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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诺林云峰:当不枉此生

作者:文 | 本刊记者 冯珊珊

文 | 本刊记者 冯珊珊

在2013年进入中国前,德诺资本的英文原名是Dinova Capital,其定位是:DNA of innovation,we are seeking,we are helping。在进入中国市场2年之后的2015年,德诺资本荣获ChinaVenture投中集团“中国最佳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案例Top5”奖项,并荣登“最佳外资创业投资机构Top30”榜。

“Dinova是一个全球化的创新基金,我们努力寻找、努力帮助优秀的创新项目。我们把国外顶尖的技术引入到中国,把中国优秀的技术推向全球。让全球的人共同享受人类技术进步的成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德诺资本创始人及管理合伙人林云峰表示,“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努力做到理性思考、谨慎推进。我们不做骗人的事情,不说做不到的空话,德诺资本注重的是一诺千金。”

从实业到投资

林云峰的职业生涯最早始于华为。1997年,他加入华为总裁办,成为任正非的助手。虽然在华为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对投资更感兴趣的林云峰,还是决定离开华为,并于1998年加入了涌金集团。

但凡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不会对涌金系及其创始人魏东感到陌生。1994年,时年27岁的魏东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和其他刚刚成立的私募机构类似,根据政策热点转战各个投资市场,以“盲点套利”模式获取相对低风险下的高收益。从2002年至2008年,涌金系开始利用前期积累资本和人脉,再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逐渐成为了一系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布局全球,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直至2008年,随着魏东离世,涌金系才逐渐走向衰落。

“我当时是魏东的助理,第一年在北京总部,第二年被派到香港,当时涌金系在香港资本市场参与了很多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但也很有难度。”因此在香港工作了一年后,林云峰就决定留学英国,攻读金融硕士,专门学习金融衍生品。研究生毕业以后,林云峰加入了花旗集团,参与了金融衍生品的设计、交易。

世事变幻莫测。有时候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林云峰清楚记得导师当时跟他讲,“中国金融市场正值百年不遇的大发展,就像当年美国早期一样,作为一个黄种人,虽然你现在英国有非常不错的工作,但这里不属于你,将来也很难做得上去。”

“他是我非常敬重的教授,因此我毫不犹豫就回到了中国。”林云峰表示。

2003年,林云峰回国加入了中兴通讯投资部,先后在总裁侯为贵、殷一民的直接指挥下实现公司的战略布局。

“当时我主要负责全球战略投资,从中东开始做起,后来主管亚洲、非洲、美洲的投资。”林云峰回忆,中兴作为产业投资者,在投资策略上注重的是产业链并购整合,比如元器件的供应,目的是为了实现整个集团的战略布局。在中兴工作四年,林云峰对大公司战略部门的思考方式了如指掌,这对他之后确立德诺资本投资策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7年,林云峰加入鼎晖投资。到岗不久就领到一个任务:设立鼎晖的华南办公室。随后和王树,后来又和王功权一起负责鼎晖创投华南区的投资。虽然当时鼎晖在华南的人非常少,但是战斗力非常强。“在华南基本搜了一遍,覆盖了绝大多数的项目,很有满足感。”林云峰说道。

2009年,创业板呼之欲出,“我想赶上投创业板这波大潮,但鼎晖创投的体量太大,资金量也很大,不好操作。”林云峰表示,当时,深圳的几家私募股权基金,如达晨、深创投、创东方等在创业板动作频频,收获颇丰。

创东方的合伙人金昂生曾经是林云峰在中兴通讯的老同事。在他的邀请下,林云峰因此加入了创东方担任合伙人,并在不久设立了创东方的华北办公室,主导了医疗、精密制造等一系列项目。一年之后,市场追逐创业板的热情开始降温,林云峰深切感觉到国内PE/VC机构越来越扎堆,同质化太严重。“基金太火了,而且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哪个行业好,就一窝蜂追过去,感觉钱是挣了,但是个人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因此林云峰一直推崇走特色化的专业型垂直基金路线。

