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改革开放40年,走过了野蛮生长阶段的中国企业家群体逐渐走向了精英化、学院化,中国企业也从初创时的草台班子向规范化、国际化发展。这些成长背后有一股力量来自商学院教育体系的发展。接受商学院教育从身份镀金、圈子文化的标签向“回炉再造”必修课转变,被越来越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们重视。
成立于1998年6月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以下称BiMBA),是由北京大学与美国国际教育联盟正式签约合作培养国际MBA项目,也是北京第一家合作办学MBA项目。在2000年,第一批启动了中国的EMBA教育。杨壮从项目起始阶段参与BiMBA教学,2001年开始担任美方院长,2009年担任BiMBA商学院的联席院长。谈起BiMBA这20年来的发展和企业家学生群体的变化,他感慨到,时代不一样,学生寻求的重点、学生的质量、所处文化和历史环境都不一样,商学院教育也必须与时俱进。
关于中国企业走向卓越的发展之路,他认为,有能力、有态度、有品质、有价值观、有战略视角、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经营领导者是必要条件,但充分条件是拥有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在他看来,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企业,要成为影响世界的领军者,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取决于企业,更取决于社会生态。
优秀商学院要有清晰高远的价值观
“商学院办学最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在接受《商学院》记着采访时,杨壮如是说。在BiMBA成立之初,“当时是‘拿来主义’, 最早的学生更多只知道自己有不足,需要学习,但学习什么,怎么学习并不是特别清晰,因此,当时我们提出了Mission、Passion、Vision的目标。”
2004年,BiMBA商学院与西点军校建立关系,重点学习西点军校对方士官生领导力品格的培养模式。同时,加入了西点军校的文化中的Be——Know——Do,即强调知行合一。后续BiMBA提出了教学的三大目标,即培养企业家的能力、品格、承诺(Competence、Character、Commitment)。其中,还特别将西点文化中的诚信文化理念带进了BiMBA,倡导企业家从“不撒谎、不欺骗、不剽窃,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做”的基本价值观做起。在2002年左右,时任BiMBA商学院中方院长的胡大源教授,就制定了常规MBA学生登山、EMBA学生穿越沙漠的户外拓展活动。这与西点军校领导力培养中集合体力和精神的双重磨练,不谋而合。
同时,BiMBA与西点军校还进行实地互访。每年BiMBA都会带学生到纽约、华盛顿进行游学,其中在纽约的重头戏就是实地去西点军校听士官生们分享西点军校是如何培养领军人物,如何进行品格素质的教育。在与西点军校合作五六年后,他们也会每年派军官和教授来中国参访一周到十天,看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感受中国各地文化,在课堂上听BiMBA的教授们讲述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精华,这些互动帮助西点军校更好地了解中国,实现中西互补。
2011年,BiMBA 最早16字办学方针依据时代的变化做了一些调整,把原来的“北大传统”变成了“北大精神”,“中国特色”变成“社会情怀”,“国际接轨、世界一流”,改为“国家发展、全球视野”。2016年,陈春花任职BiMBA商学院院长后,办学理念进行简化,改为“中西合璧,知行合一”,而16字方针仍然在。成立20年后,BiMBA商学院发展依然重视价值观驱动,致力于研究中国企业本土及国际化发展问题,助其成长。
办学理念的变化,只有一步步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知行合一。在接受《商学院》杂志采访时,杨壮表示,在2001年、2002年,整个国内商业环境并没有认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包括很多北大学生都只是力图把事情做好,做到极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在2001年,他曾经给EMBA的学生做罗克奇价值观调查,在18条工具价值观和终极价值观中,诚信(Honesty)被学生排在第17位。但是,在过去五年里,再做这项调查时,诚信基本上位于前三位。2012年,国家反腐力度加大后,大家都开始对价值观重新认知。随着中国人文环境、商界、政界环境的变化,企业家们逐渐认识到,不仅要取得业绩成就,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发展背后的价值和意义。“BiMBA从开始就特别强调价值观驱动。我们希望大家做一个诚信守时的企业家、经理人。个人能力有大小,态度是关键。价值观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理想主义。 ”杨壮说。
在他看来,到BiMBA商学院来学习的人,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想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又懂中国市场运营的职业经理人,还有一类是想成为企业家中的创新者和领军人物,他们希望带领企业登上世界舞台。第一类更加重视专业主义能力的训练,第二类更加重视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升华。从这个角度看,商学院教育的道和术都重要。
