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族的文化寻根
1917年拍摄的黄嵩龄家全家福黄嵩龄是广东台山人，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曾拥有多个身份：康有为弟子、维新志士、清朝三品衔官员、北洋政府交通部官员、粤汉铁路广东段建造者、广东省议会会长等，在当时的政界与实业界颇有声名。
然而，在很长时间里，黄嵩龄的名字一直沉潜在历史长河中，少为世人所知。
2018年3月16日，“敦家风 济国运——黄嵩龄家族百年历史展”在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一楼开展。此前，这个家族巡展曾于2017年8月3日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首展。
作为黄嵩龄最小的女儿，黄璧坤参与了展览的牵头工作，她的儿子郭彬则在其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览中展出的150余张家族照片和18件（套）文物，显现出了黄氏家族的人物谱系和家风面貌。
黄璧坤老人今年已经87岁了，却依然声音清朗、思路明晰。2018年5月的一个下午，在南京家中的电话旁，黄璧坤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述了黄氏家族的家风故事，以及自己与儿子十余年来坚持挖掘整理家族史的过程。
“身归家国羽毛轻”
2017年8月，黄璧坤在广州参观了家族百年历史展的首展，随后乘坐高铁从广州经武汉返回南京，其中广州至武汉这段铁路，可溯源至百年前她的父亲黄嵩龄参与修建的粤汉铁路。
辛亥革命后，黄嵩龄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了国民政府。
1914年，黄嵩龄被委任为粤汉铁路公司协理，担负起修建粤汉铁路广东段的重任。
担任协理期间，铁路已修至广东韶关。黄嵩龄在水灾兵乱严重、外国势力多方干涉的恶劣条件下，顶住各种压力，花费三年时间实现了广州至韶关段铁路的竣工通车。
为节约开支，在任期内，黄嵩龄自降薪水，并裁撤庸碌无为的外国雇员，却因耿介直言而被迫于1918年离职。在《任满离职宣告股东书》的结尾处，他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以表达自己沉痛失望的心情：“庸医杀人，庸才误国，庸商误路。因循坐误，实此心痛也。”
此后十余年中，黄嵩龄先在交通部任职，后返回广州，担任全省黄氏公所及千顷书院董事会会长，将生活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嵩龄将已成年的孩子全部送到抗日前线，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子女避居香港。黄璧坤当时尚且年幼，便与父母一道去了香港。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黄嵩龄带着一家人回到广州。在广州登岸时，日本兵要抢黄嵩龄携带的行李，两方争执中，日本兵一把夺过黄嵩龄手中的铁拐杖，狠狠打向他的头部。年仅十岁的黄璧坤痛心地目睹了父亲受伤的整个过程。
自此次受伤后，年逾七旬的黄嵩龄双目渐渐失明。
“回到广州后，父亲眼睛已经很不好了，却还在四处奔走。当时日本人占领了千顷书院，他就去找日本人交涉，据理力争，想要回书院。我和五岁的弟弟那时都曾多次扶失明的父亲去交涉。”黄璧坤告诉本刊记者。
1944年，黄嵩龄壮志未酬便与世长辞，未能等到抗战胜利、儿子凯旋归来。但他的儿女们却替父亲完成了心愿，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长子黄谦益在抗战期间曾担任盟军陆军的联络顾问，抗战胜利后作为盟军代表之一，在广州参加了受降仪式；六子黄震廷曾先后担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秘书，1946年被授少将军衔，后因抗议国民党杀害同胞的行径，愤而递交辞呈、回归故里。
黄嵩龄的二儿媳、辛亥革命元勋伍汉持的女儿伍智梅，曾与宋庆龄姐妹一起到前线慰问伤员，并先后在重庆、四川、昆明等地创办育婴院，收留抗战中与亲人离散的孩子，其中相当一部分孩童是阵亡战士的遗孤。
黄嵩龄曾写过“身归家国羽毛轻”的诗句，这句诗既是他一生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为子女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
黄嵩龄一生致力于两件事：振兴家国与培育子女。他养育了13名子女，长大成人的有10名，在“重男轻女”的风气还甚嚣尘上的年代，黄嵩龄的思想却很开明，不给女儿缠足。他以“经世致用”的观念，要求所有子女都要有一技之长，女子婚后也要经济独立，不可依赖丈夫。
在黄嵩龄的影响下，黄家的10名子女都接受了大学教育，并在政治、军事、医学、教育、水利、文学、天文学等领域各自都有建树。
黄璧坤的三姐黄式坤自小与两位兄长一起读书。15岁时，黄嵩龄要求女儿独自到广州学习西医。“三姐长在北京，不会讲广东话，最开始到广州读书是很困难的，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还是熬了出来，不仅做了医生，还争取到了留学法国的机会。”黄璧坤说。