时间倒回到2008年,当时鼎晖曾经深入研究过一个投资标的“深圳先建科技”,林云峰因此结识了其创始人訾振军,两人聊得比较投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訾振军曾是上海微创医疗的首位研发经理,以及维科医疗器械的副总经理/研发经理,是中国第一代冠脉PTCA球囊、冠脉支架、主动脉瘤覆膜支架的主要设计者,以及中国第一代先心病介入治疗封堵器及下腔静脉血栓滤器产品的研发者。

“訾振军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敢于创新,而且多年的医疗行业沉淀织就了一张庞大的专业网络,且手上握住了众多优秀的项目。”林云峰表示。于是2011年底,林云峰和訾振军商量,不如一起出来做一个基金,把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把钱用活。林云峰的强项在于对资本市场非常了解,对战略管理很有经验;訾振军的强项在于对医疗健康产业了如指掌。两人因此一拍即合。

德诺资本

做一个什么样的基金?这是林云峰必须面对的问题。“基金的竞争战略有两种,一个是低成本,一个是差异化。创投行业基金没什么低成本可言,我们就走差异化路线:只投一个细分行业,而且要挖得非常深,也就是一个垂直基金的概念。强调专业性。另外,全国很多基金满地找项目,我们不跟人抢,我们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全球基金,强调国际性,地域不会成为我们的限制。”

进入2013年,除了覆盖欧美市场,德诺资本开始了在以色列的布局。“以色列的文化土壤非常适合创新,有非常多优秀的技术。很多是年轻一代的原创,还有不少是军工转民用的好东西。”不过,林云峰也指出,“以色列的创新环境很好,但是也并不是完美的。”以色列有两大问题:第一很多技术只是做到了原型机级别,离产品化还有距离,且不知道怎么设计临床方案,时间也许会拖很长;第二以色列人口少、市场小,商业化做得不好。

“投一个项目要有全局观,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懂得如何把项目带到其需要的区域,如:美国、欧洲、中国,我们还懂得怎么把领先的技术商业化,甚至是在战略方向上提供修正的建议。这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林云峰表示,德诺的项目都是千挑万选的,许多都跟踪了一年以上,是他所谓的“非常漂亮”的项目。如何找到真正创新的项目?关键就在于投资团队自身的网络和行业里面的沉淀。“我们投的许多创新公司并不急着要大钱,关键是我们要说服他,我们能够带来什么,体现我们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坚持让懂行的人投资,是林云峰和合伙人一直坚持的做法。在德诺资本的团队中,有80%的人来自医疗行业。“真正优秀的VC要有发现价值的犀利眼光,找到别人看不懂的宝贝。”

比如一些医疗产品,在临床阶段,还没有获得许可证之前,由于没有销售收入,公司财务比较难看。如果按照传统基金的打法,只看财务报表,对行业产品不够了解,就会错失大量的好项目。再比如有些项目,不是技术不好,而是团队有一些战略方向上的错误,优秀的投资人只要稍微一点拨,就可以焕发出技术的巨大潜力,成为非常优质的投资标的。

“我们投了一个美国的项目,原来针对的是肺气肿人群,做微型的阀门把肺泡中的异物逐级排出体外,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我们看到的不是其已有的产品,而是其拥有的在人体复杂的支气管中精准导航定位的技术能力,因此我们协助公司转方向做肺癌的诊断与治疗,针对的是较大的市场需求。”林云峰介绍道,“中国每年新增肺癌患者100多万人,北京的情况尤其严重。我们将公司的产品方向进行调整后,公司的两代产品都拿下了美国FDA的证书,第一代产品迅速得到了中国的认可,获得了CFDA证书。这就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投资人的价值。”

不同于其他基金先找钱再找投资项目,德诺的打法是先找好了项目,再设立基金。这样是对基金投资人负责的做法,保证的是其资金的使用效率,IRR内部收益率也会因此而比较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苦的活。一边开拓投资业务一边保证子弹的供应,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林云峰笑谈。

