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百姓生活.上半月

百岁老人回忆清华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

作者:吴瀚/口述 晓言/整理
当年清华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队员合影(二排右二是吴瀚)吴瀚老人今年103岁,是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亲历者,当年她正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几十载岁月流逝,那些在抗日烽火中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南京请愿的同窗都已作古,仅留下她一人。2016年“一二·九”纪念日到来前夕,老人亲口将那段往事讲述了出来。

骑自行车南下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北京)爱国大中学生六千余人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这次游行后,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没有学生会的学校纷纷成立学生会,没有参加上游行的同学纷纷要求再来一次。于是,学联立即决定在12月16日再发动一次全市大游行。

这次游行参加人数更多,队伍达到了上万人。围堵阻拦的警察,用大刀、水龙头破坏集会。我们在朔风严寒中拼力夺下水龙头向他们猛冲,和警察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我们最终获得胜利,没有人被抓。

1935年12月20日前后,北平学生积极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我们当即贴出第一张海报,为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先遣车队征求队员。钱伟长同学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和知名运动员,在学校里颇有影响,大家就一致推他领衔。海报贴出后,许多同学要求参加。

1935年12月24日,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成立会,在清华三院教室召开。会上讨论了行动路线、宣传工作、联络点,以及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经过协商,大家一致推举校足球队队员、体魄健壮的高葆琦为队长;推举气象系的裴崑山任后勤总务;我这个唯一的女同学、校球队运动员管医护。

临出发前,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叶企荪院长和校办秘书长沈履先生,都前来参加送行。梅校长讲话,首先表示不赞成我们南下,但“一定要去嘛,我也拦不住你们,只是路上要小心”。据说在车队走后,梅校长还给南京政府教育部发了一封“车队已出发,劝阻无效”的电报。

在天津被军警包围出发时,有四五十人。我们编成几个小组,从南校门出去,向东顺五道口、四道口、北太平庄,一直沿大车土道走下去。那时,这些地方都是郊外,尘土飞扬的大车土路就是阳关大道了。大车道凹凸不平,车辙就有尺把深,只要一掉进去,车子就蹬不转了。以致走了没多久,有些同学的车子就出了毛病。加上冬天的寒风刺骨,飞沙走石,还没到朝阳门,有的同学身体就支持不住,陆续退了下来,最后只留下我们20人。

我们绕过通州县城,骑车直抵香河。离开香河,日头已偏西。我们在大运河西岸,找到一户吹鼓手的人家。他让给我们一间房,我们就在光秃秃的大土炕上和衣而卧。大家头对脚、脚对头地挤在一起,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12月26日,我们到了天津,直接住进北洋大学。没想到,天津《大公报》登出了清华自行车队南下宣传的新闻。半夜里,军警包围了北洋大学。北洋大学的同学凌晨3点把我们叫醒,带我们从学校后门出来,我们继续上路。

因为大车道有时堵塞不通,我们就转到运河冰上骑行,一路上总有人不时摔倒。

转到运河上不久,即近黎明,行进间只听“咔嚓”一声,高崇照同学不慎掉进了冰窟窿。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他才免于灭顶之灾。小高被救出来后,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得赶快找个地方给他烤火。大家见附近有一家茅屋,便前去敲门。开门的是位老大爷,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去。经过我们多次恳求,他才只允许我一个人进去。原来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老大娘一早穿着裤子出去拾柴,大闺女只好围着破棉絮蜷缩在炕角上。大家都被老百姓的悲惨生活深深震撼了……

经过同老大爷协商,由我陪伴着闺女,让小高一个人进屋烤火,大家都在门外等候。待到小高的衣服快烘干了,我们谢过老大爷继续上路。这一天,我们只走到静海县。

到达南京历经千辛万苦,自行车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南京。一到南京,大家立刻行动起来,为抗日宣传做各种准备。1936年1月14日清晨,同学们骑着自行车满街撒传单,一时造成很大影响。

可就在14日中午,突然来了一大批军警,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大家手挽手一起往外冲,但终于还是被挡了回来。大家失去了自由,在愤懑中度过了难忍的一夜。15日清晨,车队住处又开来大批宪兵,他们不容分说,先封锁大门,然后由两个宪兵挟架一个人,从后门逐个把队员押上车。队员们一边挣扎,一边呼喊:“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们是要求抗日的!爱国无罪!”“宣传抗日无罪!”“打倒卖国贼!”……

队员们大喊大叫,宪兵们只是一声不响地执行任务,把人拽完了又把自行车和衣物等统统塞进车里。然后,开车疾驶而去。1月16日清晨,又增加了一批宪兵,把队员们押送上了一节北上的“专车”。车厢里没有别的乘客,只有100多名宪兵,每个队员由4名宪兵看守着。但到了郑州,办完换车手续后,同学们再上车,就没宪兵护送了。

1936年1月21日,车队出发后的第27天,同学们回到了清华园。

自行车队的同学们,以后曾于1977年春节、1985年春节、1988年、1992年,在钱伟长家中聚会过。每次见面,大家都谈笑风生,格外亲热。

如今,自行车队只留下我一人。我十分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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