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 ：华北危局中的外交官
北平政委会委员长黄郛（1880～1936） （Olive Archive/FOTOE 供图）再度出山
1936年8月，黄郛因肝癌住进上海宏思医院。夫人沈亦云回忆，黄郛辞世前，蒋介石到医院探病。他面告黄郛：“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屈，未曾枉做。”沈亦云“不知真个如此，抑系蒋先生对症下药慰情之语”。蒋走后，黄郛感慨：“果能如此，死且无憾。”同年12月6日，黄郛于上海寓所辞世，时年57岁。
1933年4月9日，在莫干山“隐居”的黄郛接连收到蒋介石的急电：“时局艰危至此，兄等有何卓见？”
1933年1月初，关东军占领山海关，2月下旬起接连展开热河及长城线的侵略作战。短短数月，日本占榆关（山海关）、陷热河、扰滦东，进窥平津，华北形势危于累卵。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分析时局：“平津之失与不失，只恃敌之来与不来。”南京国民政府认为，保全平津是当务之急。东北被日本强占后，华北的地位更加凸显。1933年，华北仅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分别占全国该项总收入的20%、20%和15%，三项税收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6。国防会议认为：“平津若失，则海关收入，骤形短缩，其他一切筹款办法，亦惟有更形拮据。”不仅如此，在政治上，“华北远非东北可比”，其得失立刻影响全国。徐永昌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如平津失守，“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个满洲国亦意中事”。
若认为战不能取胜，何以保平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更多地把中日矛盾的解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日军进攻长城东段各口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曾呼吁英、美立即以最有效之方法制止日军之蛮横与暴行，但其结果只能令蒋介石感叹：“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国联制约日本之策略已至穷途末路。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剿共重于抗战”的共识，决定同日本直接交涉，“缓和侵略，保存华北，稍纾喘息”。
而直接交涉，蒋、汪二人亦有顾虑。“九一八事变”以来，直接交涉因涉嫌承认日本既得侵略利益，一直为舆论所反对，极为敏感。1932年，日本进攻锦州时，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就建议中日直接交涉，划锦州为中立区，避免导致更严重之冲突。不料这一建议导致舆论群起反对，政府各派趁机内斗，蒋、汪离职。至平津危机迫在眉睫，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如此描述当权者的为难：“绝对的战——武力战争收回失地，或绝对的和——签字承认屈服，这两条路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需要找到一个方针“利取其重，害取其轻，权衡轻重”。而这个寻找和执行方针的人势必付出代价，必须“不足计较”——“一时之毁誉，一身之进退。”
1937年7月，第29军37师219团士兵在卢沟桥畔构筑的机枪阵地（东方ic 供图）外交部长罗文干已明确表示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他认为，在丢失东北土地的情况下，“除努力收复失地外，复有何交涉可言？”蒋、汪遂决意绕开外交部与日本接触。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选？蒋介石把眼光放在了自己最为信任的“兄长”黄郛身上。
黄郛原名绍麟，字膺白，1880年3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年少时家道中落，发愤读书，1905年受清政府选派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是年8月，黄郛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负责掌管会员名册。1907年，黄郛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与蒋介石相识。1911年11月，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黄、蒋二人赴沪相助，三人结为盟兄弟，以陈为长，黄次之，蒋为幼。
