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梁启超去世。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的学术兴趣转向中古史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同一年，钢和泰逝世于北平。原有的北平梵文学术圈逐渐消失，中国的梵学事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好在季羡林、金克木、周一良等新生力量的加入，使中国的梵学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在国外（季羡林在德国，金克木在印度，周一良在美国）研习梵文，回国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最终使梵文这朵异国的奇葩在中国重新生根、开花、结果。
季羡林（1911-2009），193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博士论文题目是《〈大事〉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194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首任系主任。季羡林20世纪40年代所撰关于中古史籍“帝王相”记载的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季羡林文集》第8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是轰动一时的名作。他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原载1948年《文艺春秋》上册，后收入作者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8-54页）认为，“黔之驴”的寓言故事来源于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益世嘉言集》《故事海》及巴利文的《佛本生经》，说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普通观念中，国人已不知其为外来之物。季羡林著述宏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季羡林文集》。关于季羡林的学术业绩与贡献，可以参考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编的《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一书。
金克木（1912-2000）于1941年由朋友周达夫介绍，到加尔各答一家中文报纸《印度日报》做编辑，由此亲身接触到印度文化，并到鹿野苑跟随隐士乔赏弥（Dharmanand Kosambi）老人诵读《波你尼经》，学习梵文和佛学（参金克木《〈梵竺庐集〉自序》，《书城》1997年第6期）。1946年，金克木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译著有《伐致呵利三百咏》《云使》《通俗天文学》《甘地论》《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莎维德丽》等。2011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克木集》（共8卷）。
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季羡林和金克木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培养了自己的梵学研究人才。自汉末以来，梵文等西域语言逐渐输入中国，直到唐代，中国的本土学者玄奘和义净成为一代大师，译经大德历代不绝，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始终未能留意梵文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吾国学术史上一大憾事！这种感慨早已有人发出，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一文第七节之末云：
吾撰本章已，忽起一大疑问，曰：“当时梵文何故不普及耶？”吾竟不能解答此问题。自晋迄唐数百年间，注意及此者，惟彦琮一人。其言曰：“彼之梵法，大圣规模……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或以内执人我，外惭咨问，枉令秘术，旷隔神州。静言思之，愍然流涕，向使……才去俗衣，寻教梵字……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罔之失……”（《续高僧传》本传）琮之此论，其于我学界污隆，信有绝大关系。前此且勿论，隋唐以降，寺刹遍地，梵僧来仪，先后接踵，国中名宿，通梵者亦正不乏。何故不以梵语泐（lè）为僧课，而乃始终乞灵于译本，致使今日国中无一梵籍，欲治此业，乃藉欧师，耻莫甚焉。诘其所由，吾未能对。吾认此为研究我国民性者应注意之一事实而已。（梁启超著、陈引驰整理《佛学研究十八篇（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44-245页）
梁启超所言“欧师”当包括在中国教授梵语、贡献很大的钢和泰。汤用彤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隋唐佛教史稿》第二章《隋唐传译之情形》论“翻译之情形”时说:
彦琮之《辩正论》且言及译事既甚困难，不如令人学梵语，故云：“直餐梵响，何待译言；本尚亏圆，译岂纯实。”更极言学梵文之必要，云：“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于此域，固不为难……向使……才去俗衣，寻教梵字，则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如斯所言，实为探本之论。然彦琮以后，则似无有注意及此者。即如奘师，亦仅勤译，尽日穷年，于后进学梵文，少所致力。依今日中外通译经验言之，诚当时之失算也。（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3页）
汤用彤感叹玄奘孜孜从事于译经事业，却不重视培养梵语和翻译人才，难免译经事业后继无人。由今思古，也可见培养梵语人才之重要性及其不易。如上文所述，1930年，许地山先生也有开课的机会，但因为选修的学生太少，而开课未果。陈寅恪虽然曾经开过与梵文有关的课，但主要是佛经翻译和佛经文学，而没有系统的梵语学习课程。的确，培养梵语学生不易，非短时之功，而且个人独力难支。这种状况，直到季羡林和金克木归国，才得到改变。
周一良（1913-2001）也为梵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在《学术自述》中曾这样讲述自己的求学之路：“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学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原注：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学系）学习……我深深服膺陈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学术道路应先具备他的条件，亦以到哈佛有机会学习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学，我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门的弟子，兴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为教材。1944年，我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67页。兰门教授即Charles R.Lanman，1850-1941，通常译为兰曼）周一良《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一文也写道：“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80页）周一良在哈佛的两位老师叶理绥和克拉克（即柯拉克），分别是汉学和印度学的名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1975），日文名英利世夫，法籍俄国人，汉学家，法国巴黎学派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得意门生。精通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可阅读汉语古籍。1934年，经伯希和推荐，赴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克拉克（Walter E.Clark，1881-1960）是哈佛第一任梵文讲座兰曼教授的弟子，曾留学德国，周一良的梵文主要是从他学习的。
