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和局限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6.013
2014年6月陡然崛起的“伊斯兰国”一跃成为当代最富有和强大的极端主义组织，半年后它确认在阿富汗建立呼罗珊行省，这是它在中东区外建立的第一个省，足见阿富汗在其全球战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近三年来，“伊斯兰国”在阿经历酝酿、发展和重组三个阶段，虽然其扩张进程在各方打击下得到有效遏制，但它已成为威胁阿富汗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将长期存在。
“伊斯兰国”选择阿富汗的原因
“伊斯兰国”选择阿富汗作为中东地区以外的首要目标国，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阿富汗在全球“圣战”中具有不可比拟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从1979年苏联入侵开始，阿富汗就成为全球“圣战”组织战斗与成长的“圣地”和“母体”。如本•拉登、扎瓦赫里等“圣战”领袖都长期在阿富汗盘踞，各极端组织的负责人也会在这里广建人脉、扩大影响。第二是阿富汗具有“十字路口”的战略属性，控制它符合“伊斯兰国”整体发展战略。阿富汗是亚洲中南部的内陆国家，处于亚洲心脏地区。“伊斯兰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向西可以威胁什叶派大国伊朗，向东方便向中亚五国和中国渗透，向西南则有利于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扩张。在它规划设计的“哈里发”国家版图中，阿富汗是足以撬动东部疆域建设的“支点国家”。第三是阿富汗中央政府权威和管理缺失，是中东地区外典型的“失败国家”，其政治环境有利于“伊斯兰国”争取“一席之地”。阿富汗的战乱从苏联入侵时代开始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才在形式上告一段落。虽然联合国“6+2”框架国家会议和第1387号决议打下战后重建的基础，但当地军阀依旧拥兵自重且得到美国、俄罗斯以及周边各国的支持。在经济社会重建上，阿富汗内部缺少协调和长期规划，外部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加之西方援助多附带政治和体制改革条件，成果乏善可陈。这种“输入型”国家的重建缺少国家意志，其中央政府更像是国内外各方讨价还价、平衡利益的“市场”，更勿奢谈提供有效社会管理和服务，根本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酝酿期，即2014年7—12月。7月初，阿富汗著名萨拉菲学者——阿卜杜•卡希尔•呼罗珊尼和阿卜杜•穆斯林•多斯特宣誓效忠巴格达迪。此次宣誓的意义重大，后者很快就被任命为埃米尔，负责组织、宣传、招募工作。其后，在阿富汗东部、南部各省以及包括首都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在内的大城市均出现各式各样的效忠宣传。10月，喀布尔大学墙壁上出现的“‘伊斯兰国’万岁”的题词标志着它前期宣传已渗透阿首都并获得认同，这一事件不仅震惊阿全国，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阿“伊斯兰国”的存在已不再是水面下的“暗流”。
第二阶段是高速成长和斗争期，即2015年初至2016年2月。它以组织发言人阿德纳尼1月26日宣布建立呼罗珊省[1] 为起点。“伊斯兰国”不断加大对塔利班、“基地”组织和政府的打击力度，招募投诚者、建立训练营地、胁迫本地部落臣服、抢夺地盘、建立据点，其力量在2015年里发展到顶点，活动范围涵盖国内70%的省份。到2015年底，“伊斯兰国”不仅以血腥方式在楠格哈尔省内建立诸多据点，还在全国34个省份中的25个展开招募活动。为扩展影响力，它发动多次恐袭，例如2015年2月绑架在查布尔省乘坐大巴的哈扎拉人；4月在贾拉拉巴德市的喀布尔银行制造自杀式爆炸；2016年1月发动针对巴基斯坦驻贾拉拉巴德领事馆的自杀爆炸案等，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三阶段是低谷和重组期，即2016年2月至今。而“哈里发之音”电台被美国空袭而毁标志着它的发展由盛转衰，并受到遏制。阿富汗国内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媒体的覆盖能力很弱，电台则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和媒体工具，可以深入城镇、乡村和山区，成本低，机动性强。“哈里发之音”以阿语、普什图语、达里语进行广播，专门负责宗教宣讲和招募成员，美方空袭成功击毁了电台、网络中心和其他附属目标，有21名成员包括5名电台操作者被击毙，从而直接切断最有效的宣传喉舌。事实上，“伊斯兰国”与国内各派力量的拉锯斗争早在2015年下半年就已在东部、西部和南部各省全面展开。进入2016年，它在各地的活动已经非常有限，招募行动也退缩到面对面的宣传和情报收集。入夏之后，其力量被压缩至东部诸省山区，尤其是楠格哈尔省的阿钦、纳兹彦、巴提科特、辛瓦尔等地，这主要依托于当地具有政府管控能力弱、交通便利、便于藏匿、易守难攻的特点，适合潜伏和生存。失声又失地的“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都受到巨大限制，难以重现2015年时的高速扩展。
从2016年年末开始，“伊斯兰国”的活动日渐频繁，似有复苏趋势。第一，各地恐袭次数增长明显，尤其以军队、安全力量和教派目标为主。例如2016年7—10月在朱兹詹省连续发生针对安全力量的恐怖袭击。2017年2月和3月，针对阿富汗最高法院和喀布尔的萨达尔•达乌德•汗军队医疗中心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等。第二，区域复苏态势渐显，主要是在阿富汗西北部三省——朱兹詹、塞普尔勒和法利亚布省力量增长明显。2017年2月8日，它在朱兹詹省库什•泰帕地区杀害6名国际红十字会雇员，并通过投诚的塔利班地区领导卡里•赫克马特掌控本地监狱。与此同时，宣誓效忠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率领650名武装分子及家属进入西北诸省。控制本地人口、迁徙战士、掌握监狱，最终建立训练营和据点是“伊斯兰国”高速发展期的既有模式，而它在西北三省的重现引起国际社会担忧。
