同学爬上学校后面的沙丘，眺望远处牧人散养的驼队。小镇一览无余，破败陈旧的平房里只有学校一栋高楼。我们并不因为在这样颓败的小镇出生而沮丧，反而做着豪情万丈的侠客梦。班里一个女同学告诉我，她的老家就在河南嵩山下，在老家常能看到少林寺的僧人来来往往。她的家乡故事让我着迷，我对神州大地的幻想其实是这些“疆二代”同学带给我的。新疆是一个求同存异、多元和谐之地，南来北往的人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长大以后，我不知道同学中有多少人拥有了世俗意义上平稳、顺利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求学路走了十几年，辗转了祖国南北，才拥有了一份发达地区的孩子看来极其普通的生活。但终究，时代给了我们这样选择的自由和改变的可能。
在婷的婚礼上，我看到小镇少年的志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往更好的生活走去，想拥有更加体面、更加从容的生活。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婷搂着女同学蓝，笑着对我说。看到我不解的表情，她解释说，她的父亲早在几年前就脑溢血去世了，她的母亲和蓝的父亲再组了家庭。
父亲去世以后，婷一直照顾自己读中学的妹妹。每当看到她事无巨细地关心妹妹、送妹妹去学习乐器和绘画、参加妹妹的家长会并且将妹妹的点滴进步发在朋友圈里时，我对她既理解又心疼。当婷搂着重组家庭的亲人时，她已经与自己的人生和解了。她完全理解和尊重母亲的再婚，并用行动表示支持。
小镇的孩子虽淳朴，却绝不粗糙。那些寂寞、无人关注的青少年时期，他们早已摩挲了无数遍，对自己的人生有过无数次的思考。通过努力，婷摆脱了年少时的叛逆，努力帮助家人、提携弟妹，走向新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当年的小镇。小镇本就是外来人口汇聚之地，多数人为了谋生来到这里，同学们总是兴致勃勃地说起各自的老家。无论怎样，我们身上都留有小镇的烙印，成了名副其实的小镇孩童。这种烙印并不尖锐，却带着温和无言的执着。
（责编 杜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