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40年记（二）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当代中国企业家从诞生到成长的40年。40年来，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较强政治判断能力，以及市场应变能力和协调管理能力，埋头苦干，敬业奉献的企业家队伍正在不断茁壮成长，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发展重大成就和最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开辟这个专栏，从一块块历史的碎片中寻找当代企业家成长的烙印。温故而知新，激励中国企业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策马前行。
1989捐产和“傻子”入狱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元旦献词》里写道：“1988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这一年的秋天，针对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我们党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中国的航船正迎着风浪，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针对在改革的第十年遇到的严重困难和问题，当时，全国上上下下、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间议论纷纷。经济局势发生了动荡，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也从四面八方射来。便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针对公司的整顿运动开始了。
1989年8月11日，国务院举行第四十五次常务会议，讨论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会议指出：自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以来，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会议认为：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把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这既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坚决惩治腐败、振奋党心民心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上下十分关心的政治问题。会议要求：在清理整顿工作中，中央国家机关要首先带头做好，作出表率。各部门、各地区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明确、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负责地进行。8月15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吕培俭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审计结果。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8月19日，监察部发布《关于有贪污贿赂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
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主动地把工厂交给了“集体”。王廷江是山东临沂市沈泉庄的一个私人白瓷厂厂长，9月，他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捐献财产的两个月后，他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还有江苏宜兴一位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180万元的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在这一年，把工厂捐掉的还有后来靠造汽车出名的李书福，他当时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它当然是一个没有出生证的非定点厂，就在杭州对非定点冰箱厂一片喊打声中，他慌忙把工厂捐给当地乡政府，然后带上一笔钱去深圳一所大学读书去了。蒋锡培在捐产后当选为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过回购股权，又成为企业的资产所有者，据估算当时他的资产已超过10亿元。
关于吉利汽车的历史起源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1986年李书福创办“北极花冰箱厂”才是吉利汽车产生的源头
年广九在炒傻子瓜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时，大地回春，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已经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让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大乱，公司血本无归。
1989年9月25日，“傻子”年广久终没能逃脱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个大字不识、账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两年前，这个全国闻名的“傻子”跟芜湖郊区政府联营办了一个瓜子厂，他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目，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然是一本糊涂账，他抗辩说：“我知道进来多少钱，出去多少钱就行了。”
1984年，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他的案子拖了两年，最终认定他虽然账目不清，却并不构成贪污和挪用，不过，法院最终还是以流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的一次谈话中，突然又说起了这个“傻子”，一个多月后，年广久就被无罪释放回家。
作为早期改革的标本人物，年广久在1989年的遭遇并非偶然事件。
1990 海尔的故事
