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斗士——史沫特莱（下）
43 蒋介石也因此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承诺。国民党政府称她是个阴谋分子、政治骗子，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史沫特莱的护照。
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书记处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她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至此，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脱离了关系。
45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正式接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延安特别重视她的来访，特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
46 在上海时，史沫特莱就听到过许多关于朱德的传说。在她脑海里的朱德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到达延安的当天，她来到朱德的窑洞，看到这位红军总司令竟像农民老大爷那么普通、慈祥，不由得肃然起敬。
47 朱德问她来延安准备做些什么。她说：“我希望你把一生的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问：“为什么？”史沫特莱回答：“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农民向全世界谈自己的经历。”
48 朱德说：“我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中的一个。”他建议史沫特莱多采访别人。史沫特莱当晚就去拜访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总是白天睡觉，夜间工作，所以她深夜才去了毛泽东的窑洞，两人进行了第一次交谈。
49 延安的生活给史沫特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朱德的一次次交谈，使她领悟了许多深刻的道理。怀着对朱德的敬仰与崇拜，她打算写一部《朱德传》，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工农红军英勇的斗争和杰出的领袖。
50 毛泽东也常到史沫特莱和她的女翻译吴光伟同住的窑洞来，他们边喝茶或喝米酒，边谈天说地。有时，三个人一起吃着饭，纵谈几个小时。毛泽东一口湖南腔，试着跟吴光伟学北京话，跟史沫特学英语、学唱英文歌。
51 过了两个月，史沫特莱又来找朱德，坚持要写他，朱德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在史沫特莱的一再要求下，朱德同意谈一谈自己的经历，两人还订了“君子协定”，朱德每周抽两三个晚上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
52 史沫特莱视朱德如同父亲式的人物，因为朱德是在农村的贫困中成长起来的，史沫特莱对他的认同常常伴有痛苦的个人背景。当朱德充满深情地讲述自己辛劳一生的母亲时，相同的苦难使史沫特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53 看她时常痛苦得无法写下去的时候，朱德不由得用惊疑的眼光望着她。她解释说：“我觉得似乎你讲的就是我的母亲。” 朱德用粗哑的声音说：“世界上的穷人原是一家！”他们常常默坐良久。
54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对毛泽东有着高度评价，称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毫不计较个人权力和地位的卓越领导人。
55 延安让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她在1937年7月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获批，她伤心得放声大哭。朱德对她说：“你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更重要的是自由采访报道，留在党外，才能更好地工作。”
56 除了采访和写作，她还是图书馆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还发起了一场节育运动和灭鼠运动。许多人嘲笑她的做法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毛泽东支持她。
57 史沫特莱有部分印第安血统，性格奔放、叛逆，作为向中国封建势力的挑战，她与吴光伟共同刮起一股跳西方交谊舞的旋风。她们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教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人学跳交谊舞。
58 交谊舞会不但吸引了延安的众多男女，也使毛泽东成了舞会的常客。但令史沫特莱没想到的是，交谊舞会很快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战士们的强烈反对，她们认为跳舞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败坏了军风。
59 因为交谊舞会而产生了许多误会，一时在延安闹得沸沸扬扬。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也在这期间出现了裂痕，贺子珍负气赴苏联养病。而吴光伟被送到西安，毛泽东下令史沫特莱也离开延安。
6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赶赴华北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眼看对朱德的采访要因战事而被迫中断，决定随部队一起上前线。但她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了伤，只得推迟了行期。
61 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毅然背起行装，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随八路军后续部队开赴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位于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62 史沫特莱对彭德怀非常仰慕。1938年初她去采访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时，曾向彭德怀表达情愫，却被婉拒了。彭德怀说：“我是打仗的，随时要上前线，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
63 随着日军不断地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战事越来越频繁，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朱德劝她：“你可以到汉口去，在汉口能做很多事。”史沫特莱执拗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也要到哪儿！”
64 彭德怀也在一旁劝说：“现在战事频繁，我们要不停地转移，日本人的子弹可不长眼睛。”朱德很耐心地说：“你先走吧，以后再回来嘛！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能回来的。”
65 在八路军里度过的一年时间，是史沫特莱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时光，在这里她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史沫特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伤心地哭起来。终于，她离开了这支深爱的部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朱德。
66 离开山西后她来到汉口，宣传八路军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她很快募集到一批急需药品和医药器材。
67 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让财政部长宋子文捐出一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68 为解决军医缺乏的问题，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1938年3月，著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查德·布朗、印度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受到她的影响来中国参与抗战。
69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周恩来安排史沫特莱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考察、访问。她穿上新四军军装，和战士吃同一锅饭。她常去医院看护伤病员，给他们喂饭、喂药，甚至端便盆。她还买鸡蛋、水果给伤病员补充营养。
70 她买棉布委托妇抗会的同志绣成一百二十个枕头，送到后方医院慰劳伤病员。她看到这里医疗设备简陋，病床是用竹帘子做成的，仅有一部X光透视机，医药严重不足，就把自己的稿酬全部捐给医院，帮助解决医药不足问题。
71 史沫特莱参观了新四军兵工厂。她看到工厂简陋的设备条件竟能造出质量上乘的枪，极为称赞：“我从美洲到欧洲，到过很多国家，也看到过很多兵工厂，像你们这样的兵工厂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72 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她仍然记挂着中国的抗战事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为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开始着手写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73 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非常高兴，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继续奋笔疾书。
74 1944年，她介绍给佐尔格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于二战结束前夕在东京就义，这一消息令她痛不欲生。她曾与尾崎在上海最危难的岁月中并肩战斗过，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曾相约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7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沫特莱一方面在美国热情宣传，一方面将自己的稿费寄给朱德，表示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点心意。美国国会中一些支持蒋介石反共的人，对史沫特莱恨之入骨。他们指使陆军对她诬陷控告。
76 史沫特莱通过电台公开声明，自己在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了许多正义的工作。陆军在她不屈不挠的斗争面前不得不撤回控告。但她已不能再在美国生活下去了。
77 1949年11月，她取道英国，准备前往她心中的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78 史沫特莱对中国情有独钟。她留下遗嘱说：“我的心，我的精神，除中国以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她要求死后把她所有的收入全部交给她最信任的中国朋友朱德总司令，由他按照她的愿望处理。
79 她希望自己死后，中国大使能到她的遗体前，为她唱一首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准备独行而去的史沫特莱给自己选择了真正的安魂处，就是她视为第二故乡的中国。她知道，中国会像亲人一样接纳自己。
80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伦敦逝世，终年五十八岁。她逝世一周年时，北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亲自撰写了碑文。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终于魂归她精神的故乡，安息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