蒋介石对黄郛主持与日交涉寄予厚望，出于多重原因。首先，黄郛是同盟会元老，资历颇深。他曾于1921年出任北洋政府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3年2月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1924年，他协助冯玉祥领导“北京政变”，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更重要的是，多年来，黄郛虽与国民党关系紧密，但他从未入党——夫人沈亦云在回忆录里说他“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1931年12月，黄郛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长信，劝说蒋取消训政、早行宪政。这和蒋介石一党专政、党外无党的想法大相径庭。但在与日交涉的事务上，黄郛相对独立的身份或可以减少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压力。再者，黄郛早年旅居日本，与日本政界人士多有往来，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人中“理解日本之第一人”。《大公报》曾评价说，黄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唯一尚可与日本议论大局之人。
事实上，华北危机之前，蒋介石就曾力邀黄郛出山，北上主持事务。1932年8月3日，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了以黄郛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任命，然而黄郛随即电辞。8月13日，蒋致电黄郛劝说道：“今后华北政局，无论外交、军事、政治方面均益加重要，特请吾兄北上匡助，代为主持。”但黄郛不为所动。
1933年1月，进占榆关的关东军士兵在著名的山海关城楼上插上日本国旗（Bettmann/视觉中国 供图）与日交涉，黄郛吃过大亏。1928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4月21日，日本为阻挠北伐，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要求北伐军绕道济南北上。时任外交部长黄郛奉命与日本方面交涉，但日方置之不理。国民革命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后，日军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后枪杀，并杀害交涉署全部职员，同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戮。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1.7万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史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召开会议，确认优先国内统一，将外交纠纷暂且搁置。黄郛再次奉命前往交涉，然而“日方态度异常傲慢”。5月5日，日本飞机又轰炸了济南。
蒋介石的妥协策略受到各方强烈指责。为纾缓压力，5月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他还解释说：“膺白外交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见蒋介石如此推卸责任，黄郛随即复电辞去所有职务。1928年12月，他在给国民党要员张群的书信中坦言自己的失望：“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令我没齿不能忘。”次年，蒋介石组织导淮委员会治理淮河，自任委员长，邀黄郛为副委员长，劝他“为三十年友谊勿却”。黄决然回电：“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敝，故不必共事也。”
驻防华北的东北军士兵正在保养枪支（东方ic 供图）辞去官职后，黄郛“彷徨不知所之”，以研习佛经排遣苦闷。沈亦云拿辛弃疾的词安慰丈夫：“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此。知我者，二三子。”一家三口遂定居莫干山办学校、搞乡建。1933年4月9日，黄郛收到蒋介石急电时，已“隐居”莫干山5年。
为说服黄郛出山，蒋以电文三顾茅庐。4月11日，他在第二份电报中说：“举世处境最艰苦者莫弟若，层累曲折也太多，深盼兄即日命驾来南昌详商一切。”三天后，他又去一电：“兄如不愿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这一次，黄郛动了心。
黄郛久居山野，但并非不问国事。“九一八事变”后，他自责退隐山林的消极行为是把身体给了帝国主义，精神给了释迦牟尼。黄郛和一帮同道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复兴月刊》。在发刊词中，他写道：“试问吾四万万人同立在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究竟何以自处？吾敢断言：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国中无一人甘沦为亡国之民，故吾又不能不要求：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国中无一人不应起而共负建设之责。”
华北危局，黄郛与蒋介石、汪精卫的看法类似。他认为，中国的武器和训练与日本相差太远，长城一线的作战中，日方所持现代化武器装备，决非一年多前淞沪肉搏战可比；期望各国仗义出兵相助，诉之国联，更是犹如“涸辙之鲋鱼待东海之大水”。解决危机之道，唯有与日谈判。后来北上前，黄郛在接受上海《大晚报》负责人曾虚白采访，解释媾和的考虑：“日军进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区遭遇了大火，无论你有怎样精良完备的消防器材，和怎样勇敢熟练的消防人员，要在着火地区内消灭火种是不可能的。目前唯一救急的办法，只有把快烧到的房屋拆掉它，打出一条空巷，不让火源再蔓延过来。”他向曾虚白保证说，日本的得寸进尺不会有止境，而政府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延缓战火之爆发却有退无可退的止境，因此，抗日必战，政府早具决心，现在只争时间之迟早而已。