早在1984年，张瑞敏初任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厂长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创造名牌的目标。
据海尔一位老员工回忆，1984年，冰箱的需求量比供应量大得多，海尔生产出来的任何产品，甚至不合格的冰箱都能轻松地卖掉。1985年4月，张瑞敏收到了一封用户的投诉书，说买的海尔冰箱质量有问题，张瑞敏到了仓库，把库存的400多台冰箱，全都做了检查，发现有76台不合格。张瑞敏很恼火，找来检查部门的人，问这批冰箱怎么办？当时，员工家里边都没有冰箱。有人说既然已经这样，就内部处理了算了。张瑞敏说，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允许再生产这样的冰箱。后来，海尔搞了两个大展室，展览了劣质零部件和76台劣质冰箱，让全厂职工都来参观。参观完以后，张瑞敏把生产这些冰箱的责任者留下，他拿着一把大锤，照着一台冰箱就砸了过去，把这台冰箱砸得稀吧烂，然后把大锤交给责任者，把76台冰箱全都销毁了。
当时在场的人都流泪了。虽然一台冰箱当时卖800多元钱，但每人每个月的工资才40多块钱，一台冰箱是很多人两年的工资。砸了冰箱以后张瑞敏说，“这些冰箱的责任在我，因为我没有使全员的质量意识得到提高。”他自己罚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副厂长杨绵绵(现在海尔的总裁)罚了百分之八十工资。张瑞敏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确立质量方面的一种理念——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以后我们的产品不能再分一、二、三等品、等外品了，产品就只有合格、不合格之分。市场只有合格品，非合格品就不能进入市场，要再进入市场，就追究生产者的责任。以后谁生产了这样的冰箱，谁负责。
后来很多人谈论这件事时，都很佩服张瑞敏狠抓质量的决心，但却没有意识到他在塑造品牌中的智慧。单纯从物质效应来说，砸冰箱对企业肯定是一笔损失，但砸了以后，一方面给职工以强烈的质量意识，一方面是在向消费者承诺：海尔对质量问题是一丝不苟的。那时，海尔就明确了树立品牌的目标，这是公司的超人之处。
到了1988年9月该厂冰箱首次获得“国优金奖”，1990年被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质量管理奖”，1991年被消费者投票选为“中国十大品牌”之一。1995年，张瑞敏荣获“中国经营大师”称号，荣获亚洲周刊“1997年度企业家大奖”，1998年3月应哈佛大学邀请在商学院授课，1999年12月入选英国《金融时报》“30位世界最受尊敬商界领导人”，2000年5月就任海尔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CEO)，2001年8月美国《福布斯》2002年8月6日封面刊登张瑞敏头像，2001年9月中国国家质量管理奖励工作委员会授予其“全国质量最优秀奖”。
1990年，东京秋风正劲，“第6次中日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在这里举行。日本的企业管理，连欧美发达国家都不得不叹服，所以在这种会上，中国人仿佛就该只带着耳朵来。但轮到张瑞敏发言，他的关于“海尔管理”的故事，使日本同行们耳目一新。
张瑞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还是在海尔创业初期，有一位叫王俊成的女工有病坚持上班，检查出是胃癌，最后去世了。她给家里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去世后，在去殡仪馆的路上，再在厂门口停一下，让她再最后看一眼自己心爱的工厂，让她的心魂再一次依傍着厂里的领导和同事！去世时她才二十四五岁。这在当时对海尔人冲击力量是最大的。东京大学两个教授在会后请张瑞敏吃饭时对他说：就因为这个故事，我就认为，海尔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日本的本田。他说本田一开始也和海尔一样是个街道工厂，本田能从摩托车修理走到现在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我认为海尔这种精神是最可怕的、最可敬的。
1990年起，张瑞敏引领海尔走出国门，以创海尔品牌为导向，实施本土化策略，先后在欧美、亚非等国家和地区创建了13家海外工厂和4.8万个营销网点。
2000年，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第一次走进海尔，深深被海尔的企业文化打动。这里是一片净土，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更令他震撼的是张瑞敏的人格魅力。除了看书和工作，张瑞敏没有任何爱好，他一手把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变成家电王国。海尔砸冰箱，砸醒了质量意识，砸的是人的观念。
当时，很多企业花钱找到吴天明给自己拍电影，吴天明都不愿意拍。而当吴天明向张瑞敏谈起了自己的拍摄计划，却被简简单单的一句“还是低头干事的好”婉拒了。然而，被海尔精神打动的吴天明，还是用两年时间在此体验生活，参观了十几个海尔工厂，查阅了大量资料。吴天明第十次修改剧本后，张瑞敏答应了他的拍摄计划：“如果这部影片能对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起到鼓舞作用，就拍吧！” 对于张瑞敏来说，吴天明懂自己，懂海尔的自强不息、拼搏不止的精神。
影片播出后的很多年里，很多中国企业、高校将它作为教学片，还有日本企业也在学习这部电影。那些日本人说：“我们看到这些电影，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曾经拥有的精神，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了这些精神！”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说，《首席执行官》让企业家精神在荧幕上发光。
牟其中重归自由，成为坊间的热点。有人视之为教训，有人尊其为楷模，更有不少人希望他能像褚时健一样东山再起——据说牟其中已开始筹备恢复南德试验1991 牟其中罐头换飞机