1921年，黄式坤考取庚子赔款、以官费留学的方式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医，校友中有她日后的终生伴侣袁振英。
袁振英曾先后参加上海、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1924年，黄式坤学成归国，主持公立医院妇产科，她的经历也激励了雷洁琼等一批进步女青年的求学之路。
黄璧坤的二嫂伍智梅亦是女界翘楚。五四运动之后，伍智梅联合另外几位进步女性成立了广东女界联合会。在联合会的倡议下，广三铁路局一次聘用了40名女工，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极为少见的，这一举措开创了广东妇女成为职业女性的先河。
抗战期间，伍智梅还曾多次上台演讲，鼓励女性在国家危亡之际走出家门，为家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黄式坤、伍智梅独立自强的人生经历，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但在黄璧坤津津乐道的讲述中，却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日。
黄嵩龄曾留下这样的遗嘱：“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若有一毫依赖之性，便是无志，便是无远大之图。”
这份遗嘱写于黄璧坤出生的前一年，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她才从大哥黄谦益处知晓遗嘱的内容。尽管如此，自立自创的家风，却早已在父母兄姐的言传身教中，融入了黄璧坤的生命轨迹中。
“父亲一向是很严肃的，我们从来不会到父亲身边去撒娇。读书以后，父亲没有翻过我的作业本，也没有给我出过任何主意，样样事情都要靠我自己去做，在我们家，这种独立性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是帮助我成长的根本因素。”黄璧坤说。
1950年，黄璧坤考入中山大学天文系，是整个天文系唯一一名女生。大学毕业后，黄璧坤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了40多年，在她教过的学生中，涌现出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而在培养自己的孩子时，黄璧坤也秉承了独立自主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在各种经历里得到锻炼、学会自立，这就是我家的风气。”黄璧坤说。
黄璧坤的儿子郭彬现为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高职院和继教院院长，从2004年起，郭彬开始协助母亲收集家族史的资料，努力还原家族百年历史的完整脉络。
“从外祖父黄嵩龄身上，我学到的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还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实际上，正是通过收集、整理家族故事，我对先人作出的历史贡献才有了更深的感悟。”郭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百年前黄嵩龄对子女的谆谆教诲，在今天依然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黄家的后人。
让尘封多年的史料重现于世
2004年，已退休12年的黄璧坤完成了《世界天文连续出版物目录》的编写工作。次年，黄璧坤前往德国慕尼黑，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举办的会议上发言，这本编著也在会上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认可，不久后流传到世界50多个国家。
从德国回来后，黄璧坤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告一段落，她开始规划新的人生方向，而她最为熟悉的领域，便是自家的家族历史。
父亲黄嵩龄去世时，黄璧坤还只有十余岁，几十年来，黄家的子孙早已奔向世界各地，而父亲及兄弟姐妹们曾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却逐渐湮没在历史深处。出于对家族亲情的重视、对家风传承的坚持，黄璧坤决心开始家族史的研究。
时隔多年，人事几经变迁，黄璧坤身边已经没有太多的文字史料，只能依据脑海中的记忆，一点点地寻找线索。
黄璧坤的二哥黄建勋曾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以及大元帅府金库库长、大本营盐务署署长，在孙中山弥留之际也一直陪伴左右。依据这一信息，黄璧坤母子二人，首先来到南京中山陵附近寻找资料，结果却并不乐观。
