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角下也门危机僵局及其出路
关键词 也门危机；地缘政治；政治解决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4.016
肇始于阿拉伯剧变的也门危机已成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之一，更是中东地区人道主义灾难的“痛点”。2017年底，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杀害。之后，多股力量围绕也门问题的较量迅速升级，也门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再度陷入僵局，凸显了当前中东地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治理困境。也门危机政治解决何以陷入僵局，如何破解当前也门危机诸难题，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也门危机僵局及其表现
也门危机自爆发以来，已持续七年之久，经历了民众抗议与政治转型失败阶段（2011年1月至2014年9月），胡塞力量崛起与沙特反制阶段（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亲胡塞力量与反胡塞集团的战略僵持阶段（2015年9月以来）。其中，“僵局”是当前也门危机的主要特征，集中表现在政治、军事和国际人道主义方面。
一、政治解决也门问题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
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可谓一波三折，曾一度展现了较好的势头。2015年4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也门问题的2216号决议。在此基础上，也门各方举行了三轮和谈，即2015年6月和12月的两轮日内瓦和谈，以及2016年4—8月的科威特和谈。然而，这些和谈均无果而终。究其原因，一是哈迪政府与胡塞运动均面临“承诺难题”。哈迪政府不愿意接受胡塞运动支持的“联合政府”方案，因为哈迪担心自己被排除出未来的政治进程。而哈迪政府要求胡塞运动放弃战略收益，却无意承诺胡塞力量的未来政治地位，这引起了后者的疑虑和拒斥。二是关键利益攸关方未被容纳。在此前的多轮谈判中，影响谈判的关键性境外因素（如沙特阿拉伯）未被考虑在内，阻碍了也门问题由军事解决迈向政治解决轨道。三是和谈斡旋者的作用和角色问题。联合国和海合会作为也门和谈的最重要斡旋者，虽然都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但是，联合国由于缺乏效力而难以迫使哈迪政府做出必要的妥协，胡塞运动则因怀疑海合会的立场和公正性而抵制斡旋，这造成和谈步履维艰。
二、地缘政治的军事角逐形成对峙状态
进入2015年9月之后，亲胡塞力量（胡塞运动、萨利赫集团、伊朗和真主党等）与反胡塞集团（哈迪政府、“南方运动”、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地方性的部落力量、沙特和美国等）形成了战略僵持，即双方虽在小范围内互有得失，但在全局上形成了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的暂时“对峙状态”。[1] 实际上，也门展现出三个层面的地缘政治博弈，且形成僵持状态，难分胜负。
一是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地缘政治争夺僵局。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虽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但它对也门的实际控制却相当有限。反观胡塞运动，它控制着也门约40%的领土和65%的人口。胡塞力量所辖地区虽然并未发生激烈的地面战斗，但遭到了沙特领导的联军的猛烈空袭。目前，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激战主要集中在塔伊兹、欧代因、贝达等地，双方都无力完全控制这些地区。
二是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僵局。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来已久，阿拉伯剧变进一步激化了两国的战略敌对，与沙特接壤的也门便是其主战场之一。在沙特看来，也门就像插在自己心脏上的匕首，而伊朗恰似握住刀柄之人。因此，沙特为了抵消与伊朗有联系的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扩张势头，每年在也门战场耗费50—60亿美元也在所不惜。伊朗则每年向也门投入数百万美元，利用也门危机牵制沙特的战略精力，消耗其战略资源。
三是也门地方力量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僵局。阿拉伯剧变之后，也门国家机器效能迅速下降，导致了公共权力的缺失和新的社会分裂，这不仅为地方力量填补权力真空提供了机会，而且刺激了它们之间的权力竞争。一方面，也门长期存在着部落差异和南北分裂，随着危机深化，资源和权力竞争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危机激活了也门之前并不显著的教派矛盾，并造成了严重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问题。
与此同时，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遏制伊朗的考虑，积极向盟友沙特提供武器装备，并且与阿联酋一道在也门进行反恐战争，这强化了也门的军事僵持之势。
2017年12月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东地区事务主管罗伯特·马尔迪尼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首都萨那发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234人死亡，另有约400人受伤，其中383人伤势严重。12月4日，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副总书记阿瓦迪在逃离萨那的路上被打死。此后，全国人民大会党宣称将展开复仇，继续对抗胡塞武装。目前双方仍在继续交战。图为12月5日，在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支持者参加游行集会。 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裹足不前