为打击在阿富汗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驻阿美军在阿楠格哈尔省投放大型空爆炸弹，炸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90余人。图为2017年4月15日，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阿钦地区，一名阿富汗警察在爆炸现场附近巡逻。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第一，由于在中东遭受重创，“伊斯兰国”之前获得的胜利效忠和金钱效忠迅速衰退。自成立以来，它控制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以复古口号提出“建国”，初步兑现建立“哈里发国”的承诺，不仅激励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还被世人称为基地组织的2.0版本，并与之一争高下。2016年下半年至今，它在伊拉克的控制区域只剩下7%，在叙利亚的控制区域减少超过20%，像叙土边境，拉马迪、费卢杰、提克里特、辛贾尔、摩苏尔东城等战略要地和标志性城市相继失守，摩苏尔西城60%的城区也由安全力量收复。叙利亚境内的“首都”拉卡现已成为各方力量包围的“孤城”，为此它不得不与“胜利阵线”达成协议以便进行战略部署调整。
另外，“伊斯兰国”在伊叙等国深受兵源不足、资金物资匮乏等难题困扰。外国战士招募人数从每月2000人骤降到200人，开小差的比例在增加，尤其在摩苏尔之战中大量领导成员和战士被劝降，士气严重受挫。由于银行、油田等财政支柱在国际社会的封锁和打压下受损严重，它不得不在伊叙控制区内紧缩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和罚款。另外，像发言人阿德纳尼、财政主管卡杜里等重要领导人都在袭击中丧生，巴格达迪在空袭中受伤的传闻也屡次出现。军事上的败退使“伊斯兰国”不得不将“存续”作为战略调整的首要目标，其全球吸引力、经济支援能力和控制力均已减弱。
第二，阿富汗国内政治生态复杂，派系林立，意识形态多元化，“伊斯兰国”发展阻力巨大。“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虽有一定亲缘关系，但在斗争路线上存在重大分歧，主要集中在主导权之争上。从某种程度上看，“‘伊斯兰国’像是一个带有各种政治目标的极端主义运动，它不愿意妥协，行为也难以改变；而‘基地’组织更像是带有极端思想的政治组织。”[2]前者强调打击“近敌”（即伊斯兰世界的腐朽政权），在实施教派屠杀、迫害少数族裔、强行推进极端教法统治上采取不妥协态度；后者强调打击“远敌”（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对教派屠杀、要依据各地现状采取灵活策略、争取民意。
塔利班又称为“学生军”，主要由本地普什图人组成，它在阿富汗经营超过20年，难以撼动。塔利班的奋斗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它的“伊斯兰酋长国”则是阿富汗各族的唯一合法代表。而“伊斯兰国”的宏伟蓝图和“哈里发”观念只是舶来品，双方可以战术合作，但不能臣服。自1996年拉登选择阿富汗为新基地以来，“基地”组织以联姻、打击共同敌人——“北方联盟”、经济支援、人员渗透等多种手段加强联盟关系。即便在阿富汗战争后遭受重创，“基地”组织依然顽强生存下来并维持了与塔利班及其三任领导的结盟。另一方面，2014年索马里“圣战”者组织、穆尔瓦希德埃米尔国、高加索埃米尔国对“基地”组织的公开支持更是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向世人展示效忠它的力量并不限于下属地区分支，有效维护了组织的威望。“基地”组织并未被“伊斯兰国”击败，它在阿富汗和全球“圣战”组织中依然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另外阿富汗的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根基牢固。例如杜斯塔姆、伊斯梅尔汗、穆罕默德•哈利利、马蒂乌拉汗等均拥有独立武装、经济来源和民族部落忠诚，向民众提供社会服务或管理。阿卜杜•拉希德•杜斯塔姆是北方最大武装“简布什民兵”的领导人，也是乌兹别克族的核心领袖。阿富汗北部的反恐行动一直是国家安全力量和“简布什民兵”联合进行的，杜斯塔姆不仅是抵御塔利班北进的屏障，也是北方地区遏制“伊斯兰国”的主力。另外阿富汗各地领导均是魅力型而非意识形态型领袖，效忠对象为部落和本民族，具有高度本土化甚至世俗化倾向，不仅提倡性别平等，还愿意考虑民主议程以实现权力合法化。“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哈里发概念比塔利班更为激进和难以接受。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些割据势力在抵御“伊斯兰国”扩张时发挥的作用远比政府、安全力量和美军主导的军事行动更为重要和高效。
不仅如此，“伊斯兰国”在控制区内的政策也未得到民众认可。例如在楠格哈尔省，它将民众驱离家园后把房屋转给组织成员居住；它关闭学校、宗教学校和医院；它将本地学校改造成宗教法庭，校内广场变成死刑犯刑场。这些行为都引发众怒，为此该省的长老和居民前往首都喀布尔游行，抗议政府放任“伊斯兰国”扩张和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国内民众不赞同无差别的平民伤亡，加上阿富汗的部落主义和血亲复仇观念依然浓厚，“伊斯兰国”为建立据点、清缴反对力量与声音而对部落长老、毛拉和民众实施的刺杀和镇压在更大范围内导致它的孤立和被动。而其意识形态和理念对部落规范、生活习俗、宗教观念等的否定和改造更是触及本地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从而激化矛盾和冲突，这些都是2016年上半年其力量衰退的重要原因。
