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困村的扶贫故事
本文讲述的是南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的扶贫故事。这个村所在的乡是当地贫困程度最高的乡镇之一，全村十几个屯子零星地分散在大山里的各个山坳；有2700多人，贫困发生率高达42.8%。早在20年前，村委会就把扶贫作为主要工作。可是20年过去了，“贫困户”的帽子依然无法摘掉。最近，记者来到这个村子，探寻这个村走过的坎坷扶贫路，观察村庄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文中，所有地点和人物都使用了化名。
挪穷窝拔穷根，贫困户喜迁移民安置新村。在贵州惠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易地扶贫安置点明田新村，一幢幢白墙红顶的6层楼房整齐排列，绿化带、小花园、健身广场、红灯笼……把安置点装扮的十分漂亮。安置点不远处，是一个个已经投产的企业。 (周远钢/摄） 扶贫20年依然无法“摘帽”，驻村扶贫干部压力大
在南中国大山深处的北沙县留凤乡小塘村，27岁的徐四贯带着两个不满3岁的女儿，生活在四处漏风的木质吊脚楼里——用他的话说叫做“窝棚”。徐四贯家的所有家当只有一张床、一口铁锅、两把凳子，以及几件胡乱塞在编织袋里的衣服。他们以一亩多地玉米和叫不出名的野菜为食。一根小指粗的橡胶管，将几百米外的山泉一滴滴引进家中的水缸，为这个家庭提供水源，但到了冬季就将枯竭。一年前，徐四贯的妻子从这样的生活中跑掉了，音信全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有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截至2014年年底，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仍有7000多万。根据顶层设计，到2020年要让这7000多万人都实现脱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徐四贯所在的小塘村，有2700多人，贫困发生率为42.8%。在村委会里，这个数据正压得刘锦云喘不过气。他是县扶贫办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按照市里的要求，小塘村要在2018年年底脱贫“摘帽”，也就是“把贫困发生率降到3%以下”。
“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脱贫，到省里又提前到了2019年，再到市里则要求2018年。”当了20多年扶贫干部，刘锦云坦言自己从没经历过如此紧张的工作，“前面十几年的压力加起来都不及这两年大。”尽管村委会从20世纪90年代就把扶贫当作主要工作，但“贫困户”的帽子依然无法摘掉。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类贫困村，今天必须撕掉“贫困”的标签。
在北沙县，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每个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挂点村，都要包村帮扶。“不管在哪个单位，扶贫都能称得上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了。”在刘锦云看来，扶贫工作从未被摆到过如此的高度，“可以说是全县名副其实的第一政治任务。”
除了工作压力，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关于扶贫的会议也突然多了起来。之前县里几个月一场的扶贫专题会议，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均两个星期召开一次”。而每次去乡政府，刘锦云都要做好通宵开会的准备。小塘村所在的留凤乡是北沙县贫困程度最高的乡镇之一，每次会议，新来的乡党委书记都要逐个分析每个行政村的情况。往往会议结束时，天色已经微亮。
成绩显而易见。这几年，村口的砂石路铺成了水泥路，楼房也慢慢多了起来，傍晚的村路上开始有人把成群的牛羊往家赶。
一条“通屯路”修到了村里。只能供一辆车通过，上面零散地铺着一层石子。因为经常下雨，路面中部已经被车轮轧得拱起，两侧的轮印里灌满泥水。大部分时间，只有摩托车才能在这段坡度不低的路上行驶。驻村书记说，“十二五”期间，这个村扶贫投入300万元就算达标，能够完成验收，但是那条路一公里的造价就高达46万元。
在小塘村，“通屯路”已经称得上“便利”的交通条件了。站在山顶俯瞰村子，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里，十几个屯子零星地分散在各个山坳。这其中，还有7个屯子正在等待“通屯路”，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屯子只能步行进入。
同样难以入户的，还有饮水。北沙因水而兴，低海拔地区水系相对发达，可山上的小塘村却没有一条河流经过。因为山区地下水采集困难，小塘村的饮水更多需要“看天”——村里修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柜收集雨水，这些依山而建的圆柱形建筑物，成了村民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建造一个容积100立方米的水柜大约需要1.5万元，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建造得起的。修不起水柜的村民，春夏季降雨多时，靠引接山泉水生活；到了秋冬季降雨偏少、山泉枯竭时，都要向邻居借水。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刘锦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研究出了一个脱贫规划表。表格里大致列出了小塘村贫困户的脱贫顺序，按照规划，2016～2018年这3年间，每年都会有一部分贫困户“摘帽”。徐四贯被列入最晚一批规划脱贫名单。
