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如今回顾我和先生交往的经历,令我欣慰的事情有两件:
一是,2015年1月,林少忠老师获得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我尽了一位晚辈应尽的推荐义务。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最初拟定的候选名单中并没有林少忠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加上了他的名字,结果他顺利成为获奖者,可谓实至名归。
二是,我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现《中国青年报》视觉中心主任赵青,读研期间曾得到林少忠老师的直接指导,这是我和赵青共同的荣耀。
过去的一年里,我时常忆起先生和善的盈盈笑脸,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慢条斯理的语调,温和的低声细语,用夹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地诉说着—
他如何对摄影发生了兴趣;如何走进摄影圈并与摄影工作打交道;参与了哪些摄影事件、接触了哪些摄影人物,特别是与国外摄影研究者和摄影人交往的有趣经验;世界摄影的历史、摄影的一些概念,特别是先生下了许多功夫做研究的英文摄影著作的翻译问题等等。
其实,林少忠老师是第一个全文翻译了美国摄影学者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所著《世界摄影史》(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并与作者有过直接交流的中国人。可悲的是,先生译作未能及时出版,这也许是先生生前重大憾事之一。
和我一同聆听先生讲话的,有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摄影的学生,有时是我指导的新闻摄影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有时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唐东平老师。
想起先生在教学、科研方面对我的具体指导和诸多教诲,我发自心底感到十分荣幸,始终充满感激之情!
而想起先生在从事摄影工作方面的经历和磨难,以及我与唐东平在先生健在的最后几年曾反复试约却最终未能实现,心里又感到十分遗憾!
此时此刻,当我把上述回忆敲打进电脑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感到百般后悔,万分悲痛!
2016年6月21日,赵青在他发布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林老师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也是论文评阅人—作者注),在学校、在他家中我有幸多次受教。为了论文中的一个细节,当时年近八旬的老先生曾主动打来近一小时的电话向我用中英文解释。那个来电让我对‘严谨’有了直接的体会。他谦和却直率,愿意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看法。林老师一路走好!”
看到上述微信,我留言写下了五个字:“永远的崇敬”。
又跟赵青说:“如果有追悼会,代我送个花圈;如果有追思会,代我表达敬意和感激之情!”
赵青问我:“您给林老师的挽联怎么写?”我说:“我想想。”思索良久,我写下了送给林老师的挽联:“学为吾师字字求真,行为世范人人追念—沉痛悼念前辈林少忠先生”。
赵青对我说:“明天在八宝山告别。办好了,您放心。”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有些痛心和伤感。
这是一个“拉关系套近乎”盛行的年代,一些人生拉硬扯也要攀上“师门”“先祖”,显得自己师承高贵,根红苗正;这也是一个老师称谓“臭大街”的年代。如果我说林少忠先生是我的老师,多少显得矫情。其实,称一声老师也显示不出我对老人家的尊重。但是,我依然在心里把他当作“我的恩师”,“天地君亲师”里的那个“师”!而且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学生的真正老师!