“我们的基金规模不大,但是LP非常精良:我们一些大的LP是医生介绍过来的,他们的亲人曾经在生命的边缘挣扎,是这些医生挽救了他们;有些LP本身就是我们所投资企业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同时还有一些LP是国际上的大牌基金,同时还有母基金。”林云峰介绍道,目前,德诺资本管理着三期美元基金,两期人民币基金,存续期有5+2、7+2。“我们希望凭良心做济世救人的事。我们没有急着把自己的基金规模做大,再坐着吃管理费。我希望找到真正有眼光,而且愿意长期合作的战略投资人,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德诺资本另一个特点是:灵活性。投资策略兼具很多灵活性:在投资规模上,可大可小,“比如 Broncus肺癌导航这个项目,我们单次投资的金额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几期基金投了好几轮。加在一起,德诺就成为了Broncus的控股股东,这样才实现了引导公司走向好的发展方向。有的公司我们投入2000万元以获得控股地位,一是为了把公司的技术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二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其走向资本市场。”林云峰表示,在投资阶段上,德诺资本不为自己设限制,“只要技术在全球足够领先,同时具备市场化潜质,我们就愿意参与。”

在林云峰看来,真正VC是将被投公司引导到一个好的方向,在成长过程中提供帮助,“我们合伙人非常有满足感,因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方向是我们建议的,这也是我们个人价值的一种实现。”林云峰说道。

现在市场的状态是人才比资本更稀缺,为此,德诺资本专门设立了一个孵化器,专门针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三大类疾病的治疗技术网罗人才。“如果发现好的人才,就让他们落户在我们孵化器里面,随后投完一个项目,人才就可以及时到位。”林云峰介绍。


德诺资本创始人訾振军,对医疗健康产业了如指掌。

看好医疗器械市场

对于如何减少国内外医疗器械行业创新的差距,林云峰认为主要有三方面改进的建议。

首先,在企业层面,要考虑的是人才、技术和资本的配合。

医疗器械是一个新材料和新电子科技集合体,不是单单靠有医学背景的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有学医的、学电子的、学材料的人才拼合在一起才能做起来。简而言之,如果说药品是用化学的方法在治疗疾病,介入式医疗器械是在用物理的方法治病救人。

一些非常尖端的技术,因为投资人看不懂而得不到所需的资金支持,导致公司中途夭折,又或者只能到海外寻求发展,甚为可惜。“在中国,以介入式医疗器械治疗疾病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现在这种情况在逐步改变,除了血管支架的普及,通过支气管进入的肺癌早期筛查、脑起搏器、远程手术机器人等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此,林云峰很是欣慰。

其次,在政府层面,要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一个不得不提的现实是,很多国人或华人团队创造的优秀技术被美敦力、强生等国际大公司买去,进一步完善后再进入到中国市场。为什么优秀的华人科学家会把技术贡献给了国外大公司,而没有选择在国内把它做大做强呢?林云峰表示,大多是因为我们对原创的尊重与保护不足,如果让他们直接在国内落户,也许在生长起来就被抄袭所毁掉了。后面更多年青一代创新的激情也就浇灭了。这是政府不能听之任之的事情。

第三,在文化层面,要鼓励创新。“我们在以色列投了很多公司。中国人和犹太人都很聪明,都很重视教育,但犹太人鼓励年轻一代大胆去尝试,而中国有太多的标准答案,包括有太多专家和权威。如果和“权威”意见不一样,就会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与打压,让创新者倍感孤立与自责。这样对年轻人的创意打击很大。”林云峰说。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创意来源的重要群体——临床医生。中国的医生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别:一种是专门搞科研,另一种是临床治疗。国际上,临床医生在医疗创新方面参与度非常高,他们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最有发言权,他们对现有治疗方法存在的弊端也最清楚。表面上看,医疗器械最终的客户是病人,其实采购意见的发出者与真正的使用者是临床医生。“而中国的临床医生和创新是脱节的,因为医疗系统的行政架构与考评比较复杂、微妙,医生没有工夫去想这些,另一方面为了稳定的收益与发展,临床医生宁愿留在三甲医院等大一点的地方也不想出来创新。美国的机制比较灵活,很多一线临床医生会亲自到实验室、到孵化器里面,直接告诉技术人员他们需要怎么样的新技术,又或者直接告诉企业原有的产品实际使用中存在哪些问题,并且医生还从中获得一定收入。”林云峰介绍。

某次,一位美国非常著名的心血管医生,在咖啡厅里和德诺资本的一位合伙人聊到了现有产品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在一张纸巾上画了理想产品的草图。就凭着这样的重要信息,他拿着草图与许多技术人员沟通,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研发团队,把这样一个产品变成了现实。这就是一个医生参与创新的典型案例。

