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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炅喊出“我们是，快乐家族”那句话时，他的伙伴们并没有在台上出现。他穿着纸壳做的衣服，衣服并不合身，比他身形大很多，何炅做起动作来更显笨拙。但这种笨拙，恰恰也成了节目“笑果”的一部分。

这是5月24日，长沙湖南卫视1200平米演播大厅。《快乐大本营》（下称“快本”）正在录制20周年特别节目，主持人何炅为节目准备了一段特殊舞台表演秀。随后，是他的一段独白：“在1998年，我来到了《快乐大本营》，那一年我24岁，就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摄像师适时把镜头缓缓推至何炅脸部大特写，捕捉到他眼里的泪光。导播间陷入一阵沉默，后排有几个女编导低头擦泪。但这毕竟是一档贩卖快乐的节目，感伤的气氛只被允许持续10秒。“1号机快点推上去喽！”长沙口音的导播通过对讲发出指令，节目进入下一个环节，回忆还来不及发酵就戛然而止。从1997年到2017年，“快本”每周与观众见面，整整持续了20年，录了一千多期。何炅则参与其中19年，是“快本”在位时间最长的主持人。到现在，这档节目在综艺界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最新出炉的2017年第一季度省级卫视收视率报告中，它位列所有综艺节目收视率第一位。这无疑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且最成功的综艺。

凡事人们总是容易看到成功的一面，但这档节目也曾经历过波折、低谷，几近停播。现在，它已经成为一座流程精密的快乐制造工厂，它为观众生产快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绪、复杂关系，则成为工厂里的秘密，被节目组深埋到幕后去了。

一场饭局定何炅

何炅录制的20周年特别节目接近尾声，舞台背景音乐变成观众最熟悉的“啦啦歌”，何炅独自一个人站在台上，张开双臂把纸壳服装左右展开再略显吃力地向上提起，双手高过头顶。

看着何炅的表演，坐在台下的谢娜忍不住说了句，“有一种小小的身躯撑起了整片天的感觉”。

这档节目有五名主持人：何炅、谢娜、李维嘉、吴昕、杜海涛，他们称自己为“快乐家族”。何炅是节目当仁不让的核心。但这个核心，最初的确立却完全出于偶然。

最初，“快本”的主持人是李湘搭配新闻主持人李兵。1997年节目开播时，李湘只有20岁，正在湖南卫视实习，只是临时顶班，节目组随时打算将其换掉。请李兵，则是因为他主持《晚间新闻》，全国知名，纯粹是为了“蹭热度”。

李兵之后，李湘身边的搭档换成了节目组以每期200元的身价从湖南经济电台挖来的播音“一哥”黄海玻。那个年代电台节目影响力更大，黄海玻出门逛街只靠声音也能被听众认出来。

走出播音的“小黑屋”转而做电视，黄海玻面对镜头总是显得有些局促。主持了八个月后，始终没能找到归属感的他正式请辞。节目组再度面临男主持荒，全组人一起杀到北京去搜罗合适的对象。

又要放得开能上电视，又不能有播音腔，这样的标准已经很难达到。再加上当时的电视体制没有自由主持人一说，要主持节目，就要成为电视台员工，连同户口、工作关系一并迁入湖南，这样的选拔条件更让很多应征者犹豫不决。

何炅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搭档刘纯燕主持《大风车》，此前他曾经以嘉宾身份参与过《幸运3721》的录制，作为湖南台的“老熟人”，他承担了节目组在北京找人的地陪工作。找了一周毫无结果，准备回去的当天，为了感谢何炅的帮忙，他们请他吃饭，饭局上何炅表现活跃，反而一下让节目组看到希望，邀请他试试。

吃这顿饭是在周三，周五上直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辅导员的何炅临时和学校请假，周五下午才飞到长沙，和李湘相识于上台前10分钟的化妆间。第一次做综艺节目主持的何炅甚至不太会找机位，直爽的李湘告诉他：“没事，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原本节目组只打算让何炅代班救场，起初约定帮忙做四期。四期过后，节目已经离不开他了，又续约一次，延了一个月。

尽管何炅并不是央视正式员工，但台里依然不允许他在地方台兼职。另一边，每周五晚上要上直播，何炅周四晚就要坐飞机赶到长沙参加彩排，一周只能在北外工作三天半，这样的安排学校也不能接受。

