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6月21日,下午,第二场考试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整栋楼静悄悄的,虽说我们几个考务组成员相比监考老师和考生轻松自由些,但也不敢随意交流、走动,生怕影响考生作答。
“咣当”,考务办公室的门被一位楼层监考老师猛地推开,我吓了一跳,他一脸严肃并焦急地说:“王老师,快去看看,有个考生出现了幻觉。”我起身随他来到某考场门口,只见一个监考老师和一个考生正在说着什么。我镇定地走过去,温柔地拍拍学生的肩膀问道:“同学,你的卷子写完了吗?考号、姓名都检查无误了吗?”他看看微笑着的我,点了点头。我说:“等考试结束后,咱们说会话好吗?”同时示意监考老师和楼层监考去干自己的事,这事交给我了。
第二场考试终于结束了,我把那个考生带到考务办公室,我依然微笑着问他:“同学,你能跟老师说说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我答完题,趴在桌子上,听到楼道有嗡嗡声,好像谁在哭,我就问监考老师‘老师,是谁在哭?’老师没听清,问:‘你说什么?’我就又大声问了一遍。没想到,老师走到我面前说:‘你出现幻觉了吧?’我一听特生气,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精神病病人才会有幻觉,我就和他争执了几句,他就把我叫到门外,然后您就来了。”
“哦,是这么回事,现在你知道那声音是怎么回事了吗?是真的有人哭,还是别的什么声音?”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安抚他的情绪,只是启发他多想想事情的几种可能,不带一丝责备和批评。
“可能是考试时放在门口包里手机的震动声,嗡嗡的。”
“哦,你现在不认为是哭声了,是吗?”
“嗯。”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好,谢谢你跟老师真诚地交流。”我适时地鼓励道,“那现在的你是怎么看待刚才的那个考场上的你呢?”
“挺傻的,说话之前也不过过大脑,这是考试时间。”
“太对了,这不是一般的考试,而是河北省中考呀,孩子!那你想对刚才的自己说些什么?”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做事之前过过大脑,一定得注意场合。”
“太好了,你能明白这点,我为你高兴。”我接着说,“同学,假如你再遇到那位老师,你想跟他说些什么吗?”我试探着问。
“不想。”他断然拒绝。
我推测他还在生那位监考老师的气。
我笑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还在为那个不爱听的词生气呢,对吗?”
“是的。”
“那咱俩来个角色扮演好吗?你做那个监考老师,我做考场上的你。”
很快,他就被我形象的表演逗笑了。
我说:“你先别笑,我演得像吗?”
“太像了!”
“如果你是那个老师,会说什么?”
“想考就好好考,不考,滚!”他大声地喊着。
“还会说什么?”
“这是考场,你懂吗?没素质,滚!”
“你演得很好,那咱俩看看,你说的这两句话,给考场中的你带来什么感受?”
“老师生气了,骂我。”
“是的,那咱再体会一下,老师当时走到你桌前说的那句话,又包含着老师什么样的心情?”
“可能有些担心吧。”
“太对了,因为你问的那句话让他有些莫名其妙,他真的很担心你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骂你,对吗?担心其实就是一种关心呀,孩子!”
他面露愧色。
我抓住这个好时机,重复刚才的话:“假如你再遇到那位老师,你想跟他说些什么吗?”
“我会说,‘老师,对不起,刚才我做得不对,我向您道歉。’”
我笑了,提醒他说:“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前面再加上一句,‘老师,刚才没吓着您吧?’”
他点头说:“嗯,是得加上这么一句。”
“我猜,你平时是个很活跃的学生吧?是不是课上沉闷时,有时来个恶作剧活跃活跃气氛呢?”
“您猜得太对了,老师,服您了!”
“你看,这就是习惯的力量,今天下午考两场,好几个小时都在答题,中午又没休息,又累又沉闷,是吧?”
“就是,所以我才跟平常一样,又那样了……唉!没注意场合呀,唉……”
从他的话语中,我知道他真的后悔了自己的举动。同时,我也告诉他,“幻觉”这个词并不是精神病病人独有的表现,正常人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受周围环境影响或内心紧张等,都可能出现幻觉,所以,监考老师当时说的那句话也并没有嘲笑他的意思。
他恍然大悟。
之后,我祝愿他第二天的考试一切顺利,他谢过我,轻松地走出了考务室。
感悟:
我在这个突发事件的处理中,运用了咨询中倾听、共情、积极关注的技术,使这个学生放下防御,能与我进行积极真诚的沟通,而不是对抗。我又通过角色扮演和换位思考,引导他理性看待考试中自己的行为,同时引导他进行了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并自己找到了合理的处理方式。
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我校教科研理念对我的影响已内化为我的行为,在教育教学中自觉践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程理念,注重三维目标的整合,作为心理老师,尤其重视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以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提高。真正体现教育是种爱的艺术,是用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是引导,是助人自助。因此,不论学生犯了什么错,请尊重他,关爱他,我们的善意激活的是他心中的天使,引导他看到自己的错误,同时自己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自学生内心深处的成长动力,远远胜于任何高压与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