“仅凭一个名字、一段故事，找起来几乎是大海捞针。当时我们经人介绍找到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继锋教授，他是历史学博士，但就连他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家族这些人物的名字。”郭彬说。
2004年底，郭彬与李继锋一起去上海探寻袁振英的人物资料。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事情发生了转机。
“当时，纪念馆的馆长倪兴祥一见面就说：‘袁振英的亲戚可算来了，我们早就想去找你们了，就是不知道从何找起。’他还取出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的书，翻开后给我们看，那一页就有袁振英的生平简介。虽然只是几行很小的字，却让我们一下就有信心了。”郭彬说。
2005年2月，郭彬与李继锋又到广州去专门搜集袁振英的史料，“广东省文史馆是袁振英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还存有他的一点资料；通过广东省妇联，我们又辗转找到了他曾担任校长的广东广雅中学（原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他是当时第一个提出中学生男女同校的校长。”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的努力下，郭彬和李继锋渐渐还原出了袁振英完整的生命轨迹，让尘封多年的史料重现于世。
在汇集袁振英生平的过程中，其他家族成员的资料也从时间的尘埃里被重新发现，黄嵩龄家族的百年家风故事，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在郭彬看来，“家族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京张铁路建设中詹天佑与同事的合影，其中就有我的外祖父黄嵩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陈列的一张宋氏姐妹走过被日军轰炸过的废墟的照片里，她们身旁就站着我的二舅母伍智梅。这些信息，都是这几年才发现的。”郭彬说。
2007年，黄式坤、袁振英的大儿子袁昌法将一张珍藏多年的“全家福”照片从美国寄给了小姨黄璧坤。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照片的正中间是黄嵩龄和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镜蓉，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黄建勋、伍智梅、黄式坤、黄余氏（黄谦益之妻）与黄谦益；前排从左到右则顺次为黄毓坤（七女）、黄震廷、黄伯飞（十子）与黄谦仪（九子）。其时黄璧坤尚未出生。
在“黄嵩龄家族百年历史展”上，这张拍摄于一百年前的全家福照片，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有了再次相遇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家族史的梳理工作，也让散落在各地的黄家后人有了再次相聚的可能。2004年，家族史料的搜集工作开始后，在一次极为偶然的机缘下，黄璧坤找到了二哥黄建勋的后人。
“我母亲当时认识了一位治疗师，闲聊中提到二舅母一家多年前去了台湾、从此彼此断绝音讯的往事。这位治疗师正好要嫁去台湾，她就很热心地帮我们打听，居然在2008年真的找到了黄建勋舅父的长孙黄坚。”郭彬说。
2008年10月27日，黄坚专程到南京看望黄璧坤，此时距离两人的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59年。在黄璧坤的记忆中，黄坚还是刚满两岁的孩童，而再次相见时他却已过花甲。
如今，黄嵩龄家族的后人已延续至第六代。“无论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还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都需要家风家训。传承家风家训不是说要把某本书背出来，而是要在生活的潜移默化中传承，是一种精神的感召。”郭彬坦言。
据黄璧坤透露，20世纪90年代时，她的十哥，耶鲁大学教授黄伯飞曾将父亲黄嵩龄一生的经历整理到五六页纸上，目的是让家族的后人能够知晓祖辈的行状，但他并未想过，自己家族的故事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
而在黄璧坤看来，家族史的意义，并非只限于家族内部：“在百年来振兴中华的伟大洪流中，也有我们家族成员的身影，让他们的贡献为世人所知，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让曾经沉淀在历史深处的家族故事、家风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2008年拍摄的照片，前排左一为黄坚、右一为黄璧坤，后排中间为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