两个月过去，面临两方压力的何炅决定退出。他和汪炳文长聊一个多小时，聊到最后，何炅甚至哭成泪人。最终的结果是，为了迁就何炅，《快乐大本营》把播出时间和当时台里的另一档王牌节目《玫瑰之约》对调，挪到周六晚上直播。

“这样大的变动只为一个主持人，这是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何炅说。面对如此兴师动众的挽留，他最终决定退出《大风车》，正式加入《快乐大本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对《快乐大本营》有一种责任，它是我的节目，我要对它负责。”

1999年，在湖南经视做时尚节目的主持人李维嘉以外景主持的身份进入节目，李湘、何炅、维嘉的稳定三人时代把《快乐大本营》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6月初，《快乐大本营》20周年系列节目现场，谢娜与艺人宋小宝录制表白系列特别节目。 （@视觉中国图）江湖地位高

6月21日，新一期节目录制当天，张艺兴带着专辑来做宣传。他做介绍时，何炅全程帮他举着CD面对镜头。听到张艺兴说自己刚拍完夜戏，连夜从剧组请假过来，何炅马上对着镜头喊话：“感谢黄导准假”——黄导是指黄渤，他正导演自己第一部电影，张艺兴是其中一名演员。何炅随口一句话，既感谢了黄渤，又友情替他的电影做了宣传。

栏目组对明星的照顾简直无微不至。那期的另一个嘉宾杨颖因为工作安排，要在九点半离开现场去赶飞机，录制过程中，太过投入的导演们都忘了这回事，“谁是卧底”这个游戏几个嘉宾玩到兴起，提议想再来一轮，何炅马上提醒工作人员注意进度，快速推进到下一个环节。

明星是这档综艺最大的卖点。“我发现每次到明星表演节目，那段都是收视高峰，峰值一下就起来了”，编导刘乐接受本刊采访时说，2016年年底韩东君“舞狗”那期的节目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戴着狗的面具，披着毯子，像舞狮子一样舞动。结果这一段，创造了当天节目收视最高峰。“这么一个看似很无聊的东西，大家觉得很好笑。”

“我们希望来这里的每一个艺人都觉得我们是专业的，然后来这里是轻松的。”制片人刘伟说，他们希望明星“不要有任何防备，不要担心我们去挖他的八卦，不要担心我们玩游戏的目的是让你出丑，这是我们的定位”。

对此，何炅也说，“我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一些独家的东西，但是一定要有我的分寸，不刻意去挖别人不好的隐私，得讲温情和道义。综艺节目一定要搞，但是决不能恶搞，恶了就坏了”。

玩得恰到好处，收视率又高，“快本”和明星建立起依存度非常高的关系。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电视节目创新研发专家冷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因为收视率高，影响力大，《快乐大本营》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宣发节目，明星艺人借助它的高收视宣传自己的电影、电视剧作品，而他们的义务参与反过来又拉高了节目收视率。

王菲迄今为止在内地上的唯一一个地方台综艺就是《快乐大本营》，唱了两首歌。她的团队也极其专业，录节目前，从香港传真过来10页合同，事无巨细地规定好所有细节，几次编导都以为传完了，结果等等又再吐出纸来。

为了配合明星的档期，节目组提前一个月就要对他们发出邀约，确认行程后，编导会和艺人做简短的电话采访，了解他们近期动态，据此策划当期节目的主题。《快乐大本营》对所有明星都是零报酬，只负责安排交通和食宿。明星一般提前一天下午落地长沙，入住湖南广电旗下的圣爵菲斯大酒店，会有编导到酒店和他们沟通录制流程，第二天上午做简短彩排，下午化妆录制。主持人一般也是提前一天到达，事先编导会把当期台本的电子版发给他们。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综艺市场几经变化，《我爱记歌词》、《非诚勿扰》、《我是歌手》等综艺轮番霸屏。到现在，综艺节目更是迎来一个爆发期，据《2016年腾讯娱乐白皮书》显示，2016年全国各大卫视共推出144档综艺节目，较前一年增长21 %；而视频网站也推出111档自制综艺。但这些竞争者，都没有影响“快本”的江湖地位，它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明星也频频露面。

有的明星不上真人秀，有的拒绝深度访谈，但鲜少有人会抗拒上《快乐大本营》。有一段时间，湖南卫视决定改版“快本”，更多邀请普通人参与，结果许多明星找来说：“我们也是普通人，你找我们吧。”

