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声沸腾的成都街头,一个开着电瓶车的中年男人飞快地横冲直撞,他在交警的眼皮底下拉客、载客,面对拦截面不改色,反而光明正大地对着干。
钟啸伟:有一天,他们把我车子收走了,我直接找到他们的大队长。我说我都要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证明拿给他看。他马上就说,没事了,没事了。
这个大闹警局的人叫钟啸伟,每次被抓,他都会拿出一纸艾滋病证明甩到警察跟前,并大闹派出所,屡试不爽。然而2012年,他在一家商场盗窃被抓,再次丢出那纸证明时却碰了钉子。
钟啸伟:闹得很凶,我全部办法都拿出来了,为难的事情也都做了。其中一个警察就放锤子,说这个娃装神。他们把我的医院证明补齐了,证明我没得艾滋病。
这次钟啸伟被警察送去医院体检,结果是他没有艾滋病。钟啸伟根本不相信,他一门心思认为这是为了将他“搞进去”的伎俩。直到三年后,2015年的12月24日,他自己去成都一家医院验血,看到检验单上HIV一项显示为“阴性”时,他大脑一片空白,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不停地抽烟。医生看着他有点不可思议:“你什么意思嘛!等于你想得艾滋病咯?”后面几个人都在偷偷地笑。
曾经的“万元户”
钟啸伟1963年出生于成都市区一个普通职工家庭。“文革”末期,小学毕业的钟啸伟辍学进入社会,他在肉铺打过杂,在饭馆做过厨师,最后在1980年,通过母亲单位的内招,他进入公交公司,获得了一份“铁饭碗”的工作。
钟啸伟:当时我的愿望是到公交公司开个车,可是被弄去修轮胎了。我当时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后来我跟着人家跑家电、摩托车、冰箱彩电,觉得做生意好耍,就彻底脱离了公交公司。
1987年夏天,钟啸伟辞去了国企工作,通过倒卖电器挣下了第一桶金,随后在位于城隍庙的自家老房开了一家电器店,正式“下海”。
上世纪80年代的成都正值改革开放高潮,经济市场异常活跃,钟啸伟的生意也是顺风顺水。在那个人人还向往着成为“万元户”的年代,他用了不到五年就攒下数十万积蓄。
钟啸伟:当时赚到钱就想着怎么花嘛,给你一百块钱,让你在成都市把它用完,你硬是抠尽脑壳,也就是吃和耍,后来就觉得做生意无聊了。
钟啸伟那会儿手里拿着钱,身上痒得慌,过去的消费已经满足不了他,遂而沾上了毒品。
钟啸伟:人家说吃了海洛因就会云里雾里的,我就试一下嘛。哪晓得这一试不打紧,哪怕头道不上瘾,第二道、第三道你非要上瘾不可。
染上毒品以后,钟啸伟一发不可收拾,从吸食到注射,直到对着镜子将针管扎入颈部动脉才算过瘾,那会儿他有时一天就得花掉上千元买毒品。不消一年,这个曾经风光体面的个体户,一度沦落到街头贩卖黄色录像。
钟啸伟:最早都卖一百多、两百块一盘,不过得收着藏着卖。我赚个几百块钱,人就待不住,买海洛因去了。几乎每天已经形成了规律,一直在城隍庙消磨了这么多年。
“下海”潮催生的一批电器经营部爱情有“毒”
2005年的一天,钟啸伟偶然在朋友家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比他小十多岁,也是成都人,过去靠着经营服装生意挣了些钱。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面目清秀的姑娘竟然已有一年多的吸毒史。
钟啸伟:我形容不上来,在这个小区都没有人能比得上她,完全看不出来她是吸毒的。但我拿出海洛因来,她说她有瘾,看不得。当时我觉得特别奇怪。
后来钟啸伟才得知,女孩是过去被朋友利用,致使她染上毒瘾,从而谋财。不久,两人便走到了一块儿。