扶贫攻坚还得啃硬“骨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海拔2600米，土地贫瘠，与乡集镇相距12公里，道路崎岖。全村135户729人，绝大多数村民至今仍生活在人畜混居的石板房里。图为马依村村貌。（新华网/陈地/摄）“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
小塘村村委会门口，总是一大早就有村民在外等候。有人想养牛，需要小额贷款；有人正在盖房，想申请“危房改建”补助。门打开后，他们涌进办公室，把手中的表格摊在刘锦云面前，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紧张地握起双手，等待刘锦云的签字。
他们都是那部分要优先脱贫的村民，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后，他们的申请很快都得到了批复。
这些只是刘锦云工作的一小部分。办公室里，各式各样的表格堆满了整张桌子。大部分时间，刘锦云都在收集表格需要的数据，或者正在为完成表格里规定的某项指标发愁。
在众多数据采集工作中，“精准识别评分”是刘锦云来到小塘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这项数据包含“住房”“家电”“农机”“饮水”“通电”“通路”“劳动力占比”等18项指标，每项指标都有详细的评分标准。得分在57分以下的，就被列为贫困户，分数越低贫困程度就越高。
这份工作，让刘锦云见识了自己都从未想象过的贫穷。他几乎走完了村里所有的“窝棚”，熟悉那种人畜共处一室的味道；他也钻进过山洞，见到一对夫妇带着10个孩子生活在那里。小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因为没有衣服，他们只能轮流穿一条裤子。
刘锦云也去过徐四贯的家，给所有的项目打完分后，他在表格的最后填上了“36”的分数。这个分数意味着，在全村的贫困户里，徐四贯的生存状况处在中下等水平。而徐四贯并不知道，这样的低分正让自己离“脱贫”更远。那些在村委会第一批脱贫名单里、2017年就可以脱贫的贫困户，大多都在50分左右。
“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几个村干部一脸严肃地解释。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时间不会给他们选择的机会。每年年底，乡政府都会委托第三方来验收扶贫成果，这是村委会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扶贫资金发到村里，如果验收时没有一点“看得见”的成效，资金去向就很难讲清楚，干部也逃不了问责。更重要的是，每年的脱贫计划都是从上到下逐级安排下来的，如果完不成指标，就会耽误整个区域的脱贫工作，这是村干部不敢想象的。
“6月份‘危房改建’资金发下来，11月份就来验收。如果验收方看不到改建的房子，那怎么解释‘危房改建’补贴花在哪里了？”因为这样的担忧，刘锦云只能把“危房改建”补贴指标分给那些有能力建房的人。
为了防止有人“拿了钱不盖房”，村委会还有项不成文的规定：房子必须动工后才能领取补助。“至少也得先砌出一面墙吧。”一位村干部解释说。
“政策到户”时，刘锦云也在徐四贯家里讲过这些补助政策。可徐四贯没有想过这些，每次谈到房子，他都会发出一声苦笑，然后不了了之。就连他居住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吊脚楼，也是他和哥哥的共同财产。父母去世后，兄弟二人共同搭起了这栋他们口中的“窝棚”，两家7口人共处一室，用帘子分割出各自的空间。对于这样的处境，徐四贯已经“认命”。他清楚，自己连修地基的钱都拿不出，更不用说“砌一堵墙”。
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一名孩子趴在床上做作业，她的家里没有桌子。（新华网/胡超/摄）
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的一户民居（新华网/胡超/摄）艰难的“产业扶贫”和敏感的扶贫补贴分配
两年前，刘锦云第一次来到小塘村时，这个20年的“老扶贫”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这里山地高低不平，很少有连片的平地。一些小块的玉米地分散在山坡上，被荒草包围。用当地人的话说，“村里的庄稼都长在石头缝里”。
几年前，乡里统一免费发放过山核桃树苗。政府期望着它们结上果实，给村民们找到致富门路。在小塘村，这种核桃树随处可见。它们几乎生长在每一家村民的门口，但六七年过去了，没有人尝到过核桃的味道。
“树坑也挖了，肥也施了，结果一个核桃也没见着。”一个村民用手指敲了敲门前的核桃树，撇着嘴说。这是村里最早推广的“产业”，因迟迟看不到成效，村民们都不再买账。规划1500亩的种植面积，还有800多亩没有完成。
近两年，对村民们没什么吸引力的“产业扶贫”又突然火热起来，成了村委会除“危房改建”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与以往不同，现在的“产业扶贫”除了给扶贫对象提供免费的树苗、禽畜幼崽和技术培训外，还会发放5000元的扶持资金。