另一种娱乐

湖南卫视坐落在长沙市东北角，大楼被设计成代表湖南的h形，周边视野开阔，显得十分霸气，楼下常年聚集着倒卖节目录制门票的黄牛和前来支持偶像的粉丝，永远人来人往。在长沙，只要你说打车到湖南卫视，司机就会饶有兴致地问你去看什么节目，支持哪个明星，就像北京出租车司机对中国政治了如指掌一样，长沙的司机对娱乐圈的细节如数家珍。

这里已经俨然成为中国的娱乐重镇，每周都有众多明星从全国各地飞到此处，闻讯赶来的粉丝更是热烈，包围广电大楼的场面经常上演。现在人们已经很难想到二十年前湖南卫视艰难起步的景象了。

1997年，中国开始允许省级电视台上星面向全国播出，那年的1月1号，湖南电视台正式通过亚洲2号卫星传送，并更名为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也就是俗称的湖南卫视。

在此之前，湖南电视台身处内陆，缺少资金，在本土长期被长沙电视台压制，只得转而面向乡镇观众，接到的广告赞助不是饲料就是化肥，被当地人戏称为“湖南化肥电视台”。

上星之后，竞争环境更激烈，要想生存下去，只有打破常规，彼时湖南电视台领导开始力推全面改革，实行扁平化管理，赋予制片人对节目的绝对权力。另一方面，任用人才不论出身与资历，一切以能否做出好节目为标准，这样的环境给了“电视湘军”出头的机会。

当时国内电视生态以严肃节目为主，仅有的综艺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没有逃脱字正腔圆的晚会范儿。内容上，更是一本正经。

这时候，湖南电视台经济频道（湖南经视）还有一档叫《幸运3721》的节目，很受欢迎。节目里，主持人离开主播台，在台上蹦蹦跳跳，邀请明星嘉宾和台下的普通人一起做游戏，对看惯了播报节目的观众来说，这无异于一股清流，其省内收视率一度达到惊人的50 %，每到播出时就被竞争对手称为“黑色星期六”。

湖南本土对综艺节目的接受程度之高与湖南人爱娱乐的性格分不开。据冷凇回忆，九十年代末，长沙已经遍地歌舞厅、游戏厅，很多娱乐设备他在北京甚至都没见过，但在长沙已经非常普及，“这样的城市氛围也为（娱乐）电视节目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湖南卫视也决定尝试这种模式，又从欧美、港台的综艺节目中吸取、借鉴了很多元素，开始筹划《快乐大本营》这档节目。设计之初，《快乐大本营》被赋予的职责就是“下死决心去教化”，真正实现一次娱乐革命。

抱着高期待，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设计和准备，耗资20万的第一期样片出炉，台领导看完成片没说什么直接毙了。之后的几个月，节目组进行了三次修改，依然没有满足他的设想。

为了准确传达自己的意图，时任台长魏文彬亲笔给节目组手写一封信，阐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受到的教育其实已经够多了……如果坐在电视机前，电视机也在教育你，那多么乏味！娱乐就是娱乐，不要装腔作势，只要是健康的、无害的，那怎么样做都可以。娱乐节目健康就是导 向。”

最终，在临危受命担任节目总制片人的汪炳文主持下，节目组结合《正大综艺》四个方阵的基本形式，再借鉴港台、日本综艺的游戏环节和《幸运3721》的观众热线互动方式，全新的《快乐大本营》终于有了雏形。

既要争取暑期庞大的学生观众，又要避开7月1日香港回归的热潮，《快乐大本营》第一期开播最终被定在7月11号。

播出第二天，质疑就纷至沓来。有人觉得节目中设置的奖品、奖金太多，节目组只好把上限调整为9000元。有报纸对“娱乐化”大加斥责，认为它“低俗无聊”。为了消除质疑，从台领导到节目负责人都成了“救火小分队”，每看到负面评论就主动联系记者说明情况，同时邀请他们到演播厅观看直播，才最终渐渐平息。

首播一年多之后，《快乐大本营》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综艺节目，在全国卫视掀起一股模仿潮流，一个由湖南卫视一统天下的快餐娱乐时代正悄然来临。

“我总不能一辈子主持《快乐大本营》吧？！”