第三，“伊斯兰国”遭遇各方力量的持续打击，损失惨重。2015年3月时，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就警告“伊斯兰国”已构成严重威胁，并宣称政府开始向阿富汗西部和南部诸省增兵维稳。2016年1月，加尼总统再次对外宣誓政府决心将尽全力彻底埋葬“伊斯兰国”。随后，政府逮捕了“伊斯兰国”朱兹詹省的省长毛拉巴兹•穆罕默德，又击毙负责该省武装行动的高级指挥官。阿富汗塔利班则成为“伊斯兰国”在阿扩张的最大敌人。两者关系破裂后，塔利班领导则层层下达指令，明确规定不允许“伊斯兰国”的黑旗在阿富汗升起。同时利用多年经营的“地利”和社会资源，将刺杀领导、劝降成员、削弱意识形态和宣传作为三大主攻方向。另外，塔利班还专门组建一支超过千人的“特别力量”，专门负责在“伊斯兰国”力量曾经强大的东部楠格哈尔、库尔纳省，南部查布尔省，西部赫尔曼德和法拉省的剿灭工作。
2015年10月，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撤军计划中不仅决定将9800人的驻军规模维持到2016年底，还决定2016年后将驻军保持在5500人。2016年1月，美国国务院确认呼罗珊行省为外国恐怖组织，同时加大打击力度，头两个月的空袭次数达到80次。2017年4月，美军又首次投放被称为“炸弹之母”的GBU-43大型空爆炸弹，爆炸半径达1.6公里，专门针对“伊斯兰国”在楠格哈尔省的地道和营地。除了单独打击行动，阿富汗国内各方还能暂时搁置嫌隙，协调作战。“哈里发之音”电台的成功定位和袭击就是得到塔利班和当地部落的协助。楠格哈尔省马曼德区三个部落的成员分别与政府和塔利班代表会面，计划和协调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
各方的打击行动有效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迫使它退出占领的城镇转向边境深山。时至今日，“伊斯兰国”呼罗珊行省初建时的高级领导人损失惨重。“二把手”拉乌夫和他的继任者，埃米尔赛义德•汗的副手古尔•扎曼•阿尔菲兹和发言人夏希杜拉•舍希德等在美军空袭下相继丧生。2016年8月12日，赛义德•汗本人在楠格哈尔省阿钦地区遭美国无人机轰炸身亡。
结语
“伊斯兰国”并非是无敌的，其宗教零容忍、教派歧视和反政府的本质只能在混乱和失序国家中找到发展空间，但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它最大的软肋，与世界为敌终致与自己为敌，难以持久。“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起伏不定，它在中东的发展水平和阿富汗复杂的政治生态既是它成功的原因，也是限制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它的扩张才显得既不牢固也不可能持久。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承认“伊斯兰国”已成为威胁阿富汗稳定的基本因素。“尽管加尼总统宣称已击败‘伊斯兰国’，但很明显它在阿富汗依然非常活跃，而且将是必须要应对的一股力量。”[3]作为“伊斯兰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不断从其全球网络和周边国家极端组织中汲取人力、财力、物资和智力支持。尽管，目前看“伊斯兰国”很难威胁阿富汗全境并将其发展成为替代伊叙的新基地，但未来它会持续挑战阿富汗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其存续乃至成长也将兼具长期性和反复性的基本特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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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呼罗珊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古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其范围包括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地。“伊斯兰国”的呼罗珊行省声称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亚五国，伊朗东部和中国新疆。
[2]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The Jihadi Threat: ISIS, al-Qaeda and Beyond”，Special Report，Dec 12，2016，https://www.usip.org/ publications/2016/12/jihadi-threat-isis-al-qaeda-andbeyond
[3] Shahzeb Ali Rathore and Sara Mahmood，“Kabul Suicide Attack: Growing IS Factor in Afghanistan”，Jul 25， 2016.
2017年2月8日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布声明宣称，当月7日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系该组织所为。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最高法院附近7日下午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1人死亡、41人受伤，死者中包括9名女性。图为在阿富汗喀布尔，人们扛着自杀式爆炸袭击遇难者的灵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