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花名宝卷”从流行走向崇高
“花名宝卷”是流行小调与宝卷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最初可能就是将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唱花名”小调简单移植到宝卷中来，后来慢慢发展出自身的特色。此点可以从二者的对比中发现。
民国时期，书局石印本的各种流行歌词集—“时调大观”持续走红，这种现象说明追捧“时调”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我们以1922年至1926年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新辑特别改良最新时调大观四集》（下文简称《时调大观》）为例，对时调文化与“花名宝卷”的相互影响做一点解读。
《时调大观》中收录了十五种“唱花名”，反映出民众对“唱花名”音乐的多元理解和吸收。这十五种“唱花名”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风物、人名、俗文学故事、民间传说、时事、劝善、流俗；其中取材于古代的俗文学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有五种（《孟姜女过关·唱花名》《新辑十二月大花名》《古人春调》《玉蜻蜓花名》《新编梁山伯十二月春调》），与时局社会相关题材的就有十种（《改良花名宝卷》《打养媳妇十二月花名》《新出香烟何姐》《刺花女子十二月花名调》《醒民歌》《莲英十二个月唱春》《战事四季唱春调》《新出三十六码头山歌》《新出打野鸡山歌》《瞎三话四唱春》），时代感很强。
将《时调大观》中的“唱花名”与“花名宝卷”相比，发现二者的相似程度还很高，在类目上除了流俗、色情之类的内容宝卷中没有，其他都有。尤其是风物、人名、俗文学故事、民间传说这几类，与时调“唱花名”相差不大。风物类“花名宝卷”以风景、物产、鸟兽等为主题，如无锡《公花园偈》（1）、常州《十二月花名》（2） 等。人名、俗文学故事、民间传说类的“花名宝卷”特别多，如《古人花名》《方卿见姑娘》《小方卿》《许仙花名》《白蛇偈》《三国花名》等（濮文起《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第14册，黄山书社，2005，387-401页）。这些类目的“花名宝卷”显然是受了流行音乐的影响，在内容上与时调“唱花名”高度相似。
不过，“花名宝卷”与《时调大观》中的“唱花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花名宝卷”的风格较为雅正，不仅不会出现色情题材（参吴子明藏抄《宝卷偈文》，李正中《中国宝卷精粹》，台北兰台出版社，2010，385、389-390、379-380、382页）。更重要的是，劝善成为“花名宝卷”的主导思想，这类“花名宝卷”成为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劝善类花名小卷的种类不及人名类花名小卷，但在版本的种类和数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劝善类花名小卷在形式上突破了流行的“唱花名”模式。从篇幅上来说，劝善类“花名宝卷”都比较长，拉长篇幅显然是为了增加容量，以便语重心长地来劝善。除了篇幅上的变化之外，劝善类花名小卷将时调“唱花名”改成了宣卷的表演方式和宝卷的文本形式，诸如增加开卷偈、结卷偈，加唱和佛，或加入白文散说。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劝善类“花名宝卷”都表现出对“唱花名”这种流行小调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净化了“唱花名”中的媚俗成分，充分发挥了宝卷的劝善功能，并且诞生了“花名宝卷”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劝善小卷—《花名宝卷·茶花开来早逢春》。
（1）《公花园偈》用十二月花名的形式描绘了公花园的11处风景—崇安寺、小菜场、玉皇殿改成的大药房、三清殿改成的图书馆、照相馆、花园、獾皮草场、大椐树、百花、假山、影戏院。参民国无锡佚名抄本《小卷偈文集》，载车锡伦主编《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第15册，商务印书馆，2014，7867页。