20周年特别节目录制现场，何炅对这段历史的煽情回忆，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不过十秒左右。很快，他就退场，换回红色格子衬衫，再次上台。这时他已然收敛情绪恢复镇定，指挥现场导演们撤掉道具进入下个环节，舞台上又开始闹了起来。

在本刊记者体验过的综艺节目录制中，《快乐大本营》大概是效率最高的一个。每期播出时长90分钟，在替换大型道具、嘉宾换服装占据近三分之一时间的前提下，整个拍摄不会超过四个小时，每个环节的录制都一气呵成。6点开机，10点主持人和嘉宾就能卸妆离开，还来得及一起在附近吃个宵夜。

2016年12月22，成龙再上《快乐大本营》。这档节目已经成为国内第一“宣发”平台，很多明星在节目宣传期，都会选择上“快本”。 （IC图）

2004年11月，快乐大本营录制现场，这也是何炅、李湘、李维嘉最后一次一起主持快乐大本营。之后，李湘退出，何炅与李维嘉两人苦撑“快本”数月。（@视觉中国）“顺畅是因为我们二十年一直在做同类节目。”节目制片人刘伟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如何制造笑料，逗乐观众，“快本”已经有一系列套路，从节目开播之初到现在，“明星加游戏”就是核心设置。

这种设置，也存在问题，可复制性强，时间久了，观众容易有疲态。“快本”获得收视成功后，全国掀起了一波模仿潮，大小电视台都在做类似的节目，请不到大明星请小明星，最多时候有200多档。观众终于对这种模式感到厌烦，2000年之后，“快本”收视率开始下滑，最差的时候甚至无法排进统计榜单。

为了挽救颓势，那段时间节目组疯狂推出新版块，“夺宝你最红”、“冒险你最红”等等。“不夸张，上刀山下火海，什么奇奇怪怪的招数都用尽了，但就是没什么用。”回忆起这段低潮，何炅仍然心有余悸。就在这时候，李湘遇到闪婚对象李厚霖，宣布自己要离开。

结婚只是一个契机，李湘离开还有其他原因。“可能是长大了吧”，后来在回应此事时，李湘说，自己主持《快乐大本营》的7年，是生活在真空中的7年，从22岁到29岁，她站在全中国最耀眼的舞台中央，只听得见夸奖，听不到批评。“我真的是被宠坏了，膨胀自满得不行，每天想我怎么这么与众不同呢！”

直到有一天，李湘的母亲实在看不过去她的状态，非常严肃地找她谈话：“你能不能不这样啊！你看你现在都骄傲成什么样了？除了会主持《快乐大本营》你还会干吗？”这句质问把李湘推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她发现自己离开节目什么都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去尝试另一种人生，“我总不能一辈子主持《快乐大本营》吧？！”

多次挽留无果，收视率又面临巨大压力，何炅、李维嘉两人苦撑几个月，后来又加入了曾经在《快乐大本营》当过助理主持的谢娜替补女主持，但效果依然不见起色。台里一度考虑对节目实行“休克疗法”——先停一段时间看看情况。

“最不被需要”的人

就在《快乐大本营》苦苦支撑的时候，湖南台的其他节目却开始风生水起，尤其是2004年开播的《超级女声》，更是在全国掀起一阵票选明星的狂潮。PK，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汇。

那时候，“快本”收视率跌入最低谷。现在想来，栏目组应该多少有了“不成功则成仁”的心理，他们也决定引入PK机制，用最激烈的办法刺激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2005年8月，《快乐大本营》推出“快乐三人行——谁将离开”活动。三位主持人何炅、李维嘉、谢娜分别制作一期个人专场，结束后三人中将只有一个人能留在舞台，而这个人选由观众投票产生。

2005年9月3日，长沙，《快乐大本营》拉票会结果揭晓。经过“快乐三人行”最后90分钟的节目，终于迎来最后的结果，何炅继续留任《快乐大本营》做主持，李维嘉和谢娜则挥泪作别。（@视觉中国图）即便是现在，“快乐家族”五个人的重要性都各有不同。在当时，更是如此。那场PK还未开始，结局就几乎已定。何炅最终以72万票胜出，得票64万的李维嘉和得票49万的谢娜真的被淘汰了。紧接着，《闪亮星主播》开赛，读高三的杜海涛和刚大学毕业正准备考研的吴昕拿下第一二名加入节目，两轮投票下来，《快乐大本营》才真正重新吸引到观众的关注和参与。