也门正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但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却举步维艰。根据联合国的近期评估，也门战争造成了8530人死亡，主要是平民，另有4.88万人在空袭和地面战斗中受伤，近百万人感染霍乱。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称，1700万也门人遭受粮食不安全的威胁，200万人面临饥荒。[2]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难以有效实施的原因在于，也门冲突各方只看重自身利益，并不关心普通民众的需求。2015年3月以来，沙特领导的联军由于担心胡塞武装进行武器走私活动，因此对胡塞运动控制的地区持续进行海空封锁，破坏了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和萨利赫集团在某些地区进行封锁，迟滞了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例如，他们封锁塔伊兹城时，不仅强制扣留援助物品，而且无端干预人道主义者的工作。最终，持续的战争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人道主义组织要进入也门，需要经过没有安全保障的港口和机场，这不仅使援助人员极易受到攻击，而且援助物资也经常遭到盗抢。
也门危机僵局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中东安全问题尖锐复杂，相互交织，也门危机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安全。也门危机久拖不决，不仅恶化了中东的传统安全形势，加剧了地缘政治争夺，而且引发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民众的安全状况恶化和恐怖主义扩张等。
一、也门危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敌对状态，助推中东“新冷战”
一是也门僵局影响着海湾国家的实力升降，进而影响着海湾地区格局。长期以来，也门是沙特的势力范围。然而，危机不仅增大了伊朗在也门的影响力，而且加重了沙特的战略负担。此外，阿联酋在也门南部的存在显著增强。在也门，沙特和阿联酋虽然具有共同利益，但是也存在战略竞争，双方的矛盾有所加大。由此来看，也门僵局使沙特面临“战略透支”的风险，却提升了伊朗和阿联酋的战略地位。
二是也门僵局为中东的代理人战争提供了舞台，恶化了中东安全。阿拉伯剧变以来，沙特与伊朗领导的“两大阵营”在中东激烈角逐，使中东出现“新冷战”之势。沙特和伊朗试图在脆弱的国家扶植代理人牟取战略利益，也门是代理人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也门局势长期脆弱，当地力量具有与外部庇护者讨价还价的丰富经验。他们乐意利用代理关系来实现自身利益，这激化了沙伊之间的战略对抗。
三是也门僵局与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一道，使得中东地区呈现出全方位不安全的态势。中东又可分为三个次区域，由西向东依次是马格里布、马什里克、海湾。1980年之前，中东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马什里克。1980—2010年，海湾成为中东安全的高危地区。阿拉伯剧变以来，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的爆发和延续，及其彼此交织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相互勾连、难解难分，中东陷入全面不安全状态。
二、也门危机严重危害社会发展，危及也门民众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安全观念的转变，民众的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人们在关注传统的国际安全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人的安全。1994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的安全问题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包括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群安全等。也门危机严重影响着也门民众的安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民众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长期以来，也门存在着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腐败猖獗等问题。如今，也门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劣。除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也门民众还要应对物价飞涨。例如，在也门，20升天然气价格从战前的1200里亚尔（4.8美元）上涨到4300里亚尔（17.2美元）。
二是儿童和青年缺乏学校教育将造成“失去的一代”。学校教育意义重大，既是个人发展的关键途径，又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动力。也门危机爆发以来，1600所学校被摧毁，170所学校被用于军事目的或成为避难所，200万学生辍学。学校教育严重缺失，对也门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潜在威胁。
三是也门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门生态环境较差，气候干旱且严重缺水，也门危机进一步破坏了环境安全。以萨那为例，从2015年3月沙特干预也门开始，萨那接收了198万流离失所者。激增的人口大量砍伐森林，致使树木比战前减少了40%。目前，萨那的绿化率只有8%。
三、也门危机极大地助长了极端主义，也门成为中东恐怖主义“重要阵地”
