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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声阵阵天脊风—上党梆子的历史和艺术

作者:撰文/王瑜瑜
北宋文豪苏轼在《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中曾留下“上党从来天下脊”的赞誉和感慨。上党地区指今天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两市,自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人杜牧在《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说:“伏以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东汉末年,曹操征战至此,饱尝艰辛苦寒,写下“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苦寒行》)。这里的民间音乐、曲艺、杂技、武术表演与民间习俗相伴相生;乐户在迎神赛社的活动中将古老的戏曲剧目代代相传;队戏、院本等戏剧表演形态古意盎然,遗风尤在。这里的观众对戏曲有持久的热情、兴趣和喜爱。梆声阵阵,乡音浓浓,回响于天脊上党、巍巍太行。

上党地区保留了众多的金元、明清戏台遗存。在这些戏台上,曾经有无数的戏班登台献艺,留下舞台题壁。上党梆子研究者经过多方走访和搜集,抄录了上自明末下至20世纪40年代的1296条题壁资料(参《上党梆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137页)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剧种顽强坚韧的“草根”力量和异彩纷呈的艺术面貌。上党梆子曾被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诸如“土戏”“大戏”“上党宫调”等,直至1957年山西省第二届戏曲汇演,才正式拥有“上党梆子”的名字。

提到上党梆子,就不得不提到晋城的“鸣凤班”,该班创始人泽州县东四义村史宗经迎娶阳城县鸣凤村白姓之女,女方出嫁,鸣凤村戏班赴史家演出后,留在了东四义村,“鸣凤班”由此得名。泽州县青莲寺残碑清道光九年(1829)碑文曰:“有鸣凤班者,行戏四十馀年矣。”这个戏班彩凤和鸣,佳音不断,一直活跃于晋东南地区,直至1945年晋城解放,改组为“民风剧团”。鸣凤班活跃的一百多年中,上演剧目十分丰富,如上党昆曲《长生殿》《别母》《乱箭》《赤壁游》,上党梆子《雁门关》《乾坤带》《夺秋魁》《彩仙桥》《金玉佩》,上党皮黄《苦肉计》《清河桥》《挂龙灯》,上党罗戏《打面缸》《打铁》和上党卷戏《卖荷包》《窦老抢亲》等(《上党梆子》,54页)。上党梆子经过艰辛的孕育和成长过程,兼容并包,广收博取,逐渐成熟并展示出其昆、梆、罗、卷、黄诸腔并奏的鲜明特色。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是上党梆子蓬勃发展的时期,各县班社遍地开花。它们不仅走村串巷,通过迎神赛社、婚丧嫁娶、寿诞堂会的演戏活动“养家糊口”,还需要承应“官戏”。清咸丰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上党梆子的鼎盛时期,拥有二百多个班社、上千个演出剧目、数十位优秀的演员,如昆乱不挡的戏王赵青海、郎不香、申灰驴和后来的段二淼、郭金顺、申银洞等人。在这个时期,上党梆子还形成了“州底派”和“潞府派”两大艺术流派。前者以泽州为中心,活跃于泽州五县(沁水、高平、陵川、阳城、泽州),唱腔稳健委婉,擅长抒情。后者以长治为中心,流行于潞府八县(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平顺)及沁县等地,唱腔雄豪奔放、高亢激越(参《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95页)。“州底派”和“潞府派”争奇斗艳,共同塑造了上党梆子的剧种特点和形态,影响绵延至今。清光绪年间,上党梆子艺人曾到河北永年、山东菏泽等地演出,并收徒教戏,上党梆子和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永年西调和山东枣梆两个剧种,可见上党梆子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

上党梆子虽以梆子腔为主,但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并存的特点彰显了这个剧种的古老与包容。

作为“百戏之师”的昆曲,深深滋养了上党梆子。阳城县上伏村大王庙舞台有一条清顺治十五年(1658)的题壁,百顺班于该年九月十六在这里演出了阮大铖创作的昆曲剧目《春灯谜》(参《上党梆子》,1139页)。此后,上党梆子班社演出昆曲剧目和折子戏的记录不绝如缕。诸如《牡丹亭》之《惊梦》《寻梦》,《狮吼记》之《跪池》,《虎口馀生》之《别母》《乱箭》以及《长生殿》《赤壁游》《党人碑》《尉迟装疯》《富贵长春》等。演唱昆曲已经成为上党梆子的一个传统,上党梆子班社演出的昆曲也因其独特的地域色彩和艺术面貌成为“晋昆”的重要代表。上党昆曲典雅精致、细腻缠绵,不仅展现了迥异于梆子腔高亢激越的另一种审美风格,更成为上党梆子演员主动继承、学习的典范,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2009年,山西上党梆子剧院曾与上海昆剧团举行“昆梆一家亲”的艺术联谊活动,上党梆子演员演唱了上党昆曲选段。上党梆子著名演员张爱珍在2011年的个人专场演出中,演唱了上党昆曲《长生殿》、上党昆曲时调《浪子踢球》(又名《踢球》,讲述浪子韩胜五与名妓一见钟情,踢球相戏,互表爱慕之情)。