恋爱后,女友就搬进了钟啸伟家里,和他的母亲同住。母亲撞见过两人一起吸毒的场景,对于儿子的这个“毒友”,她自然十分厌恶。然而钟母的态度却丝毫没有影响女友对钟啸伟的爱。
钟啸伟:反正她对我好得很,不晓得为啥,我觉得她硬欠我一样。认识她以后,她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为我搞到买海洛因的钱,她就觉得我有点巴适(特别好)。
后来有一回,钟啸伟炒菜的时候,女友偶然问起他怎么这么会做菜。钟啸伟说:“你可别小看我,我原来可是开过馆子的。”女友撺掇他:“你既然这么会弄菜,咋不开个馆子呢?”女友的提议让游手好闲了十年的钟啸伟一下动了心。由于两人都没有工作,日常开销全靠女友的房租,加上毒品的消耗,他们手头上根本没有开店的本钱。于是,女友主动回家管父母借了三万块钱,这让钟啸伟倏然觉得感动又惭愧。
钟啸伟: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俩一起去拿的这笔钱。其实开馆子根本用不了三万块,当时我们还拿了点来吃海洛因。我觉得这个是她妈妈的钱,吃起来有点心痛,就提议最好不要吃了,这样子吃下去还怎么开馆子。
钟啸伟这就决心把毒品戒了,他去买了一些美沙酮,一天只要十块钱,喝下去能控制自己不犯瘾。后来女友也一起跟着他戒毒,喝起了美沙酮。
“食味鲜”
2006年,钟啸伟利用自家在营通街上的一套回迁房开起了餐馆,取名“食味鲜”。开业时所有的餐具和桌椅都是女友买来的,两人齐心协力,餐馆很快红火起来。
钟啸伟:我就去进菜嘛,啥子都是我进的。然后她也是累哟,淘菜、切菜、洗碗都是她。最忙的时候,她的亲弟弟都跑过来帮忙。下午我们就卖些汤圆,确实当时一开馆子生意就做起来了,一天有个一千多块的纯利润。
两人甚至还顺势把毒品也戒掉了。钟啸伟:凭自己挣出来的钱要是还拿去买海洛因,肯定会心痛的,就商量着一个星期只用一两回海洛因,最好只喝美沙酮。
戒毒、开餐馆,眼看着钟啸伟和女友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母亲也慢慢接受了两人的关系,双方父母都催着他们尽快结婚生子。这一年的钟啸伟已经45岁,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生活终于又在他面前铺开了稍微舒展的一面,他眼中的未来都带着光。
当时女友提议把她手头上的房子租出去,精打细算着过日子,“结婚生子”的打算让两人有了重新开始的决心和希望。想到周围很多毒友因为注射海洛因而染上了艾滋病,虽然自己没有任何症状,保险起见,他还是决定去做一次婚前体检。2008年12月,钟啸伟和女友来到成都市疾控中心,由于女友从未静脉注射,当时只有钟啸伟做了抽血。
上:2008年,钟啸伟收到的检测报告单上写着:HIV-1抗体阳性中:2016年1月,原本HIV抗体为阳性的钟啸伟检测结果却为阴性下:钟啸伟当时的体检检验单一条始终没有发出的短信
半个月以后,他们去拿结果,那一天的情景直至十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刻在钟啸伟的心头。当时医生将单子搁在一旁,钟啸伟掏出身份证以后,他直直地盯着,问了几嘴他的家庭情况,这些轻微的举动已经让钟啸伟觉得浑身不对劲。问了一大轮以后,医生将结果告诉了他。当时他的女友就直直站在一旁,两人的气息瞬间凝固了。
钟啸伟:我们都哑掉了,英文什么的我们也看不懂,就直直看到底下那个“阳性”。
拿到结果以后,两人一路沉默,虽然女友并未抽血检测,但已经和钟啸伟同居三年的她自觉凶多吉少。两人到家就卖力地扯开话题。
钟啸伟:她问我吃啥子,我说还吃啥子嘛!