牟其中出生于四川省万县市——一个濒临长江的中等城市。曾经历过四年牢狱生活。1980年，恢复自由的牟其中开始做生意。1988年通过牟其中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他带领员工走出四川盆地，来到风光秀丽的海南岛，创立了南德经济集团。不久，又把总部迁入深圳、天津等地，最终闯进了北京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之一。1991年，牟其中做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事情。他一下子买了4架崭新的俄罗斯产中型客机。起初谁也不相信牟其中能做这么大的买卖。直到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根据1991年中期，南德、川航与苏联方面达成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更令人们惊讶的是，中方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购四架苏制图-154飞机。图—154客机比美国的同类飞机便宜2/3，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牟其中做成这笔买卖的秘诀是：他知道俄罗斯有飞机卖不出去，又迫切需要中国的轻工业产品，而中国有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和食品积压在仓库里，国内航空公司却缺少飞机，牟其中就利用这些条件“组装”出了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人们常说一个主意值万金。牟其中的这个创举为随后中俄易货贸易的飞速发展开了先河。这笔贸易经媒体报道后，牟其中顿时成为全国热点人物，他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1个亿。
有专家评论，牟其中在1991年前后的冒险成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在经历了13年的改革之后，计划体制已经在内外交困中面临逐渐瓦解的边缘，缺乏市场开拓能力而造成货物积压仍然是困扰很多国营企业的最大难题，这无疑给很多像牟其中这样的大小倒爷提供了巨大的运营空间。通过创新的方式在流通环节中获取利益，成为这些冒险家屡试不爽的致富手段。不过，由于缺乏规范的资本工具和游戏规则，这些经营活动便往往非常的传奇和诡异，也充满了种种的不确定性。
1992 东风吹来满眼春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行，这次事先没有张扬的南行，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南行。东风吹来满眼春。在这次南行过程中，小平同志的“谈话”回答了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认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地位、也进一步坚定了改革的步伐，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次南行对随后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必将继续影响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邓小平在南行时说的非常有力的一句话。小平同志的这一番话是针对当下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针对人们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怀疑、对基本路线的动摇而讲的。也正是这一番话，进一步端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使航船向既定的目标前进。
站在珠海的粤海大厦的旋转餐厅，饱览珠海和澳门的景色，邓小平情绪高昂，心情愉悦，他说道：“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站在深圳大桥桥头，踩得踏实，看得踏实，说得也很踏实。
在小平同志的“谈话”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代企业家开始诞生，这些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他们自称是92派的企业家。
陈东升是“92派”代表人物，现在他是1992年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移动的那一批人中最成功的一位。1992年，他第一个向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管理司提交创办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1993年陈东升创办了嘉德拍卖，1996年又创办了泰康人寿。在谈到为什么选择1992、1993年间去创办企业的原因时，陈东升说道：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国际政治环境。在19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那一批年轻的社会精英都在探讨体制问题、借鉴国际的经验等等。1990年代初，这批精英开始分化，寻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了从事商业。1991 年苏联解体，接着东欧剧变，在《参考消息》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东欧国家原来的部长在地铁口摆报摊。正是这些事件加速了群体的分化：经商，从政，到海外，做学问，或者干脆无声无息，做了老百姓。 第二个因素是邓小平南巡。这是这个群体分化的基础，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强大的助推剂。 第三个因素是1992年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出台后，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才出现。在之前没有股份公司，只有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这四种企业类型。真正最核心的公有制的主体形式以及混合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形式——股份公司——到1992年才开始出现。我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1978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只不过是因为各种因素，没有被大家关注。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的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
在中国的国企收购改造让黄鸿年被称为“中国资本运作的第一导师”，其案例也被写入众多大学MBA教材1992年，黄鸿年年近50，新加坡籍企业家。
他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1960年12岁的黄被送回国就读于北京26中，1966年毕业后，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并到山西插队作了一名知青。
