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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空巢青年”成为备受国内媒体关注的群体。历史学家大卫·波特写道：“在美国的文学著作中，任何关于彻头彻尾地从人群中被孤立而独自生活的故事，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实际上都被认为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即便《鲁滨逊漂流记》也是一样——直到鲁滨逊在沙滩上发现了其他人类的足迹。”如今，在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信息时代，形单影只的独居者遍布世界，甚至日渐壮大出御宅族等各具文化特质的族群。

“空巢青年”的对照组，按理是“空巢老人”。然而“空巢青年”之论横空出世大抵与之无涉，仅仅戏谑地挪用了“空巢”一词的凄凉感。“空巢青年”主动从亲属关系中抽身，一人跃入城市巨兽之口，这种新人类是高度个体化的。不过，“空巢青年”并非新人类，他们的另一个名字是“北漂/南漂青年”。漂一族离乡奋斗的故事，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开始流行。如今，他们所关心之事持续且长久地占据着公共讨论的热区，被大量见标题即知内文的篇章所透支，比如逃离或留守“北上广”的困难抉择（更多的是“北上”），“房价一涨眼泪流”的新中产焦虑，以及撒娇式的初老危机。作为一个充满戏谑的自指，“空巢青年”是此类故事的新版本，但又不只如此。

如果说“空巢老人”作为社会必须直面的老龄化问题而显现，直指人口学意义上有限的家庭生命周期，那么“空巢青年”近一年来在国内新旧媒体之中的命名与登场，则是一场全然不同的热闹喧嚷：他们的发声者正是他们的拥趸，他们自己出场言说自己。“空巢青年”的身份是新一代的主动选择——尽管表现出“葛优瘫”式的丧颓与无力感，却是个体对于生活方式、闲暇安排、人际社交和家庭关系的自愿与自决。然而，这种个体化的自由却无法轻易得赋“进步”之名。

“空巢青年”火起来，很可能始于2016年8月潘姜汐熹发表于《好奇心日报》的《你也是城市空巢青年吗？》。作者从吃、穿、住、行四大面向，对“空巢青年”之生命样态作了一番集大成的勾勒。在文中，“空巢青年”被定义为“独自来到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独居且独身的年轻人”，约莫“二三十岁，大学及以上毕业，在一线城市拥有一份收入中不溜的体面工作，住18 平米月租三四千的一室户或群租房隔间，唯一熟悉的室友是自己养的猫/狗”。文末列出“空巢指数对照表”，供广大读者作自我“诊断”，比如“丢垃圾把自己锁在外面的时候”“疾病卧床都没人帮忙端杯热水的时候”“紧急联络人不知道该填谁的时候”。在知乎有关“‘空巢青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回答中，“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孤独得像条狗，但其实连狗都养不起”都成了热门答案。奇妙但不意外的是，“空巢青年”一词更早的曝光来自同年4月的一部惊悚电影。这部名为《妄想症》的影片讲述了独居青年的日夜失眠、意外死亡与地下恋情。导演彭发称该片是为“空巢青年”发声，“传递一种克服恐惧、逆流而上的力量。”报道称，“空巢生活”被表意为有待克服的绑缚、危险环境中的顽强挣扎。这种新颖定义令网友纷纷感叹“中枪”：“终于有一个词能精准概括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了。”

事实上，“空巢青年”一词在近十年前已零星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之中。只是前后相较，“空巢”的意义取向发生了极为微妙的演变。2008年，“空巢族”、“青年空巢族”连同“丁宠族”（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的丁克族），作为“80后生活新主张”而被都市报所引介，是“只和另一半与工作为伴”、有点寂寞但颇为时尚的族群。近十年间，“空巢”从一种新时兴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一种自主选择却身陷被动的普遍独居状态，“空巢生活”的主流图景成了：初抵温饱，社交不足，独居度日，冷暖自知。

中国媒体对于“空巢青年”的评述，简言之，往往嵌入国内与国际的双重语境之下，消极或积极的二分心态之中。媒体既肯定当中个体化的进步意义，又无奈承认其嵌入中国城市及社会发展困境的遗憾。“空巢青年”何以转唱悲调？《解放日报》刊文称其触及了大城市病、高房价、阶层固化、独生子女等新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将“空巢青年”形容为“都市社会的溃疡”，表明年轻的奋斗者受到城市的挤压与吞噬。“空巢青年”作为“北漂”“蚁族”的进化版本，昔日的昂扬故事在新的社会困境下难以自圆其说。

