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改变正当时
《野梨树》戛纳首映式戛纳电影节的红毯，无论多长多宽，最终都要以巴黎大皇宫前24步拾级而上的台阶收尾，这是一条通往电影殿堂的台阶。此种设计传达出的意义，是所有参与其中的电影和竞赛本身追求的目标——希望观众能借助电影的翅膀，飞入艺术神殿。今年的戛纳电影节颁奖礼结束时，这一任务也似乎像往届一样顺利完成。得到最高荣誉的电影人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他凭借《小偷家族》拿到金棕榈奖。这部有关家庭、贫穷和社会不公的作品，有着“正当时”式的诚挚。评审团大奖颁给了斯派克·李的《黑色党徒》（BlacKkKlansman），电影中的种族主题也正好是当下热点。
不过，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期间，也不断有人发出质疑：戛纳的光彩是否依旧？这个曾经是全球最有声望、最迷人也最重要的电影节，是否已经辉煌不在？从Netflix的崛起到好莱坞颁奖季的威力，这些改变是否已经将戛纳架空？或者，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那些最好的电影是否都不选择戛纳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关键点并不在于戛纳，而在于戛纳所处的时代，在于戛纳以不变应万变，却因此被改变的地位。Netflix今年退出戛纳带来的影响，有些被夸大，虽然戛纳因此错过了阿方索·卡隆的《罗马》（Roma）和奥逊·威尔森的《风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但像戛纳这样级别的电影节，难道只因为一家公司退赛，就会黯淡无光了？如果说戛纳的时代性在减弱，其根本原因，恐怕也不是Netflix回应组委会新政的“不玩拉倒”。
戛纳的窘境，更深层、也是众人不愿提及的原因，是非英语电影近年来的没落。在二战后的50多年间，这部分在美国被称为“外语片”的电影，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权，并周期性地引发讨论热潮。但如今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从影片数量上就能看出端倪——曾经定义戛纳本质的部分，本身正在失去时代性。
如今的电影两级分化愈发明显，一边是商业大片，一边是独立影片。对于前者，观众仍然会买票走进电影院，但那些多为艺术片的独立制作却越来越难吸引观众。这种分化在戛纳电影节上亦有所表现，今年戛纳的开幕影片是伊朗导演阿斯法·法哈蒂的《人尽皆知》（Everybody Knows）。这部伦理剧发生于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的村庄，由佩内洛普·克鲁兹和哈维尔·巴登主演，讲述一场绑架案牵出家庭秘密的故事。影片虽然收获了好口碑，但对导演的批评声却始终存在——这位伊朗目前最有声望的导演，无论是在语言还是文化上，都不适应电影的西班牙背景设定。影评家质疑最多的是法哈蒂本人的国籍与电影故事文化间的“冲突”。事实上，与众多不用母语就不会拍片的电影人相比，法哈蒂交出的这份作品，说是“原汁原味”的欧洲片都不为过。对此而发的负面声音，难免让人觉得有“仇外”情绪掺杂其中，这种指责分明就是在说：法哈蒂除了拍伊朗片就不应该拍别的，他这种试图获得国际认可的“行为”，玷污了戛纳所谓的“纯洁”。
2018年戛纳电影节真正的问题是，缺少具有事件性的电影，缺少能引发观众更深层思考的作品。
布莱德利·库珀自导自演的《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倒是适合戛纳的电影，可惜要到年底，也就是颁奖季最热闹的时候才能上映。这也是其制作公司华纳兄弟拒绝参加戛纳的原因——不想太早曝光。从制片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是合理的，但问题来了，如《一个明星的诞生》这样希望“冲奥”的主流影片，以后是否都会为此避开戛纳？我们知道，如今的颁奖季从每年8月就拉开序幕，以特柳赖德、威尼斯和多伦多三大电影节为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戛纳是不是只能被挤到局外？
回答是：倒也未必。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戛纳需要放下身段，与各大电影公司搞好关系。至少这样能给人积极向上、求新求变的印象，而不是永远活在过去光环之下的老古董。
今年戛纳电影节明令禁止在红毯过程中自拍，听上去好像无关大局，但这难道不代表着戛纳骨子里对21世纪的“抗拒心理”？不仅如此，戛纳出台这样的禁令还十分“打脸”，曾几何时，星光熠熠的红毯明星和摄影师疯狂的闪光灯，正是戛纳电影节最经典的标志性场景，是艺术魅力集中体现的强光。明星自拍正是这种魅力的延伸，是自媒体时代的新文化。禁止红毯自拍，无疑削弱了戛纳的感染力，遑论放走了多少社交平台上的流量。
在今年的电影节上，凯特·布兰切特和阿涅斯·瓦尔达带领着82位女性共走红毯，代表过去71年里，进入过主竞赛单元的女性导演电影数量。71年82部，相当于每24部影片中只有1部出自女性电影人，要改变这一现实，除了改变最显而易见的行业性别歧视外，也应该承认，增加女性的参与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许多戛纳缺少的新气象。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戛纳需要新的能量和激情，来改变目前的尴尬局面，重新找回生机。
未来，戛纳与其花时间制定新规则，不如想想如何让通往电影天堂的红毯，重新找回吸引更多电影人踏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