也门极端主义问题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在“9 · 11事件”和阿拉伯剧变之后出现了两波高潮。也门危机爆发以来，“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和“伊斯兰国”也门分支不仅频频制造恐怖袭击，并且在贝达省、舍卜沃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和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与胡塞武装激战，而且“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占领哈德拉毛省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在也门，相较“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的实力和影响力更大。
持续的也门危机助长了极端主义问题。一是国家治理缺失为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极端主义力量利用也门冲突各方忙于彼此激战，无暇反恐之际，扩展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半岛分支通过对所辖民众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以换取对它的支持。二是教派主义矛盾激增为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也门危机有着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冲突的色彩，当什叶派的胡塞武装进入逊尼派聚居区时，逊尼派民众往往同极端主义力量合作保卫家园。此外，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有时也支持同为逊尼派的极端主义势力。
政治解决是破解也门危机僵局的唯一选择
萨利赫遇害之后，也门爆发了新一轮军事对抗和政治博弈。第一，沙特联军迅速动员多股力量对抗胡塞武装，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在东部和北部战线，沙特整合改革集团和副总统阿里·穆森·艾哈迈尔的力量，占领了数条战略公路。在红海海岸战线，阿联酋支持的武装力量与亲萨利赫军团一道，向北推进到战略枢纽荷台达港。阿联酋积极扶植老萨利赫的儿子艾哈迈德·萨利赫，试图让其接手其父的权力网络。此外，政府军以及“南方运动”在也门西南部的穆克哈和塔伊兹对抗胡塞武装。[3]
第二，胡塞运动试图利用萨利赫去世之机，加强对也门北部的控制。一方面，胡塞武装在控制地区打击亲萨利赫的力量，拉拢全国人民大会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巩固了对萨那等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胡塞武装也频频向沙特发射导弹作为报复，同时也表达了举行新一轮政治谈判来结束战争的意愿。
第三，反胡塞集团内部的矛盾加深，南方紧张局势升级。具有独立倾向的“南方运动”与哈迪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萨利赫遇难后，双方的敌对进一步加剧。2018年1月底，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由遭哈迪解职的亚丁省前省长祖贝迪联合南部近30名部落、军政高级领导人等组建而成）武装力量在亚丁与政府军展开激战，占领总统府及多个战略要地，他们攻克临时首都亚丁后还升起了也门统一前的南也门国旗。可见，也门局势持续恶化，已全面深陷社会不断分裂和战争逐步升级的泥潭之中，也门的和平进程困难重重。
深陷地缘政治冲突的也门局势一直受到国内、地区和国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门危机中的主要政治力量试图寻求各自对也门国家政治和权力的战略影响力，如果也门的资源和权力分配问题无法达成可信的政治安排，也门僵局仍将持续。目前看来，沙特领导的反胡塞军事行动虽然能弱化胡塞武装的力量，却无力彻底击败胡塞武装，更无法全面解决也门的系统性危机，这种状态将迫使对峙双方最终回到谈判桌上。
由此观之，政治解决是破解也门僵局的唯一出路。短期内，也门危机的解决需要尽快达成包含各利益攸关方的和平协议。任何关于也门的和平方案，都需要冲突各方树立维护地区安全是共同长远利益所需的观念，并应当实现某种平衡，包括结束战争的妥协，同时满足关键的国内和地区行为体的利益。因此，也门的和平谈判应当包含三个进程：胡塞集团与哈迪政府之间进行政治谈判；也门国内的多方政治力量展开政治对话；沙特等外部力量对和谈承担应有的责任。
从长远来看，也门的和平稳定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自现代也门诞生以来，国家远未实现治理现代化。执政者往往通过庇护、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等策略来维护政权生存，并未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制度，这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也是也门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也门需要尽快摆脱战争，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国家能力和政府回应性，最终实现民族团结、政治发展和经济繁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责任编辑：苏童）
[1] 朱泉钢：《外部军事干预以来的也门局势及其走向》，载杨光主编、王林聪副主编：《中东发展报告No.18（2015-2016）：“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页。
[2] April Longley Alley, The Killing of Former President Saleh Could Worsen Yemen’s War, December 06, 2017, https://www.crisisgroup.org/ middle-east-north-africa/gulf-and-arabian-peninsula/ yemen/killing-former-president-saleh-could-worsenyemen-war.
[3] Maher Farrukh, Yemen Frontlines: January 2018, January 05, 2018, https://www.criticalthreats. org/analysis/yemen-frontlines-january-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