（2）《十二月花名》夸赞各地的特产—白洋糖、凉帽、蒲鞋、香包、雄鸡、小鸭、河豚、雨伞、大水瓜、菱角、萝卜、蜜枣、烟叶等。人物类的“花名宝卷”一般歌唱俗文学故事或民间传说中的各种著名人物和事迹。参1936年常州丁记手抄本《小卷集》。
总之，“唱花名”与宝卷文化结合，诞生了多姿多彩的“花名宝卷”。这一方面是宝卷主动吸收“唱花名”，朝世俗化、娱乐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仍然保留了宝卷文化在音乐、内容上的重视信仰、教化的个性特点，虽跻身“时调”之列却又没有在世俗的路上跑偏，而是以教化、娱乐相结合的稳重风格更好地融入民间。
二 《花名宝卷》风靡全国
《花名宝卷》既是劝善类“花名宝卷”的代表，也是所有“花名宝卷”的代表，同时它也是最为经典、最有影响的小卷之一。目前发现的《花名宝卷》的最早刻本是清同治八年（1869）钱塘华邬休庵比丘烈正校补重刊《刘香女宝卷》附刊本，最早的抄本是清光绪十年（1884）抄本（参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2页），可见《花名宝卷》的诞生要早于同治八年。它的作者不可考知，可能属于民间集体创作。
《花名宝卷》的主题非常鲜明—劝善，它所劝导的十二种善行是“媳妇贤良敬大人”“孝顺男女敬双亲”“夫妻恩爱两相因”“弟兄和睦过光阴”“姑嫂做事要商量”“邻舍和睦过光阴”“劝君做事要当心”“有钱不可笑穷人”“人到中年想收场”“劝君行善莫行凶”“恶人休把善人凶”“劝君念佛早回心”。这样就把民间道德中最重要、最现实的问题都囊括其中。《花名宝卷》的文辞直接鲜明，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例如正月这一段的唱词是这样的：“茶花开来早逢春，媳妇贤良敬大人。保佑公婆年百岁，门前大树好遮阴。孝顺公婆为第一，自己也要做婆身。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不信但看檐前水，点点滴滴不差分。在生买些爹娘吃，灵前供奠是虚文。爹娘就是灵山佛，何用灵山见世尊。一心只管行孝道，皇天不负孝心人。”
清末民国时期，《花名宝卷》极为流行，各种抄本、刻本不计其数。笔者仅就《中国宝卷总目》、白若思《民初上海出版宝卷插图本的用途与价值》（《继承与发展—当代中国俗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传媒学院编印，2016，208210页）和近年相关网上拍卖的《花名宝卷》，即已经清理出65种版本，实际远不止此数。仅就这65种版本来看，它在民间宝卷中已经创造了奇迹。苏、浙、沪是《花名宝卷》抄、刻的中心地域，上海又是民国出版事业最发达的地方。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统计，已有17家书局出版过《花名宝卷》，而且上海各书局的出版物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从《中国宝卷总目》的著录亦可以发现苏、浙、沪三地丰富的馆藏。再有，网上也大量拍卖《花名宝卷》。一般来说，卖家的地域有可能就是某部宝卷传藏的地域，因为书商一般是就近收购宝卷的。相关网站上拍卖《花名宝卷》的书商来自这些地方：上海虹口、黄埔、徐汇，江苏无锡，浙江金华、温州、兰溪、衢州、宁波，山西介休，安徽合肥，山东威海，辽宁朝阳，江西萍乡，甘肃天水。这个地域范围也不小啊！可见，说《花名宝卷》风靡全国并不为过。
如此繁多的版本、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昭示着《花名宝卷》的抄刻不可能仅服务于宣卷。宣卷艺人的底本仅占很小的比重，大多数情况下《花名宝卷》是被当成流行或普及读物供民众阅读、唱诵（这种唱诵不是宣卷，而是一种私人的娱乐或修行行为）的。也就是说，《花名宝卷》的流行远远突破了江南宣卷的区域范围而遍及大江南北。这样一部以流行小调为载体的劝善小卷为何会风靡全国呢？下文从出版方面做一点分析。《花名宝卷》的早期刻本是清末的木刻本，有单刻和附刻两种。值得注意的是附刻本的出版机构。清末苏、浙、沪的各种“经房”在刊行一些著名的修行故事和孝行故事宝卷时，都喜欢附刻上《花名宝卷》。这些经房有苏城玛瑙经房、常郡宝善庄、杭州慧空经房、杭州玛瑙经房、杭州昭庆经房、浙江普陀山永记经房、南海普陀山协泰、上海翼化堂善书局。经房本的《刘香女宝卷》《白侍郎宝卷》《回郎宝卷》这三种宝卷都附刻《花名宝卷》。《刘香女宝卷》是最著名、最典型的女性修行宝卷之一；《白侍郎宝卷》讲的是鸟窠禅师度化白居易的故事，也是修行宝卷。这三种宝卷在民间极为流行，是民间信仰和民间道德的典范。