黄鸿年20世纪70年代初出国后，协助其父经营家族产业。1980年代末，黄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内地。1992年，中国经济加速，机会来了。
从那时起，他在中国掀起的国企并购浪潮，让中国企业界至今难忘。
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注入499.8万美元）和杭州橡胶厂（注入1524.9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037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3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5家企业有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9大定点厂。
用同样方式，黄鸿年还杀入了中国啤酒行业。这些都是进口关税较高的行业。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37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而在大连，中策公司与该市轻工业局协议收购了101家轻工企业。 黄鸿年的戏法儿引来纷纷议论。赞成者称：这种做法是国外金融资本的正常操作，至于转卖股权，实际上是二次招商引资，有利于企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反对者说：此事虽合法却不合理，黄购买两家轮胎企业的控股权不过用了3000多万美元，可收回的钱却大大多于此数，都成了中策一家的盈利，这是典型的投机挣快钱，占了我们的便宜。现在，人们逐渐明白，这就是资本运作。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黄鸿年传》如此评价他对中国内地企业的影响：“他……的运作手法，如今正被内地企业家广为效仿。”
禹作敏凭借一己之力将大邱庄由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为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在当时的影响力与“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不相上下1993 落马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大江南北涌现出无数草莽豪杰。1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兼任，副会长两人，分别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 “官方色彩”的职务，“禹北鲁南”，一时辉映。
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1979年－1982年，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1985年－1987年，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1987年9月，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并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1988年，任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1989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1992年底，被《半月谈》杂志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那时侯，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天津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其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四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死时全身创伤380处。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六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人员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来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老谋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书记要找他谈话的电话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前往。到达后，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只好束手就擒。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就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人进行公开审理的同一天，新华社播发题为《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实》的长篇通讯。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1994 疯狂的保健品和职业化企业家转型
32岁的何伯权是一位营销奇才，他的广州乐百氏饮料公司创办于1989年，生产调配型儿童果奶，经过几年经营，乐百氏已经是当时国内同行的龙头企业。
1994年，马俊仁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马俊仁手中有一个十分神奇的祖传秘方吸引了何伯权的目光。1000万，马俊仁随口说出的价格，立即被何伯权接纳了。随后，马俊仁和他的神秘配方由警车护送，呼啸而至，何伯权接过用红绸盖着的一纸配方后，当即将之送进中国人民银行的保险库。他随之宣布，由此配方研制而成的“生命核能”口服液将在两个月后正式投放市场。
在数百家媒体的持续报道下，市场的胃口却已经被这个神秘配方吊得老高了，各省经销商纷纷要求代理“生命核能”，何伯权顺势提出“省级代理的独家经销权拍卖”。第一场在湖南，拍出50万元，第二场在西安，拍到200万元，第三场在江苏就涨到240万元了，一路水涨船高，几个省市拍下来，乐百氏收进1700万元，已经超过了支付给马俊仁的配方费。“生命核能”一役，让何伯权和乐百氏名声大振，乐百氏成为国内品牌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之一。