紧跟流行也成为“快本”二十年里，保持收视地位的重要法门。什么热门玩什么，引入海选就是一例。“它其实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何炅说，《快乐大本营》一直是《快乐大本营》，但每个阶段，“快本”都有它独特的气质和定位，“它一直在跟随着观众的口味来调整”。

这段震荡期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何炅带着新人杜海涛、吴昕成为正式主持，李维嘉和谢娜组成“嘉娜评审团”，坐在台下和嘉宾一起观看台上的表演，找到机会可以随时冲到台上去。

这样的设置一度让维嘉和谢娜心里很不平衡，五个人的配合非常别扭，经常互相抢话。为了能尽量多参与，谢娜一次一次往台上冲。“后来网上有新闻说我被节目组轰下来，就是这个时候”，谢娜回忆道。

另一边，杜海涛和吴昕被何炅强大的光芒笼罩，不懂得怎么接梗，一期下来说不上几句话。每次录制结束，大家一起聚餐，他们俩会推说不饿不敢参加。手拉手走回住处的路上，两个人掰着指头数今天各自说了几句话。

经过一年多的艰难磨合，五个人才终于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组合成中国第一个主持群“快乐家族”。等到节目再次重回收视冠军的位置，何炅却说他们早已经没了兴奋的感觉。“就是特别自然，那时候我们默契越来越高，上台主持已经不再像一个工作，更像是一群好朋友们闲话家常。有时候台上没聊完的事情下了节目会接着聊，和工作人员的相处也是这样，所以当这个过程变得享受，结果反而不重要了。”

娱乐无害化

6月底，就在“快本”大力搞20周年庆典时，一个坏消息开始流传。据媒体报道，多位电视人在微博爆料称，广电总局限娱令又要加码，下半年全明星阵容的娱乐综艺将要退出黄金档。消息若是属实，“快本”很可能也在其中。

事实上，“快本”陷入这样的风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档节目之后，湖南卫视在娱乐节目上大举发力，这一度成为湖南卫视争夺“制空权”的主要办法。当其他卫视在黄金时段播放电视剧时，湖南卫视则大推自制娱乐节目。包括《超级女声》、《爸爸去哪儿》等都成为现象级的节目，也奠定了湖南卫视在娱乐领域的江湖地位。

然而，针对电视过度娱乐化的问题，主管部门也数次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比如针对选秀热，有关部门曾下文要求选秀节目不得直播，并对节目时长、嘉宾身份等做过要求。后来，因《非诚勿扰》等婚恋节目增多，主管部门又下令限制“婚恋交友类”等节目。

黄金档一直是主管部门紧盯的时段。2011年10月，新的“限娱令”下达，其中要求各卫视频道在晚上7：30- 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这对湖南卫视、浙江卫视等大台影响很大，退出黄金档意味着收视率必定大幅下滑，谁能保住这个位置，成为各电视台一些栏目积极活动，争取支持的首要工作。

最终经过权衡，湖南卫视决定将《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留在黄金段，其他则移至午间或十点之后。

能在数次“限娱令”中屹立不倒，除了收视率高，“快本”自身的节目制作也起了作用。虽然节目以明星为主，但节目组在设计内容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寻求一种平衡。

2013年1月，电影《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上映。电影上映后，评分并不高，但票房却很快突破一亿元。 （IC图）“就好像有些导演过来问我，伟哥，这个东西你觉得做起来合不合适？”刘伟说，“很多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如果在周末的晚上，爸爸妈妈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在看这段节目，你觉得他们跟孩子能不能谈论这个话题，谈论起来会不会尴尬，如果不会，我就觉得是符合标准的。”

这也是栏目设立之初，湖南台领导定下的基调之一：健康的、无害的。做娱乐节目，也要讲导向。“快本”也经常会在一些重要节日，制作特殊节目。比如在建军节，制作军人特辑，邀请曾经守卫中国边疆的功臣做节目嘉宾。湖南卫视前任台长欧阳常林就曾反复强调节目的导向问题：“节目要贴近大众，要平民化，不要高高在上，做娱乐一定要知道老百姓喜欢什么。”