周一良赴哈佛学梵文，是受了陈寅恪的教导，他在回国后还曾经“每星期到陈寅恪先生家旁听功课”（陈福田《上海校长》，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五，中华书局，2010，243页）。他的早期成果也深受陈寅恪佛经文学研究旨趣和方法的影响，如《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附录于周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0-206页）一文，考察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成为佛传和梵语文学研究的发轫之作。后来周一良将研究重点转向日本史和魏晋南北朝史，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另外，徐梵澄（1909-2000）、王森（1912-1991）、吴晓铃（1914-1995）在梵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也不能忘记。徐梵澄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哲学家、翻译家。1926年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1928年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1929年至1932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期间曾经学习梵语。1945年，赴印度任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研究古印度哲学，译成《安慧三十唯识疏释》。1950年，在恒河边上的圣城贝纳尼斯（今译瓦拉纳西）继续学习梵文，译出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迦里达萨《行云使者》（即迦梨陀娑《云使》）。1951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Sri Auribindo Ashram），翻译、著述、讲学二十七年。1978年年底只身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2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徐梵澄文集》（共16卷，其中著作4卷，译作12卷）。
王森字森田，号雨农、孑农、农，河北安新人。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选修德国学者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为中文系和哲学系开设的梵文课。193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36年夏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抗日战争期间，王森羁留北平，隐于佛教团体“菩提学会”，并兼任私立中国佛学院讲师，拒绝伪职，保持了一个学者的民族气节。在此期间，他潜心研究梵学和藏学，为“菩提学会”对勘汉藏文佛经，著有《佛教梵文读本》（梵藏汉对照），1943年由中国佛教学院印行（参王尧《书卷纵横崇明德 山河带砺灿晚霞—评王森先生〈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载王著《藏传佛教丛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202222页）。王森倾心藏传佛教、因明学和藏族历史研究，精通梵、藏、英语，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教授和研究员。
吴晓铃，辽宁绥中人，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梵文学者。20世纪30年代，先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转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北京大学读书的1935至1937年间，选修德国学者李华德的梵文课（参吴晓铃《我的第一位梵文老师—李华德博士》，《吴晓铃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68页）。1937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神学院、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2年至1946年间，曾任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期间曾学习梵文。1947年起，任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中心通检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铃不仅长于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还精通梵文，曾翻译古印度梵剧《小泥车》（十幕剧，首陀罗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龙喜记》（五幕剧，戒日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006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晓铃集》（共5卷）。
四 现代梵学研究的启示
从晚清中国学者章太炎、苏曼殊开始学习梵文、编纂文法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等将梵学知识运用于中国文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再到四十年代以后梵学（或印度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成长，中国现代学术与梵文相关的领域成就辉煌、令人感怀，而追寻其成长的足迹，又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些启示：
一是要有学术自省的精神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各有优点，西方学术长于思辨，注重分析，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弱处。而且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信而好古”，创新性不够强，在治学的范围拓展、材料利用上也有不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时期发现了汲冢竹书，但只有杜预、束皙等几个人去研究，没有形成学术浪潮，推动学术的更大进步；又如北宋时期的金石学虽然发达，但不过考究钟鼎款识，却很少有人去深究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只有到了现代，新的学术资料与新的时代思潮相互交汇、碰撞，才融会出辉煌的现代学术。
从世界历史看，亚欧大陆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地区。在先秦“轴心时代”（Axial Age或Axial Era）亚洲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欧洲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随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分别崛起于欧洲和东亚，印度的孔雀王朝也统一了南亚次大陆，亚历山大、汉武帝和阿育王都是闻名世界的历史人物。之后的亚洲仍然延续了往日的光荣，中国的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都曾对世界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有的时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在“大航海”时代之后，保守封闭的东方逐渐被甩在了后面，亚洲与欧洲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我们不能不深思的。