《花名宝卷》与它们搭配，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除了苏、浙、沪经房本《刘香女宝卷》等附刻《花名宝卷》之外，清末民初的一些善书也附刻《花名宝卷》，例如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警心录》卷首附刊、1920年木刻本善书《劝世贤良》卷末附刊。善书搭配《花名宝卷》，是因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花名宝卷》的活泼时尚又可以调节善书的刻板教条，可谓相得益彰。可见附刻本《花名宝卷》的出版与经房、善书局关系密切。笔者所见单刻本的出版机构无法判断其是否与善书类出版机构有关。不过，宣统元年（1909）新出的《花名新卷》（又名《增广花名宝卷》）是常郡宝善书庄刊印的 （1）。 到了民国，石印本取代了木刻本，新的刻书机构取代了旧的刻书机构，上海发展成为全国出版事业的中心。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没有打破《花名宝卷》与善书、经卷合刻的传统，反而更进了一步。不仅是善书局，普通的书局也卷入《花名宝卷》的刊刻之中。一方面是沿袭老路将《花名宝卷》与善书合刊或附刊，例如1922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多看看》，是《多看看》《敬惜字纸》《花名宝卷》的合集；另一方面是将《花名宝卷》与中国民间社会最流行、最实用的几种经卷合一。《弥陀真经》《往生净土神咒》《解结咒》《大悲咒》《波若蜜多心经》《观音高王真经》《太阳经》《太阴经》《灶君真经》《孝子报恩歌》《十月怀胎宝卷》，加上《花名宝卷》，一共十二种。这十二种经卷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民间佛教的《弥陀真经》《往生净土神咒》《大悲咒》《波若蜜多心经》《观音高王真经》，二是民间信仰的《太阳经》《太阴经》《灶君真经》《解结咒》，三是民间教化的《花名宝卷》《孝子报恩歌》《十月怀胎宝卷》。《弥陀真经》之类负责解脱生死、回归极乐，《太阳经》之类要结合仪轨在生活中贯彻对最主要的神灵的信仰以及化解人生冤结，《花名宝卷》之类则是集中了以劝孝为中心的民间道德教化基本守则。这十二种经卷都极其流行，而且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们的经文除《心经》之外都是极通俗的，不涉及高深义理的索解，主要注重的是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十二种经卷可视为民间信仰教化的浓缩。这些合刻本以“绘图念经真本”“新刻经卷合撰”“新出经卷合刻”“新抄经卷合刻”之类为总名，但都以《花名宝卷》做封面，充分说明了《花名宝卷》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上海文益书局、上海大美书局、上海广记书局、上海文华书局、上海刘德记书局、宁波朱彬记书局、上海明星书局、上海大观书局、上海姚文海书局、上海槐荫荣记书庄、上海大志书局都出版过这种合印本。从书商营销的角度来讲，以雅俗共赏、自带流行元素的《花名宝卷》为主打自然更容易销售。《花名宝卷》的善书为主兼及“时调”的性质在这类十二种的合印本里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1） 清宣统元年常郡宝善庄刊本、清徐达章撰《花名新卷》。扬州大学藏。这部《花名新卷》在《花名宝卷》的基础上又增加若干劝善的细则，如正月一段加入“孝顺须先学和气，笑容满面叫低声。进茶进饭双手敬，弯腰曲背笑欣欣。冬天被褥烘温暖，夏天枕簟涤宜勤”等。
经房、善书局的出版背景，与善书、经卷相搭配的出版模式，都表明了《花名宝卷》的出版与民间信仰、教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是它能够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要原因。而且，《花名宝卷》的流行也受到民国流行音乐的关注，并把它吸收到“时调”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新辑特别改良最新时调大观四集》，还有五种“时调集”收录了《花名宝卷》，它们是：1941年上海大美书局石印本《时调大观》、民国上海全球书局石印本《时调大观·初集》、民国上海广记书局石印本《最新口传名家时曲精华时调指南》第二集、民国上海协成书局石印本《新编时调》、民国上海两宜社石印本《改良南北时曲》。除了和“时调”相配，《花名宝卷》也与戏文相搭，1922年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新刻名班戏文全本·张英文讨嫁妆》的末尾附印了《花名宝卷》，上海文明书局1923年林善清主编《戏曲大全》第十二卷收录了《花名宝卷》。发挥纯正的劝善思想的《花名宝卷》厕身于时调、戏文之中，难免不伦不类，尤其是与黄色小调同处一集，极为荒唐，不禁让人感叹民间流行文化的“兼容并包”。