林云峰分析,中国人口基数大,许多药品、医疗器械的适用人群要比美国大得多,而且由于目前医疗器械在医疗费用支出中的占比才10%,只相当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4,市场潜力巨大。举个例子,在美国导致肺癌的因素除了抽烟以外的因素比较少,而在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导致每年新增的肺癌病例居高不下。目前在中国,肺癌被确诊时一般都是中晚期,死亡率达到85%,而如果能在早期发现并介入治疗,肺癌的死亡率大概在15%。因此,能实现肺癌早期诊断与治疗的医疗器械在中国的市场比起美国就大很多。

在林云峰看来,中国企业在创新中存在的最大障碍不是人才和技术,而是不敢往大想,不敢往全球想。我们的企业习惯性地只想等待在合适的时机复制欧美的先进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拓展。

“一种惯常的做法是我们的企业密切跟踪美国的某一款药,在其专利马上到期前做好研发,然后时间一到抢闸仿制。中国有4000多家药厂,都在以类似的模式做化学仿制类药,我们的原研药就发展不起来。医疗器械也是类似。”林云峰很无奈,“这是完全不对的,其实中国拥有的技术,无论从新材料到电子科技已经做得非常好,完全可以做到前面。”

林云峰相信中国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原创。德诺资本也已经投资了三家这样的中国公司,其中一家是做介入式人工心脏瓣膜的。“它的技术在全球数一数二,现在临床试验已经全部完成,马上就要获得国家药监局的医疗器械认证了。”对此,林云峰非常兴奋。

启明医疗

上文所言的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名为启明医疗。“最早是从訾振军的一个想法出来,在先健科技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想法要做心脏瓣膜。”林云峰介绍道。

研究生毕业后,訾振军就加入上海微创,从普通研发人员成长为公司首任研发经理,成为了中国第一代冠状动脉球囊、冠脉支架、主动脉瘤覆膜支架的主要设计者。2003年,他南下深圳与人合伙创办主攻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的公司先健科技。在此期间,伴随着先健科技成长为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领域全球第二大供应商。2009年,他再次出发,带着技术团队落户杭州高新区(滨江),专注于研发生产主动脉瓣、肺动脉瓣及相关输送系统。

中国最高发的四大心脏疾病,分别是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病和大血管疾病。这其中,研发难度最高的是心脏瓣膜,但市场前景可观。心脏瓣膜病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65岁以上老人中极为高发,主要表现为心脏瓣膜钙化,导致心衰,最终死亡,且从发现到死亡一般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仅中国市场,在3亿65岁以上老人中,约10%有心脏瓣膜疾病。

在訾振军看来,一个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十几万元,只要买得起车的家庭就负担得起。这就是市场机遇。介入人工心脏瓣膜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治疗手段,正日益被专家所认同,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临床需求将会呈现爆发性的增长。

“我们比较了解行业,也懂得企业的管理。我们跟企业家有非常多的交流,给他们配团队,同时教他们如何在战略方向、研发方面进行修正。”林云峰说道。

顶级的智囊团、强有力的执行团队,是创业成功的基本保障。启明医疗有一个强大的顾问委员会,比如有心血管病、肿瘤、糖尿病等多方面的顾问委员会,主要由欧美和国内顶尖专家组成,定期召开电视会议或面对面会议,深入探讨各个领域的需求。

在启明医疗的无菌车间里,每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心脏瓣膜都由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心脏瓣膜产品只能由人工缝制,在其制作过程中,根据大小规格至少要缝制500针到800针,在完成每一道重要环节后,都需要经过严格把关。

目前,启明医疗自主研发生产的新型生物心脏主动脉瓣膜置入器械,已完成81例临床手术。2014年6月份提前完成中国国内临床试验阶段。目前已进入国家药监总局审批绿色通道,而全国只有6种产品进入此特殊审批通道。启明医疗目前也是唯一在欧洲及中国进入人体临床实验的介入式心脏瓣膜的中国公司。

被誉为“结构心脏病之父”的德国专家Horst Sievert在2014年于以色列举办的全球心血管治疗技术创新大会上,做了《在中国发生的心脏介入瓣膜治疗故事》,特别介绍了启明医疗器械的心脏瓣膜产品。

作为一个在资本市场上专业人士,为基金、为投资人获取最大的资本回报自然是林云峰的首要考量。但同时,在林云峰看来,投资医疗又是一件广种福田的事情,还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不是一个医生,不能直接地挽救生命,但我可以提供足够好的器械,足够好的药给医生,间接地帮到别人。我希望不枉此生。”林云峰感慨道。

何为幸福人生?