把“三株口服液”刷到中国农村的每一面土墙——包括牲口圈和茅厕，更首创“让专家说话，请患者见证”及“专家义诊”的忽悠模式，此托儿手法日后传遍大江南北1994年前后，中国商业的火山口，就在保健品和饮料食品领域，全中国最有野心的企业家们都亢奋地拥挤在那里。在过去的4年里，全国保健品生产企业从近百家增至3000余家，平添30多倍，品种多达2.8万种，年销售额高达惊人的300亿元，增长12倍。保健品产业成为全国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黄金之地”。1993年，国内最大的保健品公司广东太阳神的营业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3亿元，利润高达3亿元。在1994年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保健品企业有如下几家：
——沈阳飞龙保健品公司。这家公司推销的是据称对男女肾虚有治疗效果的飞龙延生护宝液，发展速度居全国医药行业之首。
——吴炳新和吴思伟父子以30万元在济南注册成立了三株实业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三株口服液号称是高科技的生物制剂，主要成分为双歧杆菌，长期服用对肠胃有保健作用。
——史玉柱在1994年夏天做出重大决策：将巨人集团的“二次创业”目标锁定在保健品和药品产业，宣布将斥资5亿元，在一年内推出上百个新产品。
1994年的中国商业界，到处弥漫着三株、飞龙式的疯狂和史玉柱式的激情的时候，1994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的企业终于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厂长、经理们按照《公司法》来管理企业和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1994年，海尔的张瑞敏则开始向职业化企业家转型。这位好学而勤于思考的企业家对松下幸之助的管理哲学痴迷不已，他深谙制造业的利润秘诀，“我们必须从过去的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在管理上下工夫是海尔获得成功的出路”。他在一篇管理随笔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致力于海尔生产的规范化，他从日本松下和丰田公司引进了很多管理模式。在1994年，他首次提出了“日清日高”这个新奇的管理名词，日清指完成当日目标，但日清之后还有更高的目标，这就是日高。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海尔的研究者们称之为“OEC管理法”（Over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意为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事进行清理控制。在人才管理上，张瑞敏提出“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正是在这种不懈的努力下，海尔成为当时国内管理水平最高的制造工厂之一。2月，为了纪念创业10周年，张瑞敏在激情中写了一篇题为《海尔是海》的散文，它后来广为流传，并被铭刻成石。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用清晰而富有战略气质的语言勾勒出了企业的管理哲学、公司使命与精神。他提出的“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诸多中国公司共持的理念。也是透过这些文字，人们看到，一代具有自主意识和强大生命力的企业家群体已然崛起。他们跟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厂长有很大的区别：更独立，更自信，更有国际化的眼光。他们还将经受时间的磨砺，在无数的挫折中走向成熟。
被称为“三九教父”的赵新先掌舵三九长达19年，将三九集团从一个军队药厂缔造为一家总资产达200亿，下辖400余家子公司和三家上市公司的庞大企业集团1995 袁宝华三论企业家的修养
1995年4月的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可谓“桂风秀沁红豆乡，槿艳繁花四月扬。半城绿柳春燕忙，邕江碧浪写琳琅。”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企业家聚首于此，参加“1995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活动。
活动日的主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同志和老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分别为活动日发了贺信和贺电。吴邦国同志在贺信中，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培养造就职业化企业家队伍的相互关系及重要意义，作了精辟论述。贺信中说：大批优秀企业家涌现之时，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旺发达之日。这是一项长期的，又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希望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与广大企业、企业家一道为深化企业改革，建设好一支宏大的企业家队伍作出新的贡献。
在这次活动日上，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创建者与主要领导人袁宝华同志作了题为《论企业家的修养》的报告。报告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胸怀全局、脚踏实地；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四、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五、清正廉明，依靠群众；六、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九、丢掉幻想，搏击市场；十、锲而不舍，刻意创新。这些修养至今仍然是我国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1996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袁宝华同志进一步阐述了《关于企业家修养和健康成长的若干再思考》。进而在1998年，主题为“促进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的健康发展”的1998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袁宝华同志发表了《再论企业家的修养》，他进一步强调，加强企业领导人的自身修养，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政治修养，是当前保证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企业领导人要提高认识，思想观念要跟上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并严于自律；要发扬民主，自觉接受监督。