《花名宝卷》是劝善类“花名宝卷”中编写最为成功的一部，自身的思想艺术水平较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劝善与“时调”完美结合的性质使得它融入劝善运动和流行大潮之中。这样，《花名宝卷》不仅是各种“花名宝卷”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小卷，而且超越了宝卷系统，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三 《花名宝卷》与“劝善运动”
民间道德建设是传统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有“教化”的传统，民间或者说基层道德的建设，大半要依靠这种“教化”。从明代开始，带有浓郁官方色彩、但没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乡绅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以乡绅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包括士人、工商富裕阶层以及教团人士在内的劝善共同体，他们对基层社会的“教化”堪称为“劝善运动”，是“劝善运动”的主导力量。“这种劝善不是劝导儒教经典中所说的道德的实践，而是劝导也能被民众（泛众）接受的民众道德实践的意思”，“明末清初的善书中所显示的民众道德的内容，并不是直接与近代的社会伦理规范结合起来。……那是超越对立的官、民、贫、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众宗教意识。这里包含有不能被单单看作是古老的儒教伦理意识的再现的东西，其中可以认为具有中国文化自主发展的特殊的中国式的前进的要素”（[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何英译《中国善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4、18页）。酒井忠夫的解读是极为深刻的。那种“超越对立的官、民、贫、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众宗教意识”，也就是善书所劝的“善”了。车锡伦在进行宝卷研究的过程中对宝卷中的“善行”进行了归纳：“敬天地、尊神佛、尚礼仪、守国法；孝敬父母、家庭和睦、敬重邻里、救济贫困、广行善事。它们是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世代相传并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在宝卷中，它们又通过那些善恶果报和宿命论的故事来体现。”（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21页）宝卷里的这种善行也就是善书所劝之“善”，就是那种“超越对立的官、民、贫、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众宗教意识”。之所以称之为“民众宗教意识”，应该是因为所有的善行都建立在善恶果报和宿命论的神学法则之上。
不过，细看之下，那种“超越对立的官、民、贫、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众宗教意识”仍然是有官民之别的。毫无疑问，《花名宝卷》的编撰者是本着民间立场的；但《花名宝卷》的传播却非常复杂。清末附刻《花名宝卷》的《刘香女宝卷》《白侍郎宝卷》《回郎宝卷》的是苏、浙、沪的各大经房和善书局。各地经房、善书局集资刊刻善书类以及善书化的书籍是近代出版史上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酒井忠夫曾对《宣讲拾遗》的出版经理人及捐书捐资者进行过深入分析，指出“刊印《宣讲拾遗》、捐资捐书的集团，是陕西出身的乡绅和众多士人（生员）及因捐资捐书善行而被视为生员的民间人士；在民间人士当中，很明显也有山西、甘肃出身的富裕之人。