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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 :“华北柱石”的是与非

作者:文 王戡
1937年7月7日深夜,当全面抗战的第一下枪声在卢沟桥边响起的时候,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上将还在山东乐陵老家。自5月底离开北平以来,宋哲元祭扫家墓、刻印族谱、捐助学校、修缮文庙,尽享衣锦还乡之乐。“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宋哲元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北平各界的催促,又在乐陵盘桓了好几天才前往天津。

事后看来,宋哲元的磨蹭没有什么高明内涵,不过是与日本人折冲应对的一贯套路。几年来,他殚精竭虑方得确保华北不落入日本人之手,支撑危局的重担、不被理解的压力与为第29军在夹缝中求发展的责任,已经令他身心俱疲。因此在危机再度降临之际,宋哲元多少显得有些麻木。不过在度过最初几个星期的迷茫之后,第29军终于奋起抗敌,维护了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的名誉,也使宋哲元得以抗日名将的身份留名青史。

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1885~1940)(视觉中国 供图)崛起于夹缝之中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的6年,中日双方频频爆发局部冲突,华北动荡不已。也正是在这6年间,宋哲元从率领2万残兵困守山区的杂牌军将领,一跃而成为掌握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坐拥10万人马的“华北柱石”,举国瞩目的一方领袖。这当中,发生在1935年的“华北事变”,乃是风云际会之关键。

当时,宋哲元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29军军长。1935年1月初,第29军多次与侵犯察哈尔省境的日军和伪满军队发生冲突。但日方反咬一口,声称“宋哲元军侵入热河”,动员部队压境,要求第29军归还缴获的武器,并不得在察省长城线以外驻军。6月初,日本多伦特务机关属员及商人4人途经张北县城时,因未携带护照,被第29军官兵扣留。日方又将此事渲染为“侮辱日本军人”,要求第29军道歉、惩处责任人,并撤退至张家口以南。

面对日方的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指示驻华北最高军事长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妥协避让,不给日军以挑衅之机。两次冲突均以满足日方要求而告终。6月19日,国民政府还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一职,事前甚至没有与他沟通。宋哲元于惊愕气愤之中离开张家口,回到天津租界私宅闭门谢客。

饱受日方压迫威胁的,并非只有宋哲元一人。当年5月,日本关东军和驻北平领事借口《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这两名亲日分子在天津日租界内遭到枪杀,以及孙永勤部抗日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指责何应钦及麾下军政人员“对满实行阴谋”“对日实行恐怖主义”。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公开出面,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将中央军、于学忠所部东北军及国民党组织悉数撤出华北,停止一切抗日宣传活动。第29军著名的大刀队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曾有过英勇表现(视觉中国 供图)蒋介石担心以武力直接对抗日本,一旦引发战争,会重演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缔结《塘沽协议》的惨剧,决心继续退让,对日方要求照单全收。宋哲元丢掉察哈尔地盘后,第29军也准备调往江西,但一起意外事件却改变了局面。

6月27日,失意政客白坚武受日方驱使,纠集300多乌合之众,自称“华北正义自治军”,劫持铁甲列车炮轰北平永定门。虽然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但平津市面陷入一片惶恐,不知中国驻军撤离后将会发生什么。宋哲元看准机会,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断:指示部下萧振瀛向国民政府力陈,愿意担负起在华北与日本方面周旋的责任;同时与土肥原贤二等人进行接触,试探日方对自己入主平津的态度。

蒋介石认为,由地方军代替中央军,是以退为进、维持华北主权的可行之策,同意了宋哲元的毛遂自荐。日本方面则认为,“他们(指宋哲元及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等人)在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据时任日本驻北平助理陆军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未提出反对意见。第29军得以顺利进驻平津,接管城防。7月17日,国民政府突然以两年前参与长城抗战有功为由,向宋哲元及所属将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其中既有对宋哲元过往功绩的激励认可,也不乏以抗日名誉相约束、避免其过度倾向日方的意图。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

1937年7月,由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指挥的天津保安队准备进攻海光寺日本军营(海峰提供/FOTOE)在此之后,土肥原贤二等日方特务分子继续游说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山东韩复榘等地方军政领袖,推动其“华北自治运动”,同时向宋哲元及继任的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市市长程克及北平市市长袁良施压,要求“迅速彻底取缔妨碍贵我两国邦交之团体”。

宋哲元秉持“为保大权,可舍小利”的观点,对土肥原贤二敷衍应付,同时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权。他一方面明确表态,在对日交涉时,“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困难甚多,“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遏,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希望中央给予谅解。

1935年底,国民政府为化解“华北自治运动”,决定放手一试,撤销以何应钦为首的中央驻平军政机构,将华北交给宋哲元全权负责。北平、天津市长和河北、察哈尔省主席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萧振瀛等第29军干部接任,宋哲元出任具有相当程度行政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29军军长,登上了他军政生涯的巅峰。

“捉摸不定”的名将

宋哲元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早年在家读书务农,做过几年私塾启蒙先生。20岁时投笔从戎,用了16年时间,从士兵晋升到将军。他长期追随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深得后者的信任,成为其“五虎上将”(冯玉祥担任北洋陆军第11师师长时所指挥的5个旅长)之一。