1996 赵新先打响兼并
1996年，这一年物价指数回落到了6.5%，经济保持10%的增长，农业好收成，金融平稳，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让世界吃惊。这一年，神州大地再爆股市热。
1995年底，张瑞敏第一次明确提出，海尔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1996年秋天，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这6名“种子选手”成为冲刺“世界500强”的国家级先头部队。
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好憧憬以，把方兴未艾的多元化热浪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三九集团的赵新先是最早嗅出“抓大放小”所蕴涵的商机的企业家之一。赵新先，东北人，1964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1964年8月-1984年12月，历任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药剂师、副主任、主管药师、主任。 1985年，他携带“三九胃泰”等科研成果和500万元借款南下深圳，在笔架山下的荒地上创办了南方制药厂。
到1988年底就实现产值18亿元，上缴利税4亿元，居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第82位。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赵新先“优秀军队企业家”称号，颁发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一枚，还向全军做出了《关于向赵新先同志学习的决定》。1996年，当赵新先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央将实施“抓大放小”战略的时候，十分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企业快速扩张的千载难逢的大机遇。
赵新先这位军医出身的企业家在笔架山上发出了兼并的号令。在当时，三九品牌响彻国内，举目四顾，像它这样既有国有企业的正宗血统，又有资金、品牌和销售网络者，几乎没有几家。把企业交给三九，不但能够救活企业，而且没有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 赵新先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国内的中小药厂，短时间内就兼并、重组、收购了五十至六十家企业，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创造了当时的国内纪录。在扩张的过程中，赵新先选择的大多都是位于西部偏远地区的中小型药厂，他用极为低廉的价格将这些药厂收购，随后进行改造，冠以三九品牌生产药品，收效十分明显。四川雅安制药厂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短短三年，这个原本销售额不过两千万，利税低于一千万的制药厂迅速发展成为利税超过一个亿销售额几个亿的明星企业。随着这样一系列的成功操作，短短几年的时间，三九集团的产值从1992年的16个亿迅速发展到1998年的153个亿，成为国内医药企业的龙头。在这种跑马圈地式的疯狂购并中，三九集团迅速扩张成全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总资产猛增到186亿元，所属企业遍及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形成了医药、汽车、食品、制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行业。
然而，四处出击的三九在做了种种努力之后，最终不得不回归药业主营；靠着放权的“三九机制”搞活的三九，也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解决机制上的问题。
赵新先也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虽然他生产的三九胃泰、三九感冒灵家喻户晓，都是很多人家里的常备药。然而2005年11月，正是这位一手缔造了三九神话的三九教父被深圳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为名从北京带回了深圳，关押在位于深圳梅林的看守所里。对于赵新先的落马，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觉得非常可惜，感触良多：“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证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所造成的毛病。自己决策、自己执行、无人监督，没谁能制约他。”
1997年6月24日，网易诞生在广州，26岁的丁磊花了2万，动手组装了一台硬盘容量为18G的奔腾PRO，成立二楼网易工作室1997 青年创业英雄
1993年，丁磊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宁波电信局机房，一呆就是两年。这两年尽管是在机房工作，但他至今觉得受益匪浅———学习了unix操作系统和电信网络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互联网将很快超越话音服务。
1995年5月，宁波青年丁磊辞去宁波市电信局的工作进入外企Sebyse工作。
在Sebyse广州分公司工作一年后，丁磊又一次萌发离开那里和别人一起创立一家与Internet相关的公司的念头。在当时他可以熟练地使用Internet，而且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上网用户。1997年5月，丁磊决定创办网易公司。此后，在中国IT业，丁磊成了足以浓墨重彩的一笔。2000年，网易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一时间万众瞩目，可是仅1年以后就遭到停牌，甚至差点被摘牌。
现在看来，停牌事件是网易业务的转折点。2002年1月1日凌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称，纳斯达克计划于2002年1月2日上午10点恢复网易公司的股票交易。