4月25日，黄郛应邀到南昌面见蒋介石。根据曾虚白自传中的记录，蒋见黄郛，第一句话即说：“膺白兄，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密友。可是今天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吗？”这句话没有吓倒黄郛。“勿以为我们长可在山中做‘事外逸民’。”他在莫干山别过妻子沈亦云时说，“国家垮下来将无山可入，不经努力，他日必悔，尽最后之力，则心安无怨。”
无计可施
1933年5月14日，黄郛北上复命就职，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他虽知此行是“跳火坑”，但仍有一丝期望。沈亦云回忆，1933年时，黄郛北行的愿望是“先求安定”“继图振作”。
多年来，黄郛和日本政治家有很好的私交。1929年出任驻华公使的佐分利贞男和黄郛一样，都认为中日之间必须相忍为治。佐分利曾进言时任首相滨口雄幸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今后应走对华协调路线，不可过分干涉国民政府，将国民政府与欧洲国家一视同仁地对待。”然而，这一观点遭到了日本陆军的强烈反对。1929年11月，刚刚出任日本驻华公使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请示修订中日新约方针时，蹊跷地在箱根富士屋饭店开枪“自杀”身亡。
“九一八事变”后出使中国的重光葵在1933年5月解职归国前，曾私下对黄郛透露：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较十年前为强；日本军界下层的军佐劫持上层，建功立业之心空前膨胀，对中国开爨必不可免。重光葵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黄郛知道中日难免一战，但依然抱有期望。他曾经感叹地说过：中国真是不幸，两个邻居（苏俄和日本）都不是善类，如果是个家，我早已搬。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他对苏俄深抱戒心，认为“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他始终认为，中日关系有可能达到当时“英美”和“德奥”那样的兼容——即便有争，也能相互尊重。
然而此次北上议和之艰难远超黄郛的预测。沈亦云后来回忆丈夫与日交涉的种种：“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
真正主导局面的并不是黄郛所熟悉的日本外交官僚。北上行前，黄郛在上海与日本驻华武官根本博三次会谈而未有结果。后者告诉黄郛，中方若想求和，得同在平津的日军接洽。关东军在黄郛北上之时蓄意加强了攻势。5月17日黄郛抵达北平时，日军攻陷唐山；18、19两日，密云、三河、遵化、蓟县相继失陷，北平已成兵临城下之势。
5月21日，爱国青年赵敬时激于义愤持刀砍伤日兵，日方借故拒绝和黄郛会谈。同日，香河失陷，日军离通州只4英里，平津市民纷纷趋避出城。夜间，除第17军军长徐庭瑶固守北平外，其他军政机关也撤往保定。22日，黄郛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描述他的处境：“近日对方态度骤变，……连日专制造小问题迫我，并无条件提出。略取平津，虽尚未必，而包围平津，迫我接受严酷之条件，不可不防。”然而，不可不防，以何设防？当晚10时，汪回电，只说明了谈判的底线：“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
事实证明，谈判的主动权皆在日方手中。令黄郛意外的是，是夜，日方突然连夜邀黄郛至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住处商洽停战条件。双方争执至次日晨，形成了一份初步停战条款。幕后打破僵局的是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战后发现的函电证明，当时日方确有占领平津的计划，但最终还是放弃，原因主要有三点：当时伪满内部，东北义勇军活跃，苏联势力犹在，新占之地区亦未及消化；罗斯福、宋子文5月中旬发表联合声明，美国的态度对日产生一定压力。再者，日本最希望在华北建立亲日伪满政权。黄郛出山掌管华北政务，使日本方面抱有很大幻想。5月21日，关东军致电军部建议：此刻时机有利，应速签停战协定。如迁延时日，中央军得以重建，平津秩序恢复，再发动军事行动，理由不足且很困难，恐终将悄然撤兵。同日，参谋本部复电武藤信义，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南京方面不可接受的“承认伪国，割让四省”最终没有出现在停战协议中，也是因为日方的自有考虑。5月25日，对华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日本公使有吉明替黄郛说了话，他提出：“以国民党政策的和缓、对排日活动的弹压来改善河北的中日关系，进而策划全面改善两国关系，主要是黄郛自己的设想，但这绝不代表黄郛可以缔结包含承认‘满洲国’条款的协定。一旦强迫签订此种协定，将让国民党政府和黄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反而可能导致河北事态的无法收拾。同时还会招致国民党内部反对对日政策势力的强化，带来逆转两国关系改善势头的危险。”
