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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在西藏（冯艾 摄）“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扬生前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

2017年9月25日，对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他刚刚结束在阿里地区的植物学野外考察，回到西藏大学跟工人谈论新实验室装修的事情。结束之后，他很自然地走到科学家钟扬在拉萨的宿舍。钟扬老师3天后就要进藏，参加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会，拉琼想去帮老师整理一下房间，并通通风。

中组部援藏干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藏大的宿舍是“中坤专家楼”中的一座。说是他个人的宿舍，其实很多人都有钥匙。楼前面的小院已经被改造成实验田，种着拟南芥和抗寒水稻，两层小楼的每个房间里都放了很多藏式卡垫床——白天当藏式沙发坐，晚上可以当床睡。钟扬认识的人，只要是来拉萨考察、做科研工作，不论是同事、朋友、学生，为了给他们的高原工作提供便利，钟扬都会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在这里。

拉琼就是在这时接到的电话。钟扬的博士后在电话里问拉琼：“你知不知道钟老师出车祸了？”

“噩耗传来，我脑子一片空白，特别震惊，全身颤抖。这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当时就在他的宿舍，房间里挂的全是他的衣服，那些东西还在呢，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天也很奇怪，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手机碰了一下，正好手机里面放着钟老师做科普的视频，整个房间里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先锋者和基因库

在去世前两年，钟扬已经经历了一次脑溢血，医生知道他是援藏干部，对他说：“以你现在的身体条件，绝对不能再去高原了，必须马上中止援藏的工作。”可已经担任过中组部第六批、第七批援藏干部的钟扬，还是递交了第八批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我戒酒可以，但是戒不掉西藏。”他对他的学生拉琼说：“拉琼，我还要在西藏干 10 年，你至少要干20年。”

钟扬在西藏前后耕耘探索的16年中，长时间的野外科考让他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的变化，很多物种正在消失，保存种子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获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这不仅是应对当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留给未来的一份礼物。在16年里，钟扬带着学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收集了1000余个物种、4000多个标本、4000多万颗种子，占西藏物种总数的1/5。

“老师常说，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但他们在生命的高度上是一样的。一般来说，一个高校的生物学教师，采集种子、采集标本，是一件老掉牙的事情，很不‘高大上’。大家都想做‘高大上’的科研，做基因组学，做全基因组测序，多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采种子既不可能产生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做标本也无法作为学术成果去汇报，有时候连学生都有怨言，因为采集种子很累，费时间、费体力，非常辛苦。但是钟老师在进行尖端的科研工作之余，还一直亲力亲为，踏踏实实地坚持做最基础性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跟国家的需要有关。”拉琼说，他和德吉至今还记得钟扬曾多次带他们去野外采集的场景。在高原多年，17种高原反应，钟扬一个不落地全部经受过，但是他从来不说苦，永远是“我没事”，然后把氧气袋让给比他年轻的学生。

“我第一次跟着钟老师去珠峰采样，海拔5300米的雪山上，我们团队的所有人吃着干饼、火腿肠、榨菜度过7天，没有吃过一顿热饭，这些在老师眼里都很正常。”德吉说，为了包里能多装一些装备和种子，钟老师总是尽量把食物简化。一路上，他气喘得非常厉害，很疲惫，学生劝他多休息，他说：“你们爬得动，我就爬得动。”德吉是在钟扬的感召下决心报考博士的。见到钟老师的时候，她初为人母，在藏族女孩子里面已经算是高学历了。钟扬问她想不想继续考博士，她当场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从未动过这个念头。

在钟扬眼里，藏族学生起的作用，是其他人所达不到的。因为藏族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都将回到西藏。他们必将成为科学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因此，他每年都要问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藏族学生，并鼓励这些学生来读他的研究生。

钟扬在西藏

钟扬（右）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就读时高原之子

最初来到西藏，作为科学家的钟扬只是单纯地对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兴趣。“但是在做科研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人做不下来，西藏这个地方太缺少人才，以至于这么丰富的研究资源，没有人去研究。”钟扬的生前好友、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他想做的事情跟西藏大学需要做的事情，契合度非常高。可以说，西藏大学的硕士学位点也好，博士学位点也好，长江学者也好，还是教育部创新团队，西藏自治区的重点学科，包括我们一流学科、国家的科研项目，都是在钟老师的带领下取得的。他既是收集种子的人，也是撒播种子的人。”