那么,BiMBA希望培养出怎样的领导者呢?杨壮根据自己多年在领导力领域的研究,提出了领导力三元论理论,即领导者需要具备格局、专业主义能力和品格魅力三大特质。
第一条特质需要领导者能够海阔天空去想。要能站在事业格局的战略制高点看待问题,同时要有独特的视角、理念。在BiMBA,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可以培养领导人以多元视角看问题,有包容的心态,同时有思辨能力。第二大特质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具备工匠主义精神,对问题有执着性,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有聚焦点,落实在组织文化、组织架构以及组织运营。第三个特质则要求领导者有清晰的价值观,有品格。BiMBA经常通过西点军校的诚信教育,同时结合户外竞技类运动来磨练学
这些基本价值观问题,不但重要又很容易被忽视。在杨壮看来,在原则上、重大问题上必须遵守承诺,这一点特别值得中国企业认真研究。西方企业接受商业规则教育多年,中国仍然经验教训不足。中国企业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如果诚信上自我要求不高,没有达到国际准则,或许也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中国企业要走向国际舞台,必须要按照国际方式方法行事,而不能仅仅照搬“三十六计”。中国的标杆企业,需要把自我要求提到世界标准之上。
商学院镜头里的学生变化与成长
在这20年中,来BiMBA学习的学生由于自身状况以及时代的不同,来此学习的目的,也在发生变化。他们都希望能在商学院教育中,寻求转变和成长。杨壮向《商学院》记者总结了以下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
1998年-2004年: 1998年,BiMBA刚成立时,学生主要诉求是求知识。作为最早的中外合资商学院项目,很多人希望到北大学习来自西方的商业管理知识和理念,特别是年轻的MBA学生,在学习西方的市场营销、金融、运营管理、财务管理等。
2004年-2008年:EMBA项目刚开始时,学生们一个重要的诉求是寻找商业机会,找到合作伙伴。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汽车、房地产、金融产业的崛起,他们更希望企业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学习企业经营战略之道,成为行业独角兽,甚至领军者。因为这些行业崛起特别快。
2008年-2012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企业家发现企业的战略、文化发生问题,他们希望找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开始关注领导力的培养。正是在那段时间,杨壮开始讲授领导力课程。
2012年-2016年:中国反腐力度加大,高官落马,很多行业出现问题,企业家开始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进行反思,更加关注自我认知。他们来学校学习更多是希望重新进行人生定位,自我调整,而不是像之前疯狂去找项目。比如,2015年的博士项目中,很多企业家开始想当老师。
到了今天,以杨壮在5月份率队去美国游学的2016级的EMBA为例,这批即将毕业的学生,主要是70后、80后。他们对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希望了解在国际市场中,中国企业应该如何真正把中西方文化融合。同样是对西方知识很希求,但是与1998年时“拿来主义”不同,当下的学生更注重反思。
这些商学院学生需求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发展历程中,从开始模仿国外,追赶机遇,粗放式发展,逐渐转变为追根溯源找本元问题,自我反思,批判式思维,希望找到属于中国的创新发展之路。
杨壮认为,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的软实力仍相对比较弱。与世界级企业的区别不是表面上能不能进入世界财富500强,而是企业能否基业长青,是否有健康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能否在保证硬实力强大的同时,增强软实力。
以联想、华为、海尔为例,这些优秀企业有很多值得其它企业借鉴的地方,但是与一些跨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化标杆企业相比还是有距离。企业不仅能在中国生态环境下发展,更需要在全世界生态环境下,保持发展势头,在价值观上有更深远的影响力。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所在地北京大学朗润园伟大企业的诞生离不开社会生态的改善
在这次美国游学中,学生们参访了微软、谷歌、星巴克、特斯拉、Airbnb等企业,杨壮感触颇深。以特斯拉为例,虽然现在深陷困局,先是产能不足,又因质量问题内部召回,但是,特斯拉仍然坚持不懈,把很多事情做到精益求精。“马斯克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一个领导者的愿景,他的专注,对问题的执着和永远不放弃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