5月31日早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是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这辆列车里坐的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带着中国代表团走过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领事馆。在阳光下等了近10分钟之后，才被放行。
对中方代表来说，这次签字仪式处处隐含着羞辱之意——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员个个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是少将，级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告诉中方：“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个半小时内，即上午11时以前，做出承诺与否的答复。”熊斌提出异议：“在撤兵区域内，如果出现扰乱治安的武装组织，中国军队可作必要处置。”但是冈村不予理睬。中方无任何与对方较量的砝码，僵持至10点50分，距日方要求截止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熊斌无奈签字，未做任何更改。
1937年7月，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士兵持枪警戒远处的平汉铁路卢沟铁桥（视觉中国 供图）
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装甲部队开入热河农村（视觉中国 供图）这份贯彻了国民政府“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原则的协议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前进，又不做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实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说，协议的签署“气氛和睦”，“于是，昨日之敌化为今日之友”。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记录道：“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
委屈无以“求全”
1934年4月初，黄郛南下到南昌晋见蒋介石。蒋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并没有精力和心思与黄郛商讨华北问题。黄郛汇报了华北严重的局势，提出无能为力要求辞职。蒋说：“你在华北辛苦了，请你一定坚持下去，不要管别人怎么议论。等我将江西共匪剿灭，我再全力对付倭寇。”6月，蒋介石与黄郛再次会晤于杭州，黄郛再次向蒋提出了辞职要求。蒋见黄郛困顿不堪，终于答应他不必再回北平。黄郛从蒋处夜归，告知沈亦云，夫妻两人如释重负。不料次日，蒋介石亲自登门，收回了前一晚的承诺。沈亦云质问蒋介石为何出尔反尔，蒋介石赔笑道：“膺白北上，是为党国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沈亦云又问：“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蒋答道：“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黄郛默然同意上路。
“吾人以弱者地位应付强者，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争，只好强颜以好意奉求。”《塘沽停战协定》只是一个开始。协议签署后，日方开始围绕协议善后问题，以各种方式侵蚀华北。1933年7月，黄郛为了求得让日军撤离停战区，支付编遣善后款48.4万元，并不得不委任伪军李际春为战区军事编练委员长。
1933年11月，冈村宁次一行抵达北平，向黄郛出示《关于北支善后交涉商定案》草案一份，并声言本案为关东军再三审议决定者，中方只可以为文字之修正。草案内容主要包括在长城各隘口警备权属于日、伪满洲国；在接收区域内，中国允许伪满洲国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岭口设置必要的各种机关，并给以最善意的援助；中国迅速委派代表与伪满洲国交涉通商贸易、交通通讯、航空联络等问题。冈村宁次表示“满洲国”已经日本天皇诏策承认，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黄郛坚持无论何种方案，其内容如带有承认“满洲国”之意味者，在我方立场上绝办不到。
然而，双方代表前后合计七轮会谈，日方动辄以谈判破裂相要挟，最终达成的两份非正式文件，其实质内容和日本最初提案完全一样。此后，日方又在通车、通邮、设关、通航等问题上步步紧逼，企图通过这些问题让中方彻底承认伪满洲国之存在。黄郛等人百般周旋，在协定中尽量做到排除“伪满洲国”字样，但在事实上已是对伪满洲国的默认。
黄郛深感内外皆穷于应付。他在给蒋、汪的电文中说：“郛等殚精竭虑，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对凄戚。”他痛陈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既无实力以取消伪国之存在，我又何能凭口舌以阻止伪国之进行！深盼能使各方了解实际环境，外瞻内审，共济艰危。”