西藏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徐宝慧最早认识钟扬是在2009年。在被聘为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的仪式上，钟扬在400多人的会议室里，当着全体师生，说了一句拍胸脯的话。他说：“西藏大学的博士学位点，如果拿不下来，我绝不离开西藏大学。”

很少有人会这样表态，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很激动。事实证明，钟扬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切实地提高了西藏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多学科之间的联动。在西藏大学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报批下来之后，为了优化招生，他还鼓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到藏大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多次邀请理学院的教师，去复旦大学考察学习，都是他出的经费。他甚至自己出资，鼓励藏大理学院的老师申报科研项目。因为我们理学院有一些老师科研意识不强，他就鼓励老师们写项目申报书，不但亲自传授申报经验，凡是写了申报书的，交给他审，他还会帮助修改，提交之后，他给每位老师补助2000块钱。他的这一举措，使得我们理学院老师申报科研项目工作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获批的科研项目经费，也翻倍增长。”援藏16年，钟扬培养了6名博士、8名硕士，并帮助西藏大学建立了植物学研究的“地方队”，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与日本、欧美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西藏大学也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

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钟老师待人慷慨，但是自奉甚俭。对钟扬来说，此生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是一件幸福和值得投入的事情，相形之下，吃穿用住，皆为琐事。“大多数人都用上智能手机了，他仍旧用着一款诺基亚的直板老式机。我们都说你换一下吧，那个直板机没有微信。他就说，只要能够通话就行，可以了，够用了。”西藏大学给他分了专家宿舍，他一直不肯搬，嫌搬家太耽误时间，总是推辞说：“现在的过渡房已经够住了，比我上海的房子大多了。”最后，还是趁钟老师不在拉萨的时候，几个学生帮他把东西搬进专家宿舍。他的学生拉琼曾经去过他在上海的家。“真的令我特别心酸，他的那个房子，包括房间里面的设施，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还是在上海那么发达的地方，日子竟然过成这样。钟老师不是没钱，但他的钱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拉琼说，平时他们常常看见钟扬为了学生和科研上的事情自掏腰包，这么多年，“起码贴了几十万。”

“钟老师对于职务待遇，没有任何要求。对于饮食、穿戴、生活用品，也没有什么追求。我觉得他只有一个愿望：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徐宝慧说，只有一次，钟扬很得意地指着自己身上的新衣服问他好不好，那是他的小儿子花了 120 元压岁钱，在上海的五角场给爸爸买的礼物。这也是徐宝慧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看到钟扬穿新衣服。大多数时候，他都把几件洗得褪了色的衣服来回穿，脚上是一双鞋底已经磨平了的运动鞋。唯一的一套西装挂在办公室里，以便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可以随时换上，以示礼节。

在钟扬的宿舍里，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的几条牛仔裤、已经裂开了口子的黑色登山鞋。他生前用过的背包里是几包方便食品、酒店里带回来的小肥皂，他舍不得扔，这些在野外正好可以用。一个便携药盒里装着他需要吃的药，药盒上标着星期几，防止忘记服用。拉琼把老师的牛仔裤摊在床上，他盯着这几条裤子，忍不住流下眼泪。那几乎是连拾荒者都会嫌弃的牛仔裤，其中一条是钟扬花 29元在地摊上买来的，他一直在穿。裤裆处补缀着密密麻麻的补丁，而且都经过不止一次的缝补，两腿中间磨出了泛白的布料经纬，膝盖处是彻底撕裂的大洞。这些裤子诚实地记录了它们主人生前的辛苦和美德，记录了他的行动和工作时的状态——长时间地走着、蹲着、跪着或者坐着，在高原嶙峋的岩石上，在支离的浅草和荒滩上。

1989年，钟扬（右）赴日本参加植物物种生物学会议钟扬在做植物研究教育梦

“1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的后代有关生命的故事。”

“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这是钟扬自己定义的“新四不像”精神，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劝勉后辈，做科研要立定心志、肯下苦功夫。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一席演讲的开篇，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可能是这一理想的真正践行者，不仅在收集植物种子，也在播撒人才的种子。

（梁衍军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9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