冯玉祥治军极其严厉刻薄,手下官佐稍有讹误,便会被他打上几十军棍;宋哲元身为亲信大将,也未能幸免。尽管如此,无论冯玉祥是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联合郭松龄、李景林反对张作霖,与李景林反目,还是联合国共两党反对北洋军阀,抑或与共产党、蒋介石相继反目,宋哲元始终忠诚相随。直到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西北军集团最终瓦解,宋哲元也成了光杆司令。

宋哲元本人性格宽厚诚朴、稳重又不失机变,颇受部下拥护好评,也正因此得以东山再起。中原大战之后,退入山西南部的西北军残部,经张自忠等人奔走联络,由入主北平的张学良收编。各将领资历相仿,便决议推举宋哲元为领袖,一个新的军事集团从此成型。成军之初,第29军缺粮乏饷,冬天连柴火都买不起,只能让官兵到操场上跑圈取暖。尽管如此,宋哲元依旧开源节流,厚待军官,尽力维持团体士气;同时对外积极交往,争取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认同。

冯玉祥不甘心失败,不断策动旧部继续反蒋。1931年7月,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浦口发动兵变,炮击南京之后掉头北上攻打张学良。冯玉祥致电宋哲元,要他与石友三南北呼应。宋只在口头应付,始终没有行动。事变平息之后,蒋介石、张学良为酬谢宋哲元,任命他为察哈尔省主席,使第29军终于有了地盘。

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冯玉祥到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进攻被日伪军占领的多伦、康保。国民政府担心此举会给日方以出兵扩大侵略的借口,决心予以镇压。宋哲元亲自参与过长城抗战,理解国民政府的苦衷,向部属表示不愿意随老长官“在纸屋里玩火”。但他刚刚因为长城抗战期间,在喜峰口指挥大刀队抗击日军而誉满全国,自然不愿担上“镇压抗日”的恶名。于是,宋哲元选择一边发通电要求尽快解决察省问题,一边停留在平绥铁路沿线等待观望。

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因内讧而失利,冯玉祥下野。宋哲元不仅保持了名声、收回了地盘,还收编了大批流散武装,弥补了长城抗战造成的部队损失,进一步壮大了军力。宋哲元由此深信,保持模糊态度,积极敷衍应付,绝不轻易行动,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1935年底宋哲元出掌华北之后,他的抗日盛名颇为各界所瞩目,连胡适都认为:“他们两年前在喜峰口作战时,曾有八千健儿为国家流过血。一个有过这样悲壮的历史的军队,是不会辜负国家的付托与人民的期望的。”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宋哲元的敷衍战略难以为继,更何况他的地位是在日本人“谅解”之下获得,必须有所表示。于是,宋哲元的举措令民众大跌眼镜:他坐看土肥原贤二扶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无动于衷;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也大举吸收亲日分子、聘请日本人充当顾问。对待日方提出的共同修建铁路、开放航空、开发煤矿等要求,他并不做回绝,甚至一度计划派大将张自忠赴日考察。

宋哲元对内始终强调,他的“三原则”是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无丝毫秘密协议。但历史学家李云汉也指出,他当时给予一般民众的印象,始终是“捉摸不定,游移寡断”。

1933年,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在察哈尔省发起抗日同盟军(视觉中国 供图)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领导并组织爱国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文化传播/FOTOE 供图)大厦将倾时

在当时,宋哲元暂时牺牲了抗日名将的声誉,日本人却不认为他是亲日派。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评论:“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为日本买收,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专田盛寿则认为,宋哲元是“对蒋对日都做出笑脸,谁也不得罪”,专以维持其在华北的利益。

从1935到1937年,虽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日方颇多让步,但第29军与驻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依然摩擦不断。1936年1月,两军士兵为进出朝阳门发生冲突,互相开枪射击。2月,日方借口红军进入山西,要求宋哲元签署“共同防共协定”。5月,日方将“中国驻屯军”兵力扩大至1万余人。6月,两军在丰台火车站因追讨军马发生冲突。7月,大沽口因日军强行进行登陆演习而发生冲突。8月,因日本浪人擅闯第29军营房引发冲突……一年之中,几无宁日。

面对频发的冲突,宋哲元不是宣称“养病”、躲到天津,就是借口“为母亲祝寿”“为父亲扫墓”前往乐陵,将问题交给手下应付。萧振瀛作为宋哲元对日交涉的主要助手,专门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应对日本人。到了无法兑现时,萧振瀛辞职一走了之,宋哲元则以“这是萧某人答应的,宋某人不能代为负责”为理由继续推脱。许多事端就这样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热度消退后道歉赔钱了事。这一模式让宋哲元逐渐陷入麻木,以为没有“拖字诀”应付不了的冲突。