这个集团是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组成的地域民间的宣讲共同体”（《中国善书研究》，523-524页）。酒井忠夫提出的民间宣讲共同体揭示出善书现象背后的社会阶层—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将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凝聚成一个共同体的力量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利益，而是超越阶层的在道德和信仰上的认同。道德即是所谓的“善”，信仰则是大乘教、先天道等民间宗教信仰。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刊刻宝卷、善书的经房、善书局都有民间教团的背景了。这样一来，《花名宝卷》被卷入善书的刊刻之中说明它是被善书背后那个带有教团背景的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有意识地选择了的。他们可能意识到他们所编撰的那些刻板的善书很难深入人心，所以要适度地增加趣味性、艺术性的东西来做调和，《花名宝卷》自然是非常合适的对象。《花名宝卷》的劝善性质和教化信仰上的追求与善书本来就是一致的，而且它自带着让人喜闻乐见的流行元素。《花名宝卷》不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孤例，通过宗教结社集结起来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看到了宝卷在民间社会中的巨大的劝善力量，他们也认识到了宝卷在道德和信仰上与他们有着共同追求，所以将宝卷与他们所编善书都导向同一发展道路，使二者之间原本分明的壁垒变得模糊起来，产生了一批善书化的宝卷—劝世文宝卷。尽管这种改良了的宝卷不仅在内容上枯燥乏味，在艺术上更是乏善可陈，但正如车锡伦先生所言，“民间宣卷人不演唱它们，主要作为读物流通”。
民国时期虽然石印本取代了木刻本，但通过宗教结社集结起来的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仍然稳定地存在着，他们仍然可以在出版界继续发挥力量。不仅如此，非善书局的普通书局也把商业利益与劝善结合在一起，开展形式多样的劝善营销。具体到宝卷来说，就是大量改编、新编宝卷读本。退庐散人为《新编李宸妃冷宫受苦宝卷》所做的“叙”云：“此种宝卷，皆是劝人为善，要做贤良节妇。敝局特请名家，新编各种劝化愚民弃恶从善宗旨、忠臣孝子、烈女节妇、劝世人开通之宝卷。善恶事皆有果报，以编成数十种，陆续出版，以供士商闺阁名媛茶前酒后消遣而矣。”（民国上海仁记书局石印本《新编李宸妃冷宫受苦宝卷》，濮文起《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第18册，454页）从中可见一斑。所以《花名宝卷》与善书的合印本不仅继续流行，而且更进一步地推出了与《心经》《弥陀经》等11种中国民间社会最流行、最实用的经卷合印的新版本。各家之间模拟剽窃，以求以低廉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商业因素更刺激了这种合印本的流行。
总之，流行小调“唱花名”进入宝卷之后催生了多姿多彩的“花名宝卷”，这些“花名宝卷”一部分是流行的市民、民间音乐和文化的折射，另一部分又吸收了宝卷劝善思想，发展成独树一帜的劝善型的“花名宝卷”。“念卷本是劝人善”，宝卷含有极强的劝善思想，教化是其本质之一，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宝卷的劝善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劝善，它与乡绅为中心的劝善共同体的半官方立场不同，它与民间社会血脉相通，采取的是最接地气的方式。宝卷的劝善渗透到宝卷文化的方方面面。《花名宝卷》以流行小调为载体，成功地凝聚了民间劝善思想的精华，达到了一个内外兼美的高度。正因如此，它才会被以乡绅为主的劝善共同体选中，加入到善书的刻印之中，从“流行”走向了“崇高”，这是《花名宝卷》在近代社会中长盛不衰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国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