网易成功了，2002年是中国短信“爆炸”的一年，而在遍布中国的网吧里，年轻人正尖叫着大把花钱。2002年8月后，这家公司变成暴利企业。随后是网易股价连续暴涨，当年逃离网易的老员工现在动辄唉声叹气。美国《财富》杂志推出的2003年全球40岁以下40位富豪的排行榜，中国内地有6位榜上有名，网易创始人丁磊位居第14位。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百富榜”中，丁磊以持有网易公司58.5 %的股份（当前市值约合人民币76亿元），位居“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名。
从陕西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美国，故乡渐行渐远，理想渐行渐近。1995年7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的张朝阳突然有了回国创业的强烈念头，美国随处可见的“硅谷”式创业更是激起了他的热情。他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经济极为惊人的商业和社会价值，于是下定了创业的决心。当他看到Internet的机遇时，感觉到应该是创业的时候了。
1998年3月25日，哈佛商学院教授林恩路潘恩女士把“海尔激活休克鱼”的一组案例写入哈佛教材，并邀请张瑞敏去哈佛商学院课堂讲课。这一天成就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两个第一：第一个进入哈佛商学院的中国企业案例；第一个在哈佛讲坛开坛的中国企业家张朝阳联系到了ISI公司，想做ChinaOnline(中国在线)，用Internet搜集和发布中国经济信息，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或者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服务。ISI总裁当时和张朝阳的想法相近，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融资100万美元，张1995年底以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开始用Internet在中国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为华尔街服务。在ISI的经历，张朝阳觉得中国Internet的市场潜力巨大。1997年1月初，ITC网站正式开通，1998年2月，张朝阳正式推出了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狐(S0HU)。1998年3月，张朝阳获得Intel等两家公司210万美元的投资，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1998年9月，搜狐上海分公司成立，1999年6月组建搜狐广州分公司。2000年搜狐在NASDAQ成功上市，并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网络社区的规模性发展给门户加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奠定了业务迅速走上规模化的基础。1998年10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1999-2001年被《中国青年报》连续三年评为“年度IT十大风云人物”之一，1999年7月被《亚洲周刊》选为封面人物，2001年5月7日，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二十五位企业新星之一，同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明日领袖”之一。
以张朝阳、丁磊为代表的成功的创业者，给中国的年轻人树立了一种创业致富的新新人类的形象，这在一定时期内会有很大影响。这个意义上，张朝阳、丁磊是一代青年人的楷模，是个英雄。
1998 中国企业家走上哈佛讲坛
1998年3月25日。
波光粼粼的查尔斯河南岸，美丽的哈佛商学院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林木苍苍的校园里到处生机盎然。远离尘世的喧嚣，一切都显得宁静而详和。
在轩敞庄严的教学楼里的一间教室，一位50开外的中国男士，眼含笑意，走上讲台向工商管理硕士（MBA）二年级学生讲述中国海尔集团的成功。他，就是中国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先生张瑞敏演讲的题目是：《海尔如何吃“休克鱼”》。他说：“所谓‘休克鱼’，是指中国‘硬件好而软件差’的企业，然后，利用海尔独特的管理经验、运行模式、质保体系、销售渠道，利用独特的文化精神，提高这些企业的素质，引导它们走上超常规的发展道路。例如，1995年海尔集团兼并青岛红电器厂时，这个厂当时亏损700万元，随后第二、第三个月减亏，第四个月盈亏平衡，第五个月盈利150万元……在整个兼并中，海尔只去了三个人，没增加一分钱的投入，没换一台设备，也没有换人，主要是注入了企业管理模式、文化和观念，就把它救活了。这个厂的洗衣机由行业倒数第一跃为全国第一……”张瑞敏的演讲获得外国学生的地热烈掌声。
1997年10月，从美国哈佛商学院发来了一份传真，发传真的是哈佛商学院的林佩恩教授。通过网络，她知道了在中国有一个企业叫海尔，以成功的企业文化激活被兼并的企业。为此，她希望以此来做案例。林佩恩教授在海尔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尤其是张瑞敏“吃休克鱼”的比喻使哈佛教授十分兴奋，案例就定名为“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海尔文化在大洋彼岸哈佛商学院引起了轰动。几天后，张瑞敏登上哈佛讲坛的消息出现在中国的各大煤体上，一张张瑞敏和哈佛商学院MBA学生轻松微笑的合影令许多人心动。
“海尔为了改变企业面貌，首先改变人的观念；为了改变人的观念，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张先生不在西方生活，在中国长大，却能够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来改变员工的思想。如果让我把东方文化中的精华移植到西方，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做好。但张先生作好了，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一位美国学生对案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从那时起，开始有更多的海外媒体把目光投向了海尔，他们被海尔每一步的创新所吸引。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日本《朝日新闻》等等，全球著名的媒体几乎都来过海尔，都采访过张瑞敏。进而，海尔的美誉度在全球迅速攀升，这些美誉又促进了海尔的国际化进程。
在中国，张瑞敏是产品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家电企业的领导者，是中国制造业最响亮的一块品牌的创造者。在中国企业界，他无疑是最成功的企业首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