扶持确实有了一些成效。一位村民去年领了100只鸡苗，年末时成活了95只，算是把养殖稳定了下来。明明看到了希望，今年却撂了挑子，不打算干了。除去鸡舍、饲料这些成本，一年下来，他几乎没赚到什么钱。本想着今年扩大规模，但“产业扶贫”补贴却再也申请不下来。无奈之下，他只能任凭空荡荡的鸡舍杵在原地，这成了他辛苦一年唯一的收获。这样一来，这位脱贫户因为没有拿到第二年的补贴，又变回了贫困户。
同样无奈的还有刘锦云，每年的补贴指标都很有限，远远不能保证惠及每个贫困户。 “如果把补贴都给一个人，其他人肯定不高兴，我们也不好做。”每遇到利益分配的问题，刘锦云和村里的干部都会十分谨慎。“把补贴都给同一个人，马上就会有人告我们。”刘锦云挑起眉毛，提高声调说。
对这些烫手的“香饽饽”，村委会采用了最保险的平均分配做法——拿到“危房改建”指标的，一般就不能同时申请“产业扶贫”指标；前一年拿到补贴指标的，第二年一般也不能再拿。
另一位村民正在被这个分配方案困扰。几年前，他用跑车挣来的钱买了几头猪崽，现在已经繁育出了19头成猪。2016年他本来想要扩建猪舍，正急着用钱。可他2015年申请了“危房改建”补贴，第二年就很难再拿到“产业扶持”补贴。
徐四贯也想过养鸡。他去村委会申请“产业扶贫”补助，但是建鸡舍需要的一万多元，他一分也拿不出。最终，补贴没有申请下来，养鸡的事也不了了之。“鸡都养不了。”每当提起这件事，徐四贯总会笑着说出这句话。
2016年，贵州惠水县47岁的移民搬迁户罗王吉一家8口搬到了明田新村，罗王吉在新家笑得多开心。罗王吉在就近的中航工业找了一份车间工作，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春节期间加班多时，他能拿到4000多元工资。（周远钢/摄）“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和贫困户移民搬迁安置工程
徐四贯眼下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两个女儿能快点长大，那样自己就可以出去打工，重新撑起这个家。
刘锦云曾想帮徐四贯申请一个低保，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和女儿不用饿肚子。可因为两个女儿都没有出生证，落不了户口，他因此失去了低保申领资格。
刘锦云也去派出所帮徐四贯协调过，派出所也清楚徐四贯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可他还是不出意外地得到了“这是国家规定，没有出生证无法办理户口”的答复。除非徐四贯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亲子鉴定一个人要一千多元，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徐四贯低声说。
小塘村不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困户，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多万人口，国家计划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刘锦云本来指望用“政策兜底”来保证这些人生活，却又卡在了政策上，找不到任何回旋的余地。
2018年完成脱贫任务，在留凤乡、在小塘村无比艰辛。刘锦云清楚，村委会的脱贫规划表里，越靠后的贫困户越难脱贫。他还没想好，改变这个结果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到。
刘锦云曾去过邻省的一个贫困县考察，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县财政每年投入5000万元用于脱贫。可在北沙县，每年只有2000万元扶贫款。“这点钱也是各个单位勒紧裤腰带硬挤出来的。”刘锦云感叹，两个县的投入不同，并且北沙县情况明显更差，但脱贫的限期要求却是统一的。
“我搞了20多年扶贫工作都没让小塘村脱贫，现在却让3年就实现这个目标。”在体会到种种压力后，刘锦云感慨。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青年教师邢成举。在大量的农村调查中，邢成举抵达过各种贫困程度的地区。“一些中东部省份的县市，贫困发生率都只是个位数，不管是2018年还是2020年实现脱贫目标，他们都完全没有脱贫压力。”邢成举说，“可在一些连片特困地区，要实现脱贫目标确是一项极大的考验。”
在北沙县，拥有全县最高建筑的是一处刚刚建成的居民小区，可容纳6000户，共3万人。那是一个移民搬迁安置工程，未来一段时间内，北沙县几个乡镇的部分贫困户会陆续搬迁到这里。
在距小塘村5公里的一个集市上，政府正在筹建一个可以供200户居住的小区。虽然不在县城，但是小区在集市旁边，小学和初中也在不远处，水电会通到每家每户。对于小塘村那些还住在“窝棚”、出门要翻过几座山坡的贫困户来说，这几乎是他们扭转命运的最好契机。在刘锦云眼里，它也许代表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2016年国庆节前后，刘锦云已经开始在小塘村动员移民搬迁。
可尽管美好的生活摆在面前，仍然有不少人不愿离开。搬迁属于无土安置，“连地都没有，住得再好还不得饿死”，
有人对刘锦云说。尽管政府会给搬迁户每人3万元的补贴，但住户通常还要再拿出数万元的购房款，这个数额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的。
“移民搬迁工程都有配套的产业，可连房子都还没见到，村民们哪会相信这个。”每次去贫困户家里动员搬迁，刘锦云都会费尽口舌，可仍有不少人满心疑惑。
在刘锦云的笔记本上，村里共有72户签了搬迁意向书。但究竟能搬走多少，他承认“心里也没底”。
徐四贯也在搬迁意向书上签了字，他偶尔也想象过住在楼房里的生活。只是，每当谈起这个，他还是会发出无奈的苦笑，然后习惯地自嘲：“明天的饭都不知道在哪，还想着住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