上党皮黄剧目在乾隆年间就已出现在上党梆子班社的演出中,1962年统计时,上党皮黄尚有九十多个剧目(参《上党梆子》,13页)。20世纪80年代,《山西地方戏曲汇编》上党梆子专辑收录了《佘塘关》《五台山》《三岔口》《孟良盗马》《九龙峪》《破洪州》等上党皮黄剧目(参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山西地方戏曲汇编》第3、13、17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984)。目前,经常演唱的仅有《打金枝》《虹霓关》《挂龙灯》《二进宫》等剧目的部分选段。清代小说《歧路灯》曾提到上党地区的泽州罗戏(参《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885页)。《歧路灯》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此时泽州罗戏尚可独立成班,行走江湖。上党梆子班社显然并不排斥罗戏,反而将其消化吸收。1962年整理上党梆子传统剧目时,记录了《打面缸》《打杠》《打铁》等5个罗戏剧目(参《上党梆子》,14、505页)。卷戏遗存多在河南,在晋东南上党梆子中能够保留十分难得。目前上党卷戏剧目仅存《王祥卧冰》《卖荷包》《窦老争亲》《闹花园》《打刀记》等,十分珍贵(参《上党梆子》,15页)。

上党梆子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历史题材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高,此外尚有神话题材(如《封神榜》系列之《摘星楼》《诛仙阵》《绝龙岭》等)、公案题材(如《徐公案》《龙图案》等)、侠义题材(如《水浒传》之《时迁偷鸡》《李逵接母》《快活林》等)和具有浓郁民间生活色彩的小戏(如《借妻》《剜蔓菁》《小秃取鼓》等)。雅俗并存,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群体观众的欣赏口味和需求。

上党梆子的历史题材剧目基本涵盖了商周迄于元明的历史,主要表现王朝兴衰、忠奸斗争、征战杀伐,与它激越昂扬、粗犷雄豪的音乐唱腔,简练明快、干净大方的身段表演,庄严肃穆、色彩鲜明的舞台美术相得益彰。上党梆子演绎历史故事时又将家庭矛盾、公案故事纠结在一起,将百姓的观念、心声、诉求融汇其中,使作品内容丰富、庞杂,呈现出浓郁的野史色彩和“草根”味道。

《东门会》(又名《崔子弑齐君》)颇有特色。讲述了春秋时期,齐庄公于东门会上窥见大将崔杼之妻姜氏貌美,诡称国母患病,命各府夫人入宫。崔氏入宫后,被庄公逼迫通奸。陈文子与崔杼二人定计,骗庄公入崔府,崔杼弑之。上党梆子的演绎通俗、率性,富于生活气息、民间色彩。陈文子“为君做出苟且事,教我们为臣怎尽忠”的义愤,崔杼“三纲五常乱了罢,论什么君来讲什么臣”的决绝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庄公一心谋夺臣妻,愚蠢荒淫;姜氏从犹豫、畏惧到顺从、讨封,直至诅咒崔杼早亡,利令智昏。崔杼举剑追杀庄公,怒发冲冠,宛如民间草莽英雄;庄公战战筛糠,威风扫地;陈文子老谋深算,插科打诨。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甚至存在漏洞的故事情节恰恰形成了饶有趣味、火爆热烈的戏曲景观,展示了上党梆子传统剧目的艺术魅力。

上党梆子中的杨家戏、岳家戏多为连台本戏,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杨家将满门忠烈,抵御外侮,代代英豪;岳家将精忠报国,却惨遭奸佞所害,历来受到百姓的尊崇。上党梆子表演追求火爆炽烈,老艺人们要求“唱戏要恨戏”,所谓“恨戏”就是要唱出激情(参《上党梆子》,521页)。只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激情才能将英雄们的智慧、勇武、忠诚、豪情以及他们悲壮的牺牲、悲凉的遭遇、不屈的灵魂、抗争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酸心刺目,动人心魄。

《三关排宴》(又名《忠孝节》)是上党梆子杨家将连台本戏之一,传统演出本主题思想及故事情节展开的依据是封建传统道德范畴内的“忠孝”(参《山西地方戏曲汇编》第3集,285-311页,此本系长治专区人民一团演出本)。情节设计、场次繁简处理都不尽合理,影响了戏剧冲突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1961年,经过赵树理(出生于上党地区的沁水县)整理改编,在思想、艺术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成为上党梆子的保留剧目,受到观众持久的欢迎和热爱。

第一场《联络》。焦光普(由武三花脸扮演)八百字的大段念白详细交待了故事背景。同样羁留辽邦,焦光普忠心赤胆不忘故国,杨四郎却投降敌国不肯回头,让身为母亲的佘太君失望、气愤:

(起立,自语)杨延辉,小畜生,老身要打搅你的好梦了!