他们心里都已经没有了任何打算,每天僵持着,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客厅,一宿一宿地看电视,后来已经没有任何语言。
这纸检测报告让钟啸伟和女友的生活狠狠地再次脱轨,过去两年,他们用尽全部力气重建的生活几乎在一瞬间被击毁,对未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的两个人又重新吸食起毒品。
平日里,钟啸伟注射海洛因只打一份,眼下翻倍地打。他和女友每天都在屋里子花掉大段大段的时间跟毒品打交道,抱在一起眼巴巴地相依为命,活一天算一天。女友甚至咬咬牙将成都的房子卖掉,换来只有24.5万元。当时钟啸伟亲自去将这笔钱抱回家丢在一旁,两人都不敢去数,他们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死。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某天,女友只带了几百块钱就离开了。
钟啸伟:她的换洗衣服就放在柜子里,没有拿走一件。那个柜子打开有两个手机,隔了好几个月,我才发现里面有一条没发出去的短信。我当时看到脑壳都傻了,她写得跟遗书一模一样。
女友在短信里写道:“我走了,你不要找我,你找我是找不到的,希望你好好地活下去。”钟啸伟看了之后,疯了一样骑着车子四处去找她,但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她。
一个阴间 一个阳间
女友自此杳无音讯,家人得知钟啸伟复吸,又得了艾滋病,对他彻底绝望,两个哥哥接走了母亲,并和他断绝关系。之后,他又被哥哥赶出了母亲的房子,搬到市郊的一处廉租房里。
钟啸伟:就这么一点大的空间,外头隔开,一个阴间,一个阳间。我最害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每天的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对我来说只有孤独。人一旦孤独起来,任何人都不跟你说话,这种感觉,说实话,我只能说我没文化说不出来,但我晓得好厉害,谁也帮不了你,还是孤独。
独居的钟啸伟天天将自己关在屋里,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写在本子里,日复一日地打发时间。
钟啸伟:我都不晓得我写了好多,乱七八糟的,“鸟啊,受伤了,还有妈妈来陪,我却无家可归,流下的尽是泪。”
钟啸伟不止一次想到死亡,这个念头一直缠绕着他。有天他醒来嗅到煤气的味道,因为开关没有拧上,他甚至听到隐约的呲呲声。
钟啸伟:我说我怎么没有死呢?什么都不用想,如果现在我的妈妈走了,我绝对就很果断地(自杀)了,因为这个社会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念想了。
对于钟啸伟来说,母亲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寄托。钟啸伟七岁那年,父亲患肝癌去世,在公交车站卖票的母亲死活将他们五个兄弟姐妹拉扯成人。1993年,钟啸伟的姐姐和妹妹在一个月里相继患病离世。钟啸伟被查出艾滋病以后,母子俩虽不同住,但年迈的母亲还是时常会拿着水果和日用品来看看她的小儿子。有一回,母亲来到小区楼下,没能打通钟啸伟电话,一心以为他已经死了,瞬间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老太太喊着:“我的两个女娃儿死了,现在只剩三个儿子了。这三个儿子我本来就最喜欢你,如果你再有啥子,我也就没有活头了!”钟啸伟从那以后就坚信:“所以我哪怕一天天地骗着她,她也知道我在撒谎,但只要我还活着就好。”
钟啸伟的三十年一梦七年终于等到了一个“阴”字
自从2008年在成都疾控中心查出艾滋病以后,钟啸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他每年都回去所在区的疾控中心验血。然而,七年间的七次验血,每次的结果都是抽血不成功。
直到2015年年底,他又一次因为抽血不成功离开疾控中心的时候,无意间瞥见门口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栏,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钟啸伟:我就看他们艾滋病的那个宣传栏,得病了会有什么反应,左看右看,我就是觉得自己没得。回去以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脑壳里转,我从我妈那儿拿了一百块钱,跑到川医那去验。第二天就出来一张报告,英语我不认识,但“阴”字我肯定认得。说句老实话,我真的不相信,那一瞬间好多话想说又说不出来,回来就将自己闷起来,又找不到人说话,心里头真的憋得慌。
2016年1月22日,经区疾控中心复查,钟啸伟的血检结果仍为阴性。在多次上门讨说无果之后,2017年底,他向成都武侯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与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同年12月12日,法院受理了案件,但作不公开审理,钟啸伟至今仍在等候开庭。
虽然确认了自己没有艾滋病,但眼下他的生活跟“患病”那七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依然独居,甚少出门,几乎从不睡在床上,每日过得黑白颠倒。生活中唯一的规律,就是每晚准时去母亲的出租房里给她做一顿饭。
尾声
自从女友消失以后,钟啸伟一直觉得她已经不在人世了。2015年,他扔掉了女友留在家里的一切物品,决心和那段爱情永别,不久以后他便得知自己没有患病。在女友离开的十年间,他时常会徘徊在女友姐姐的餐厅门口,远远地张望。
钟啸伟:我该找的地方都找了,确实没办法了。我想她会不会出现在姐姐的餐厅里,但又不敢去面对。我常常晚上去餐厅对面的按摩院里,一直观察着,但她从来没有从里面走出来过。
记者:假如有一天你们相遇了,你最想对她说什么?
钟啸伟:我都没话可说了,哪怕她站在我面前,她都已经是个陌生人了。我不敢面对她,这辈子都见不着最好。我现在虽然活着,但已经是个活生生的死人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天已渐黑的城市中心,钟啸伟躲在女友姐姐的餐馆外头,张望着又不敢靠前。傍晚时分,街头上人和车都多了起来,远处的灯火和眼前的喧闹,似乎都与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