反观中国企业,杨壮指出,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很少有人踏下心来做事情,需要向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德国人的专注精神,以及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去学习。”他认为,这种浮躁现象并非是中国人出问题了,根本原因是社会生态环境不健全。
谈到未来中国是否会诞生像亚马逊、谷歌这样影响世界的卓越企业?是否还遥远?杨壮表示,“遥远不遥远取决于中国的生态环境。整体并不是一家公司能否产生的问题。”他指出,产生好的企业必要因素是企业家个人的领导力的提升,素质品格洞察力、专业主义能力和工匠精神等,一定要达到国际标杆水准。“这样的企业家我看到不少。但是,中国企业是否能变成亚马逊、谷歌这类企业的充分因素,要看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能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杨壮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1、法律生态环境。在完善的法律环境中创新创业,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企业,法律面前真正人人平等,遇到任何问题,法律可以解决。目前中国的法律生态环境仍比较差。
2、市场生态环境:市场的运营规则既保证市场的自由,又有所必须遵循的制度原则等。
3、金融生态环境:构建完善的信用体系,加强外部的监管力量同时提高了信贷资产质量。在公平公正的信用评价体系下,为优质有潜力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更多束缚和限制。
4、教育生态环境:这是所有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高中到大学的教育是培养学生品德品格、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目前,中国这方面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教育制度要允许不同的声音,老师在教育净土上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学生能够敢于大胆地向老师挑战。教育生态的改变有待于国家政治改革的进一步的深入,社会生态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梳理,以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落地。
确实,商业离不开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支撑。“生态环境里要靠企业,生态环境的建立关键靠政府。”杨壮补充到。
同时,企业家不仅要做自己的事情,更应该关注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为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变成真正公正公平,阳光透明,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因为不这样做,自己的企业独断专行,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杨壮指出,有些民营企业家已经走在国有企业,甚至政府前面,发展绿色经济,提倡社会公益,边区扶贫等。
中国式勤奋好学值得世界尊重和借鉴
关于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有没有能够成为国际范式,反哺国际管理学的经验问题。针对这点,杨壮指出,中国企业也有很多要素值得国外企业学习。
首先是,中国文化中的应变能力,这与易经等历史传承中的辩证思维有很大的关联;第二,中国人的勤劳,以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第三,认真学习的能力,特别是模仿能力,这种品质也是学习力的重要体现;第四、不怕吃苦;第五,中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虽然管控的力度和方式有一些争议,但是没有政府支撑推动,经济很难实现高速发展;第六,中国人有一种内心向上的需求。中国文化很务实,这种内在的驱动力值得西方人学习。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年轻人对很多事情没有激情,没有动力。中国将来富裕后,是不是也会这样?可能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未来的中国。”杨壮不无担心地说。
优势与不足兼具,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走向卓越,甚至伟大的路上仍任重道远。面对日益变化的环境,商学院也不能闭门造车。杨壮表示,游学不能只看美国企业,也要看到日本、德国、英国、以色列、瑞士等国家的企业,以及中国优秀的企业。学习回来要进行反思、复盘,不能妄自尊大,也无需妄自菲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仍然在追赶或者接近世界舞台上那些持续发展的标杆企业。商学院教育也将跟随中国企业不断探索,从培养德才和雄才兼备的领导者开始,助推中国企业在软实力上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