(唱)十馀载皇驸马南柯之梦!此一番管教你转眼成空。我杨家保大宋满门忠勇,岂容你小畜生叛国求荣?(《赵树理全集》第3册,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41页)

将剧作的思想主题从传统封建道德的“忠孝”上升到国家荣辱、大是大非的家国层面,杨家的“满门忠勇”和四郎的“叛国求荣”形成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二场《坐宫》。着眼于杨四郎如何逃避与生身之母相见,与其他剧种《坐宫》着眼于杨四郎拿到令箭出关探母完全不同。杨四郎坦白个人身份后,急于辩白:“本宫虽是杨家后代,自被辽国招为驸马,上对母后忠心报效,十馀年来始终如一。你我夫妻形影不离,可曾见本宫为南朝通过一信?献过一策?”坐实了他投降叛变的行为。第三场《赴会》。促成杨延辉和桃花公主“入关保驾”,为戏剧冲突的展开提供了情节铺垫。第四场《排宴》。是全剧的中心场次,一波三折,最为精彩。佘太君和肖银宗分别由老旦和正旦扮演,一个饱经沙场、不卑不亢,一个心机深细、端庄威严。二人初见,戏剧性十足。辽邦战败,无奈议和,肖银宗心有不甘,但既要保持国家尊严,还要表现宽容大度。佘太君虽代表胜利一方,却要遵守外交礼仪。二人表面客套、谦让,暗中却有政治角力,展示了两位女中豪杰的人格魅力。杨延辉和桃花公主在国家大义、家庭亲情之间进退两难。佘太君怒斥杨延辉不忠不孝不义,肖银宗也对他失去信任。桃花公主决定追随丈夫归宋,让肖银宗失望、愤怒:“自家女儿新摇动,还望旁人尽什么忠!孤王要你终何用?任你南北与西东。”桃花公主羞愤之下碰死三关。第五场《斥子》。是《三关排宴》的经典场次,面对失散多年亲生之子的苦苦求饶,佘太君满腔愤怒如激流飞瀑倾泻而下:

你说这母子之情吗?唉!(起立)(念诗)虎斗龙争数十秋,七郎八虎一无留。眼前重见亲生子,反惹老身满面羞!(唱)提起来母子情令人难受,众儿郎一个个血染荒丘。只剩下这一个亲生骨肉,十馀载分南北转恩成仇。看起来有你在不如无有,有你在叫老身气塞咽喉!(过,坐下)……(唱)小畜生算什么杨门之后,我杨家忠烈名岂容你丢。(跺板)想当年那辽邦设下虎口,你弟兄去赴会大战幽州。你兄长一个个命丧敌手,不成功已成仁壮烈千秋。唯有你小畜生投降肖后,配了她桃花女得意悠游,十馀年来事敌寇,直到今日不肯休,还将银宗称母后,老身叫你懒回头。畜生你算杨门后,你教我杨家羞不羞?得新豢忘故主不如猪狗,还妄想返辽邦与虎为俦。我大宋锦江山天阔地厚,也无处容你这无耻的下流!

唱词充溢着杨家将的忠义与悲壮,也涌动着一个母亲的希望与失落。国家大义、母子亲情、家族荣辱纠缠交错,令人钦佩敬仰、扼腕叹息。面对母亲拂袖而去的“绝情”、杨家上下的回避与冷落,杨延辉最终选择拔剑自刎。而在传统的《忠孝节》演出中,佘太君则是当面逼迫四郎自尽:“四郎,非是为娘苦苦逼你性命,不记你父亲、兄弟俱已为国身亡,儿比漏网之鱼,玷辱我杨门忠义。儿乃堂堂男子,还不如辽邦那一女子,娘若留儿在世,那辽后岂不耻笑为娘。四郎,你快快与为娘死、死、死……”(《山西地方戏曲汇编》第3集,309-310页)。这种处理显然过于简单、生硬。佘太君得知四郎死讯后,叹道:“四郎!你死了?你死了好!哈哈!(转低)哈哈!(怆然)哈!……”一个母亲,接连失去亲生骨肉,心灵早已伤痕累累,面对唯一活着的亲生之子,却无法接纳。苦涩的笑声让人同情、叹息、伤感、心碎。亲生之子自刎后,母亲内心的折磨又有谁能体会呢?剧作结束,馀味不尽。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婉芝、郝同生、郝聘芝、马正瑞、高玉林等表演艺术家在上党梆子艺术传承、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上党梆子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党梆子先后涌现出吴国华、张爱珍、张保平、陈素琴、杜建萍等五位梅花奖获得者。其中,张爱珍的“爱珍腔”名播三晋,誉满全国,艺术魅力在《杀妻》《两地家书》中得到了集中展示。《杀妻》改编自上党落子《斩经堂》,叙述王莽篡汉,为其女王玉莲招赘驸马吴汉。刘秀起兵,吴汉得知王莽为杀父仇人,奉母命杀妻,吴汉不忍,玉莲与夫痛别后自刎。王玉莲的经典唱段文本、音乐、唱腔水乳交融,情境相生。当然,“爱珍腔”是对上党梆子传统音乐、唱腔全面把握、深刻理解后的艺术创造,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深厚的传统积淀是包括上党梆子在内所有剧种取之不尽的“富矿”,每个古老的剧种都要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行。在上党梆子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听到悠远历史的回响,更能听到源于生活、百姓、时代的声音。艺术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只有坚实的传承,才能不断地成功创新。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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