另一方面，选择“空巢”，往往又被媒体肯定为社会进步的标志——相较流动性欠奉的计划经济年代，都市弄潮儿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解放，得以拥抱全球发达国家不断崛起的独居风尚。由此，《工人日报》呼吁不必放大“空巢青年”的伤与痛；《人民日报》更直接驳斥称“空巢青年”是一个伪命题，认为英雄主义才是对这些奋斗者的最好诠释；《中国青年报》进而肯定“空巢”奋斗者是“中国梦”的践行者，鼓励青年勇于从集体生活、家庭生活、乡土社会宗族关系中脱身出来，去大城市中寻求一个更好的自我。为“空巢青年”之悲调正名的老生常谈，往往在个人心态上做文章，未必能在乐于自嘲的“空巢青年”那里掀起波澜。当《新周刊》杂志以第一人称高呼“别把‘空巢青年’这么迷茫的词放我们身上”时，它所呼吁的是年轻人开拓属于自己的新独居方式：“年轻人早就不怕孤单了，他们更想要的是静静。”而“静静”生活之开拓，通常基于对既有范式的模仿。

克林南伯格的《单身社会》“空巢”的世界图景：玫瑰色的“独居时代”，或日趋脆弱的“无缘社会”？

有关“空巢青年”的故事，往往带有“生活方式指南”与“都市自救指南”的双重体质。除却对于生活情态的共鸣，如何借鉴发达国家年轻人的独居生活成为讲述的关键。此类“指南”往往强调独居的正当性与普世性，意在教导广大“空巢青年”如何通过自我约束掌控生活秩序，化解独居中的消极孤独。被奉为“空巢青年”必读的书籍，首推美国社会学家克林南伯格的通俗社会学读物《单身社会》。“单身”着重婚恋状态，或许“独居”一词更为合宜。该书的台译版《独居时代：一个人住，因为我可以》，宣传语直言“独居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要学习一个人住的生活方式”。在克林南伯格看来，“独居”或“空巢”并非一个社会问题，反而是大势所趋。相反，美国目前有关“社区衰退”的种种报道好似恐怖故事，不必要地加剧了人们对个人主义盛行的恐惧。克林南伯格驳斥将独居与孤独混为一谈，认为独居者并非想象中的“孤独寂寞冷”，反而社交活跃度更高。他甚为乐观地论证，在个人主义的独居社会，即便一人生活也能建立良好的亲友支援系统。

另外，被频繁祭出的“独居生活指南”，来自社会高度个体化的日本。日本大众文化对于独居日常的浪漫化呈现，象征性地化解了空巢的生活与精神困窘。比如，日本插画家高木直子的手绘画册《一个人住的第5年》，日剧《孤独的美食家》里“井之头五郎”经年累月一人食的故事，这些从单调生活里找寻“精神补给”的文艺范本，似乎为中国的“空巢青年”提供了独居小确幸、“寂寞又美好”的可能方案。而此处的孤独，需要被转化为生活品质的提升，生活方式的优雅悠哉或闲情逸趣，这意味着“空巢青年”如同御宅族一样，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群体。这一点在好奇心日报有关“空巢青年”的问卷中得到了证实，独居的麻烦带来了额外的“孤独”消费以及大量无法与人共享的账单。对此，“空巢青年”不无骄傲和辛酸地表示：“各种O2O电商外卖能够生存下来都有我的一份力。”

无论独居的生活方式多么精彩，“空巢”作为社会处境的未来并不乐观。立足国内或是放眼世界，风险自担正成为“离群索居”的另一种表述。如果消费是达成独居生活满意度的关键角色，那么贫穷、衰老以及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则成为“空巢青年”在独居时代可能遭遇的最大危机。在大城市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积极拥抱新中产生活方式的“空巢青年”很难说达到了经济“中产”的地位。仅就房产一项，便足以在“空巢青年”之间划出鲜明的阶级分野。

如是再看“空巢青年”所处的世界图景，应当说，克林南伯格为独居时代所勾勒的玫瑰色前景，并非面向整个世界（以及所有阶级），而是对应北欧，如瑞士等福利条件良好国家的中产社会。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蔓延、社会福利撤退、自由职业及灵活用工增加的全球当下，独居生活所需的社会支撑与国家设计多少像一个空想式的许诺。对于“空巢”的热情拥抱与认同，反而孕育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与残酷，这即是从“有缘社会”到“无缘社会”的变迁。