2000年9月赵青入学,成为我的“开山弟子”。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的心里也是诚惶诚恐。
一方面,毕竟是第一次招收“记名弟子”,自己还没有硕士学位,更没有任何指导研究生的经验。
第二,我本人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是在职学习的,是“蹭听”的萧绪珊老师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黄少华和舒元成的新闻摄影专业课;后来因为拖拉,也没有写出硕士毕业论文,顶多算是“修了硕士课程”,连个肄业证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完整的接受硕士教育的经历。
第三,赵青来自山西画报社,新闻媒体前沿,而我仅有的在媒体一线实践的经历是本科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内部专题组做过实习生,新闻摄影实践是我的绝对短板。
再者,赵青来自山西,和我最尊敬的新闻学院的前辈老师之一,当时的副院长、山西籍的秦珪教授有点旧交,秦老师还专门嘱咐我要把这个学生带好。
总之,出于各种心理和现实压力,我对赵青的要求比较多,期望值也非常高。除了要求他努力学好各门课程外,还要求他勤于拍摄图片,尤其是要选择一个选题长期拍摄,也要深入研究、思考摄影理论问题与实践课题,并对其阅读英文原版专业图书提出了要求。
转眼到了2003年上半年,赵青即将硕士毕业,两大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是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和答辩,二是找工作。
应该说,在遇到上述两大难题时,赵青都是个“幸运儿”。
赵青的硕士毕业论文是《论报纸图像化进程中新闻摄影图片的运用》。因为我建议他在论文中梳理国外报刊使用新闻摄影图片的历史,又因为我早已和长期研究国外摄影的林少忠老师成为“文友”,对林老师的英文和他对国外摄影研究的专业功底都十分敬仰,我自然想到了彼时虽已年届八旬却身体强健、仍然执着于国外摄影理论和摄影史研究,并时常外出拍摄,且具有高级编辑职称的林少忠老师,请他帮助指导赵青的毕业论文并担任答辩委员最合适不过了!而且,林老师的住所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北侧的海淀南路24号院,和学校仅有“两墙一路之隔”,林老师给我的本科课堂做讲座时,都是走着就来了!于是,林老师就成了我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林老师是怎样的一位高度负责的专业答辩委员,赵青的文字虽然简短,却已说得很清楚了!
再来说说赵青一毕业即进入《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的好运。
2003年,我国新闻摄影界发生了一件轰动摄影圈的事件:《中国青年报》摄影部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图片编辑、摄影记者各一名。这与当时报刊普遍重视新闻摄影,尤其是《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对摄影记者与图片编辑职业的独到认知和选人原则是分不开的。《<中国青年报>摄影部2003年招聘编辑、记者初试部分考题》至今仍在网上流传。此后,我上课只要讲到“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修养”时,也总是要拿这一套笔试题为样板。
2003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组织了初试(笔试),试题分为填空题、简答题和修改病句三部分。据说当天参加笔试者多达70余人。由于笔试内容涉及知识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摄影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又包括大量文史知识、时政知识和新闻学基本常识;修改病句部分,更是对文字表达能力和新闻写作能力的综合考查。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赵青,平时阅读广泛,关心时事政治,知识面广,文史知识丰富,文字写作能力也比较强。初试胜出,又经过面试,最终成为此次选拔的唯一图片编辑!没有拉关系走后门求任何人,只是经过这一考,就进入了许多人向往的《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真的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同时胜出的另一位是陈剑,200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编辑与出版专业第二学位,成为报社摄影记者。
我想,赵青和陈剑胜出的原因,最主要不是他们的摄影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有多强,而是他们拥有广泛的知识面,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以及良好的新闻传播专业素养和能力。
从左至右依次为:林少忠老师,吴常云先生(时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玛格南摄影师何奈·布里,本刊编辑南无哀。北京祥升行,2004年9月。郑虹 摄我常常为中国的新闻摄影高等教育感到悲哀,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任何一所高校在培养媒体需要的具有上述能力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那些艺术院校或艺术类摄影专业培养的摄影专门人才,往往只把摄影当作技术或艺术来学习,在文化知识、综合素养、文字表达能力和大众传播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显然有所欠缺,不太适合新闻传播工作。在新闻摄影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还有太多的误区、缺憾、不足,甚至是缺位、失职!我想再次引用资深图片编辑、新闻摄影研究者张蔚飞的一段话:
“我认为,正是我们忽视了新闻院校在新闻摄影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才造成今天任凭报界如何努力也踟蹰不前的局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各院校新闻摄影教育的滞后,已拖了整个新闻摄影前进的后腿……与报界16年来的不懈努力相比,我国新闻院校则表现出对新闻摄影教育重视不够、改革力度不够、与办报实践接轨不够等多方面的毛病。”(《中国摄影报》,2006年8月11日3版《问责新闻教育—银川会议16年来新闻摄影徘徊现状之我见》)
在这样可悲的现实面前,作为一位教育界的良师益友,林少忠老师对新闻摄影教育的大力帮助和无私支持,是多么难能可贵!
斯人已逝,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崇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责任编辑/段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