“近期很多朋友在中国的二级市场炒股票短期内挣到很多钱,我们恭喜他们。但是如果时间轴拉长一点,我发现我们单位时间挣的钱并不会比这个少,而且晚上睡得安稳。”林云峰表示。

谈及信仰问题,林云峰提起自己是一个信仰科学主义的人,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严谨理性地思考问题,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仍然存在大量的未知。他在中东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他看来,伊斯兰教其实并不可怕,伊朗等国家也不像某些人描述的那么恐怖。重要的是要懂得尊重不同的文化,要学习,然后才会懂得欣赏,才会有美的享受。“譬如说:一群人参观伦敦的西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些人只将目光定格在破旧的教堂和许多吓人的坟墓,而有些人看到的却是牛顿、库克船长、玛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陵寝和英皇登基的宝座,并因此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崇敬感。而这种感受的获得,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张开思想的怀抱去学习。”林云峰表示。

“人的一生,想要的是什么?是幸福。”在林云峰看来,幸福是一种感觉,而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的现状减去你内心真实的期望,得出来的数是正的,你就感觉幸福了;是零则刚刚好;负数时则备受煎熬。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人可以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有人坐拥财富与权势却痛苦不堪。人们可以通过如宗教信仰等把自己内心的期望调下来,甚至达到无欲无求;也可以为了鞭策自己,设立更高的期望,追求更多更好的东西。”

“我的两个参数同时在调整。一方面努力学习,拼命提高自己的能力,争取更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又会静心把事情想明白,虽然没有皈依某一种宗教,很多事情看得很开,也就无所谓了。我们拿出差打比方,如果心里面想要的是酒店豪华且服务好,我可能就会选择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但如果我更在乎的是要拿下某个项目或开好明早与企业家的会,就可能选择离企业最近的酒店。这些我看得很开。”林云峰说道。爬喜马拉雅山,不是为了爬上去在上面盖个房子住着不下来,只有经历过这样挑战的人才有资格说这其中的甜酸苦辣。“譬如大公司、大基金的管理,我说某些方法行不通,因为我在其中经历过很多,有资格说这话。一些人说小基金不是那么管的,我敢提不同的看法,毕竟我也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把基金做起来的人。”

人生是一个过程,要好好享受。林云峰相信“人生的游乐场理论”,并一直认为人生有点像一个迪斯尼乐园,我们手上拿着一张全天的通票来到了乐园,反正到点了乐园关门就得出来。你可以选择只玩其中的一项机动游戏,也可以拼尽全力尝试玩遍所有。“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不断尝试,穷尽我所有精力一直在跑一直在拼命玩。到点的时候出来,可能也只能玩到其中50%的游戏,但我已经尽力,我就很满足了。”林云峰如此表示自己的人生观。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各种挑战。好比打羽毛球,球过来,有些人够不着就不打,有些人会拼命去救那个球。“我选择尝试去救每一个球。”林云峰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的本科,身为广东人的他,跟很多北方的同学关系都非常好,在学生中有非常高的人气。当时,林云峰既是班长,又是年级党支部书记,还是学生会主席。因此,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会责无旁贷地去帮助。青年时期形成的人生观,使他习惯性地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不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就走掉,会觉得这个事情人家不容易,我能帮就帮一把。”林云峰表示,“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尽力了,也就没有遗憾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你认为救不回的球是可以救回来的,会让人很有成就感。不过也没多少时间让人去回味,因为下一个球又过来了,这就是人生。”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全情投入地打球嘛,肌肉当然会酸痛,甚至摔倒倒地的那一刻说自己特别幸福那绝对是自欺欺人,但是时间拉长了看这场球的全过程,会让人回味无穷,心满意足。”林云峰表示,我一直很努力,只为了四个字——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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