渡过了收视率下跌、李湘出走的危机后，“快本”也开始改版。这是这档栏目少有的把普通人作为主角的一段时期。“就是搭建一个全民娱乐平台，”时任“快本”制片人的龙梅曾向媒体回忆道，节目加强了娱乐性，“当时上来的都是普通观众，草根，节目火到好多公园里都模仿我们的游戏道具，还售票。做了一年左右。”

新焦虑

2008年，李湘再次回到《快乐大本营》，只不过，这次她是节目嘉宾，带着自己的电影《十全九美》而来。那期节目收视率创了新高，有人和她开玩笑说，要不然你再回来吧！李湘回答：“怎么可能，我都那么老了。”

在很多人眼里，“快本”是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学生才看的节目。加入《快乐大本营》10年，导演张杨菁发现，他每次参加同学聚会，都有人和他说“我很久没看你们节目了”。张杨菁说，“但是你和他一聊，会发现最近节目中的梗他都知道，可能他本身不太好意思表达出来。”他由此知道很多观众对节目的认知是闹腾、低幼、给小孩看的。

黄海玻之前离开节目，一个原因也是他觉得，“28岁了，一大把年纪了，还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有点怪，有点别扭。”

在和李湘离开节目相仿的年纪，谢娜也曾经经历过像她一样的迷茫。当时恰逢她刚办完婚礼，突然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应该做更成熟的事情。有一次她接受采访时回忆道，那段时间，她变得非常拧巴，在节目中玩游戏无法投入，内心飘荡着一个声音，提醒自己不能再这么幼稚了。她甚至跑去和编导提议要把节目往访谈的方向转变，得到的回应是短期内不太可能。

于是谢娜选择暂别，和老公张杰一起去美国游学三个月，只偶尔出现在外景拍摄画面中。三个月过去，谢娜依然没有找到想象中的成熟之法。当她重新回到主持人岗位上投入节目玩游戏，发现自己还是情不自禁地从中得到快乐，只好说服自己“算了，高兴就行”。

何炅的危机来得比他的女搭档们晚不少。20岁时他就觉得无法想象自己30岁还主持《快乐大本营》，但真的30岁来了，似乎依然还能再坚持。等到40岁，他才觉得自己该做一些改变了。

“幼稚问题”是《快乐大本营》长久以来面临的一个争议，在张杨菁看来，快乐原本就该是让人没有包袱的：“我不会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才能看懂你这个节目，我中途进来，看几分钟笑一笑，然后又忙我的家务，或者打个电话跟别人聊天，挂机以后能接着看，周六的晚上就这么过了，我觉得这就是快乐。”

另一方面，《快乐大本营》也在不断调整游戏，努力想洗刷这一点。“我们其实在设计的过程中，希望自己的节目除了让别人快乐也能有更深入的影响力，”张杨菁说，“所以我们会推出像‘谁是卧底’‘请相信我’‘谁是汉字王’这样有知识含量的游戏。努力在一点点地改变。”

何炅也做了很多改变，不过是在“快本”之外，他走出去，兼做其他事情。2014年，何炅和腾讯视频合作《你正常吗》，2015年在江苏卫视开设《为她而战》，后来又陆续加入《拜托了冰箱》、《奇葩说》……在这些节目里，他穿起西装，和观众聊社会话题，展现自己更成熟的一面。但回到《快乐大本营》，他依然可以马上换上粉嫩的衬衫，投入游戏。

“快本”虽然仍保持了很高的收视率，但栏目组内部的危机意识也存在。政策风险如影随形，观众的口味也飘忽多变。“现在大家对于明星的感知度，相对几年前来说是越来越麻木了。”编导刘乐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以前人们很少有机会见到明星，也不知道明星在做什么，现在，通过直播、微博，很方便就了解到明星的一举一动，这也给“快本”带来很大压力。“现在大家的审美都变得太快了，一秒钟抓不住，大家可能就立即换台。这也是我们想要推出‘不好意思让一让’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明星能够努力来做一些他们平时不会做的事，做一些他们平时可能做不到的表演。”

这次20周年特别节目录制之前，《快乐大本营》节目组特意召开了一个小型发布会。现场的记者接连两次问到“快乐家族”，这档节目未来还会持续多久。对这个问题，何炅回答说：“其实整个节目组就好像一家人，你不会说哪天吃完晚饭忽然说，我们一家商量一下什么时候散伙吧，不会有这种事情。”李维嘉则调侃道：“这要看我们的健康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