黄郛渴望南京政府“共济艰危”，但蒋介石当时的首要大事在于剿共，也无力与日本周旋，黄郛不但是孤立无援，还要为蒋、汪二人背书。将对日谈判事务全权交给黄郛后，汪精卫怕黄郛不敢承担，特电黄郛：“弟决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蒋介石也致电何应钦、黄郛，许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然而在《塘沽停战协定》谈判期间，蒋又在电文中质疑黄郛的工作，放高调说：“最高无上之决心，不可须臾或忘。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黄郛看出个中私心，痛心回电：“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蒋介石希望黄郛能够做到“委曲求全”，但与日交涉越久，黄郛越认识到，时局之下，委屈根本无以求全。
1934年6月1日晚，有人向黄郛上海住宅园中投掷哑弹一枚。2日，黄郛接到投弹者书信一封：“若不痛改前非，勾结一二所谓现在首脑国贼，断送国土，当再进一步。”末署中华青年铁血救国团上海支部。7月1日，因与日方的通车协议生效，平沈路通车。车行至塘沽以东的茶淀时被炸，死伤乘客16人。7月7日，黄郛在给汪精卫的电文中反思妥协政策是否还有维系的可能：“去年，彼方乘战胜之余，气焰万丈，实已无理可喻。弟装矮人，已一年余。通车办后，苟再不略伸伸腰，不独弟自身将不保，国家亦极受损。”黄郛决定“伸一伸腰”。17日，他致电蒋介石及汪精卫，告诉他们他已派人同冈村宁次谈判，如情势顺利，要求无条件撤销《塘沽停战协定》，不然退一步则要求日方诚实遵守，不扩大解释，不曲为解释。这些要求自然全被日方推翻。黄郛在29日致汪精卫的电文中极为失望地说：“日方之刁难细工，真是可恶，而又可怕！”
1934年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向黄表示：“北方人士多盼望黄早日北返，冀以减少战区内民众痛苦。”黄郛感慨地答道：“恐怕无补于大局啊！”
他沉痛地向王说：“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他停顿了一下，控制激动的情绪，继续说：“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谈到办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能办出什么成绩来？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我的困难可知，且挂着华北政整会的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无论什么都可以找到头上来，但结果是什么事都管不了！”
1934年，日本方面已经抛弃了黄郛建立亲日政权的幻想。对华北有所图谋的日本通过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驱逐国民党势力。1934年9月，关东军向国民党察哈尔当局提出在察东划界，要求“察东中国军队退长城线以西以南，长城线以东以北由日方设警”，遭到中方的严词拒绝。日方又要求可以在上述各村“行军”，亦未得逞。11月，关东军唆使一部分伪满洲国伪军向长梁进攻。1935年1月15日，伪满“自卫团”与驻防察哈尔省沽源县的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发生“冲突”。宋哲元马上请黄郛出面与日本交涉。然而双方刚刚谈判，又发生了因日伪军在察东劫掠百姓而被29军官兵收缴40人武器的事件。关东军借此兵分两路向察东大举进攻。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相继被刺杀。日方借口这是中国人民的排日行为，促使地方政府严加注意，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这年，4月底，黄郛发长电给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要他转告蒋局势的变化，指出前因察东事件，宋哲元“已慑服”，“且已密聘日籍顾问”，日方认为他比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易于利用而有力”。“最近日方急进派有公然主张驱逐黄郛政权及暗杀殷同（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者。”
5月，绝望已极、身患肝癌的黄郛南下，决心此生终老莫干山。但他仍于7月22日再次致电杨永泰，提醒华北局势之复杂：“今日国内政情，华北囿于一时局部厉害之偏见，各动其所动；中央困于多头横议之组织环境，各静其所静，故已形成中枢无主，地方无耻之现象。”他指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苟延残喘，“小则端拱无为，徒耗巨额之经费；大则为人挟持，酿成甚大之流弊”，“速电中央断然下令结束为宜”。
1935年7月，何应钦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何梅协定》，国民政府中央部队和宪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撤走后，出面填补空白的，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次日裁撤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华北重现出长城抗战以前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的局面。