讽刺的是，盛产独居小确幸的日本，在年轻群体中同样蔓延着对于“无缘死”的恐惧。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出品的《无缘社会》一书提到，日本每年有32000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人们轻易地独自生活，可一旦失去“无以替代的关联”，事情将变得难以承受。许多因不同原因而意外死去的人，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在这些人中，包括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却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族、热衷一个人旅行的旅者、一生未婚的女性、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这些都是相当主流的“空巢”独居者。对此，日本年轻人在推特上感叹：“如果失去工作，或许我也会‘无缘死’。”这并非危言耸听，那些看似距离死亡尚且遥远的年轻受访者纷纷表示，当未婚、无子、非正式雇用、经济萧条、公司业绩低迷成为日本的社会常态时，孤独死、流浪街头和老人独居已不再事不关己，而成为低收入的“空巢青年”随时可能面临的危机。

贝克夫妇的《个体化》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出品的《无缘社会》

闫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个体化时代，“空巢青年”能否“个体地结合起来”？

“空巢”直指当下中国漂一族的城市居所与社会关系状态。无论是陷入城市斗兽场里的中国式孤独，或是接轨了发达国家独居的新风尚（与新危机），“空巢青年”的心有戚戚，或许难以在各类“都市生活方式指南”之中得到最终的安住。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来看，“空巢青年”现象无疑是现代社会走向个体化的后果之一。当社会不再依赖阶级而组织，个体以其自身（而非阶级身份）作为显现的单元时，个体必须给自己的身份定位，开创自己的人生，并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现代早期所颂扬的个体化强调的是，人从紧密编织的共同依赖、监控与强制之网中解放出来，那么如今个体化的意味则更为复杂，充满不可预知的风险。

贝克夫妇的《个体化》一书从西欧的视角界定了个体化的意义，个体化并非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我主义，也不同于个人主义或者简单的个性化，而是朝向利他个人主义的伦理。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条件下，生活品质成为个体化新伦理的关键。个体化的问题在于，尽管风险和矛盾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但应对风险和承受谴责的重担，却落在了个体一人的肩膀上。

闫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强调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有别于西欧世界，是一种“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它并非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而是首先来自国家推动和全球资本主义引导之下的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实践。90年代以来，“自力更生”的含义由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标语，转化为日常生活竞争中的个人主义口号，这既确立了个人为中心的道德规范与人生意义伦理，也因此导致了“无功德个人”现象的产生。

对于当今中国的“空巢青年”而言，集体主义的童年早已伴随上个世纪远去，城市的组织形式也伴随单位制组织的瓦解，转变为由一个个欲望个体所驱动的日渐膨胀的都市。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中国新世纪人口流动的产物，“空巢青年”的身份，首先是个体化了的消费者，是与共同体脱嵌了的个人。而如何重建“共同体”以应对孤独，恢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之共时感与共情感，这恐怕不单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困难，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个体化赋予了个体以自由选择的能力，然而在自由选择的范围内，我们却无法找到“逃避个体化”或“拒绝参与个体化游戏”此类的选项。

对此，波兰著名社会学家鲍曼不无悲怆地评论道，“任由命运摆布的个体最普遍的困扰在于，他们是不能累加的”。因为从一开始，被塑造出来的个体就缺乏能与他人之困扰相接合的边界，他们难以为一个共同目标拧成一股绳。人们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比如学会如何在下一轮的裁员中不被淘汰，如何把脂肪和其他讨厌的异物从自己的体内排出去。但在他人的陪伴之中，人们首先学到的却是如何经受住自己无法逃避的孤独；如何独自面对和抗争风险。在陪伴之中，个体仅仅收获了一种彼此“共同”走上“独自抗争”之路的幻觉。

“一个在自身的迷雾中游荡的人已经注意不到，这种孤独，这种‘自我的孤立禁闭’，是对大众的惩罚”，贝克在《论工业社会的致命之处》一书如是说。无论喜欢与否，独居时代的空巢者都已身陷此境。他们或许在戴维斯所言“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之中占有一个尚不属于自己的温馨小窝，或是在即将到来的“无缘社会”中收割亲人友邻的往来与支援，“空巢青年”能否“个体地结合起来”，答案远非乐观。

日本插画家高木直子的手绘画册《一个人住的第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