1937年5月底,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方关于允许侨民开矿筑路的纠缠,再度躲回乐陵老家,将政务交给秦德纯、张自忠等分别办理。卢沟桥冲突发生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邓哲熙到乐陵促请宋哲元返回北平,宋却说:“只要我们表示一下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同时命令第29军各部“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此时的宋哲元已经昧于局势变化,没有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决心日趋强硬,也对日本陆军中侵华“扩大派”的权势日炽一无所知。蒋介石在7月间一再致电宋哲元,要求他迅速到保定坐镇指挥,星夜赶筑国防工事,并提醒“倭寇不重信义”,不要再进行谈判,宋哲元却不以为然。他借着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到任的机会与其进行会晤,表示歉意并商谈“和平协议”,甚至下令撤除北平街头的工事。

但是这一次,妥协没有了往日的效果,反而狠狠抽了宋哲元一记耳光——香月清司本人就是“扩大派”的一员。在与宋哲元沟通议和的同时,他已经要求本土增派兵力。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两天后悍然袭击了南苑第29军军部驻地,副军长佟凌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官兵伤亡2000余人。宋哲元战守无措,相继放弃北平、天津。

退出北平之后,宋哲元被委任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沿平汉、津浦铁路抵抗日军。十万之众的第29军久疏战阵,连战连败,溃退400多公里,到冀南、豫北才站稳脚跟。宋哲元饱受精神压力与折磨,撤到郑州时,终因高血压和轻度中风卧床不起,从此辞去一切实际职务,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退居四川养病。第29军集团也随之分裂,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将领各自成为一系。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绵阳县城病逝,享年54岁。时过境迁,经历了全面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丧,以及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政府的民众,对宋哲元当年在华北与日本人的种种折冲妥协有了新的认识,坊间评论对他坚持国家主权、坚守民族气节的一面多有正面评价。宋哲元逝世后,国民政府高度认可其过往功绩,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在褒扬令中点出宋哲元“膺冀察疆圻重任,时际艰虞,竭诚搘拄”,蒋介石也在挽联中感叹“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摄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痛元良”,对宋哲元一生功绩和往日担当给予高度认可。

佟凌阁

(1892~1937)

佟凌阁,字捷三,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1913年4月,他在景县投入冯玉祥所部直系第16混成旅,因功逐步擢升至旅长、师长等职。因为性格刚正温和,在军中有正人君子之称。1926年奉系军队进攻控制平津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佟凌阁统兵在南口与之血战,自此成名。

佟凌阁是宋哲元多年的老部下,宋哲元担任旅长时,佟即为其麾下团长。北伐胜利之后,佟凌阁任冯玉祥部第2集团军第11军军长,随老长官驻扎于西北。1930年中原大战后,又随冯一起下野,隐居于山西。1933年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期间,佟凌阁前往投奔,担任过代理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第1军军长等要职。同盟军被宋哲元收编之后,他重回宋部麾下,任察哈尔省政府警务处处长。

1935年8月,为整编数量日益膨胀的部队,宋哲元擢升佟凌阁为第29 军副军长兼军士教育团团长。不过他职位虽高,但并非宋哲元集团的核心人物,也不参与重大政治决策,主要负责在南苑练兵。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时,佟凌阁将部队交给更富经验的赵登禹直接指挥,自己则担当督战任务。当天中午,在得知赵登禹决定突围、向北平城内转进后,佟凌阁主动提出由他带领滞留在南苑的部分军训大学生分开撤退,避开大路,以青纱帐为掩护北行。当日下午1时许,佟凌阁带队行至大红门东北的时村附近时,遭到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的伏击;勉强突围之后,又遇日军航空兵的轰炸扫射,头部受伤殉国,享年46岁。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凌阁为陆军上将。因文书作业失误,褒扬令上的“佟凌阁”被误写作“佟麟阁”,这一讹误也延续至今。1947年,北平市政府决定将南沟沿大街改名为佟麟阁路。(文/王戡)

赵登禹

(1898~1937)

赵登禹,字舜诚,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1898年5月16日)出生于山东曹州。1914年到潼关投入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逐步擢升至旅长、师长等职。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崩溃后,赵登禹所部被编入第29 军,成为冯治安第37师下属的第109旅。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赵登禹是喜峰口方向的前敌司令官,以指挥大刀队夜袭日军而扬名战场。著名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即系为第29 军大刀队而创作。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29军的编制从3个师扩充为4个师,赵登禹被宋哲元提升为新编成的第132师师长。从在西北军系统中的资历、地位看,赵登禹远不及平级的另外三名师长冯治安、刘汝明和张自忠,能得此重任,完全是源自宋哲元的提携。因此他历来对宋忠诚有加。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赵登禹于7月25日奉命率所部驰援北平,他本人则乘汽车先行赶到南苑军部报到。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时,赵登禹的基本部队第132师尚未赶到,他遵照宋哲元的命令,指挥军属特务旅、第38师的3个团、骑兵第9 师第2旅以及军训学生团等部队拼死抵抗。战斗到中午时分,赵登禹接到了撤入北平城的命令。他在向南苑各部队转达此项命令后,依然先行回城,意在与正自固安开来的第132师主力及早会合。12时40分许,赵登禹坐车途经大红门时,遭到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的伏击,中弹身亡,享年39岁。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7年,北平市政府决定将北沟沿大街改名为赵登禹路。

(文/王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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