其实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委屈”也已至最后一步。这年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听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蒋介石告诉阿班，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也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
（参考资料：《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和战之争与塘沽协定》，李凤琴著；《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杨天石著）
武藤信义
（1868～1933）
武藤信义系日本佐贺县人，早年曾有志于成为教师，嗣后受弥漫日本全国上下的尚武气氛影响，改为入陆军教导团当兵，189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日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第13期。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他都曾来华参战，对中国东北一带情形颇有了解。加之曾从事对俄谍报工作的关系，他对俄语也相当精通，曾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一战”末期还参与过对西伯利亚的军事干涉。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陆军高层大体被长州藩出身的军人所把持。武藤信义虽然一向以业绩不俗著称，在1926年就晋升为大将，但担任实权职位的时间并不长。1932年初辞去陆军教育总监一职后，他的身份仅是半退休的军事参议官。但随着日本全面入侵东北以及炮制“满洲国”的阴谋成形，对东北形势知之甚详，在1926年还曾短暂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意外获得重新起用，在1932年8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兼驻伪满首任大使，成为少见的身兼军务、行政、外交三职的关键人物，为明治以来所罕见。
为了在军事上为“满洲国”建立屏障，1933年初，武藤下达向热河和长城一线进攻的命令。关东军主力在3个月内陆续击败在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一部，占领热河全境，并兵临北平城下。不过由于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策动华北暴动的阴谋未能奏效，武藤最终授权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中方签订了《塘沽协定》，结束军事行动。此时的武藤已经年满65岁，按例应退出现役，不过他在当年7月即患上黄疸，于8月底病死于长春。为表彰其“功绩”，昭和天皇在其弥留之际授予他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功一级金鵄勋章和男爵爵位。
（文/刘怡）
有吉明
（1876～1937）
有吉明系日本京都府人，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大学前身）专攻部，早年曾在日本驻釜山理事厅、驻英国大使馆、驻上海领事馆等机构担任过中级外交官，累计驻华的时间超过16年。在担任上海总领事任内，他曾亲历过辛亥革命以及对北洋政府的交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知之甚详。20年代初，币原喜重郎出任日本外相，奉行遵守国际条约、在对华政策上与英美力求一致的“协调外交”路线。有吉作为“协调外交”的重要执行者，在担任驻国联代表期间为东京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形象，因此被视为外交稳健派。
1932年，为缓和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而急剧转冷的中日关系，素有“知华”之名的有吉被任命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35年中日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之后，他又成为首任驻华大使。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渐进蚕食华北的“协和外交”尚抱有幻想，有吉作为稳健派代表，对此持赞成态度，并努力加以促成。1933年他曾向新任外相广田弘毅呈递备忘录，认为在黄郛、汪精卫等中国高层人士的努力下，中日关系有逐渐缓和的可能；日本应当恢复“协调外交”时代以经济蚕食为主的方针，暂时放缓对华北的军事入侵。在1934年中日关于山海关铁路通车问题的谈判中，他也对中方的主权诉求表示谅解，促成两国达成协议。
作为华北漩涡的当事人之一，有吉奉行的稳健路线在中日两国都面临重重困难。对南京政府而言，即使是相对“怀柔”的经济、外交渗透，依旧构成对中国领土和经济统一的破坏；在1935年成功实施币制改革、军事上的备战措施也全面启动之后，有吉所寄望的亲日派政要逐步隐退，中国方面的态度开始趋于强硬。而在日本的激进派军人看来，将华北问题局部化的安排收效太慢，远不足以满足其扩张野心。到了1935年底，随着绥远战事的发生，有吉自感已经无力抗衡来自军人集团的压力，遂于次年3月自行辞职。回国后他曾批评广田内阁日益张狂的对华政策，称“国家的国格，犹如个人的人格”，应当对中国的国格给予尊重。1937年6月他因病去世后，中国《申报》等媒体曾给予其积极评价。
（文/刘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