中国在历史上不但注重吸收西域文化，而且曾经大胆使用外来人才。以唐代为例，在天文历算方面，印度的瞿昙（Gautama）家族和波斯李素家族，分别以其专业知识为唐朝服务。李素家族是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瞿昙家族祖籍印度，后移居中国，家族中的瞿昙罗在高宗、武后朝长期担任太史，唐朝的《光宅历》就是由瞿昙罗修撰的，从瞿昙罗到瞿昙晏，瞿昙家族四代都在唐朝天文历算机构任职（参张惠民《唐代瞿昙家族的天文历算活动及其成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2期；又参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载葛著《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123-125页）。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要想进步，绝对不能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现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明确的判断，胡适在1937年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些好东西是从海外来的，又何妨去老实承认呢？”（《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10页）真正成熟而自信的民族，是不会讳言自外输入的物质和文化，只要“不失本来民族之地位”，以我为主，兼容并包，这才是应有的“拿来主义”的态度。
二是重视语言能力的提高。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很容易封闭自己的思想，研究思路受到限制。掌握了外语，也就多了一个了解外人的窗口，同时也有助于开阔眼界、更新思想、汲取新知，避免一隅之见。陈寅恪曾批评“国人治学，罕具通识”，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陈寅恪获得的“通识”，与他对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广泛学习和掌握密不可分。对西方语言工具和专业工具的掌握，一方面扩大了学术资料的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外语不断获得新鲜的学术刺激，保持思想活力。中国现代学术的成就，正是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实现的。
不专门从事梵文研究的圈外学者对梵文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直接拒斥，如熊十力；一是注意到梵文资料的价值，在研究工作中加以吸收，显示了宽广的学术视野，如杨树达（1885-1956）、余嘉锡（1883-1955）、刘文典（1889-1958）等。杨树达《〈汉刘伯平镇墓券〉跋》载：“余友陈君寅恪语余云：三国时所译佛经有一种，凡梵文地狱字，皆译为泰山。以刘公幹诗及蒋济妇梦事合观之，知此说至三国时犹然，陈君所言良为审核矣。”（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2011，435页）此经当即三国吴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太（泰）山”一词在《六度集经》中共出现近四十次，均指众生六道轮回中的“地狱”（梁晓虹《从语言上判断〈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通讯》第40期）。汉晋间“泰山”一词多与死亡、地狱相关，如杨树达文中提及的“刘公幹诗”即三国魏刘桢《赠五官中郎将》的“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蒋济妇梦事”见《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裴注引《列异传》。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余嘉锡《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曾一一列举并予以申说。刘文典也在他的《三馀札记》中提到梵文资料，如《读文选札记·上林赋》“欃檀木兰”条案语云：“《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引）孟康曰：‘欃檀，檀别名。’郭璞曰：‘欃音谗。’后世谓之旃檀，实即梵文之Chandana（candana）也，又简称檀。”（刘文典撰、管锡华点校《三馀札记》卷三，黄山书社，1990，132页）杨树达、余嘉锡、刘文典作为传统的小学、史学、文献学专家，在各自的研究中留意到与梵文有关的问题，的确难能可贵。
三是保持学术交流和共同进步。学术群体和学术圈的存在，对于梵学的发展非常重要，近代以来的梵文研究，每一个阶段都隐约有一个小的学术圈子。在第一个阶段，中日两国学者交往频繁，苏曼殊、章太炎等人对梵文和梵学的兴趣，使中国学者扩大了视野，也激活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受苏、章这个学术圈子的影响，黄侃（1886-1935）也留意到天竺文体，他在后来所撰的《文心雕龙札记·明诗》中说：“若孙（绰）、许（询）之诗，但陈要妙，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伽陀，徒以风会所趋，仿效日众，览《兰亭集》诗，诸篇共旨，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达志抒情，将复焉赖？谓之《风》《骚》道尽，诚不诬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0页）“伽陀”即梵语gāthā（巴利语同）的音译，又作伽他、偈佗、偈，意译为讽颂、偈颂、颂等。黄侃留意到印度的颂诗“伽陀”，很可能受到苏曼殊和章太炎的影响—1909年黄侃曾与苏曼殊、章太炎同住日本东京新小川町，这一时期黄侃与苏曼殊曾一同翻译英诗，后来也多有诗歌书画之交往（潘重规《黄季刚师和苏曼殊的文字因缘》，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2006，168-176页）。
在第二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钢和泰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陈垣等现代学术重要人物多有交往，大概每周都要聚会一次，讨论学术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也可以看到梁启超（佛学研究）、胡适（禅宗研究）、陈寅恪（宗教与历史文化研究）、陈垣（宗教研究）与外国学者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刺激与影响。
在第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后期季羡林、周一良等学者周围也活跃着一个学术沙龙。季羡林《悼念周一良》一文回忆道：“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当时在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季羡林《新纪元文存初编：季羡林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116页）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回首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史，可以发现与梵文有关的研究并非边缘，而是有着相当大的热度。众多先行者在时代大潮的鼓动下，怀着学术报国的热忱，积极学习和钻研这一人类文化宝藏，以自己的旧学新知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前行，如章太炎对印度哲学和文化的一腔热忱，如少年天才罗苌楚对学术事业的孜孜以求，如陈寅恪游学东西各国以掌握治学之利器，都让人感动、感怀、感佩，也不断激励着后来者。他们遗惠于今人的，除了研究成果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迎难而上的坚韧，还有敢与西方学者争一日之长的勇气。
反观历史，19世纪与20世纪德国、日本、美国在经济腾飞的时代，在学术上创造了同等的辉煌—德国在印度学上的贡献，日本在佛学研究上的成就，美国在很多领域不断超越欧洲，成为新的学术中心。今日中国之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在许多学术领域尚落后于东邻日本和欧美国家。面对西方学者成果丰硕、积淀深厚的梵学研究，中国学者需要奋起直追，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不能回避的要求。正如王国维在《罗君楚传》中所言，印度梵天文字本是我“李唐旧学”，梵学在今日中国发扬光大，乃大势所趋。（全文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