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演出镜：“第一人称”叙事模式
在导演和摄像机的关系方面，传统纪录片中，导演往往隐藏在镜头之后，通过摄像机以“第三人称”这种上帝视角来忠实记录发生的事实，从而消除主观痕迹，最大程度为观众带来客观的呈现。然而，独立纪录片不拘一格的形式为纪录片发展带来了许多变化，“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2015年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上，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获得最佳纪录长片提名。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年轻的约翰·马罗夫发掘了一生默默无闻的薇薇安·迈尔所拍摄的作品，并不断追寻其背后故事，最终使薇薇安被公认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街头摄影师之一。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和制片人正是约翰·马罗夫本人，他亲自出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拍摄，运用出镜记者、旁白等形式强调叙述者“我”的参与，在传统的叙述者与镜头的关系上实现了突破。
《寻找薇薇安·迈尔》的开场由九组人物中景组合而成，配以诙谐的音乐，营造了活泼又带有些许神秘感的氛围。随后借这九组人物之口，娓娓道出薇薇安·迈尔的个人特质和基本信息。在1分20秒处，导演声音首次出现，向一名拍摄对象提出了一个问题；在1分30秒处，摄像机俯拍，导演首现真容，随后出现他搬动薇薇安·迈尔遗物的画面，直到1分50秒出现了纪录片的片名，随后便是导演在拍卖行买箱子的画面，交代事情的开始。就整体而言，这部纪录片打破了传统的拍摄对象和镜头之间的关系，完全将导演纳入拍摄对象。除了开头的巧妙设计，影片主体部分还有拍摄对象与镜头后导演的语言互动，如21分24秒处，一对夫妇在接受采访，丈夫说“没有人知道薇薇安有多少个箱子多少照片”，妻子插话道：“约翰（纪录片导演）知道”，即在叙述过程中，该纪录片仍不时地在提醒着受众，这是一部导演从镜头后走到镜头前的影片。如此安排的好处在于把原本平淡无奇的已故人士生平介绍，变成了有目的、有情感、有逻辑的追本溯源，从而塑造了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
二、导演介入：真实与伦理的双重矛盾
在导演和拍摄对象的关系方面，独立纪录片导演有时会介入纪录片的拍摄过程。这一“介入”有别于上文“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的意图，而是导演作为一个可能影响影片客观性的个体，加入了被拍摄者的行列。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随着导演个人主义的凸显，也由形式单一的“直接电影”逐渐演变为“参与影像”、“观察影像”等多种影像方式的存在。①这种介入式拍摄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拍摄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因其存在的一系列真实性与伦理的问题，也曾受到诟病。
1.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界限模糊化许多独立纪录片是在导演和被拍摄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拍摄的。伴随着拍摄进程的深入，导演和拍摄对象的关系会愈发紧密，有时会产生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界限模糊化的现象。美国女记者方家麟拍摄的纪录片《无处为家》，讲述了藏族单身母亲赞塔为了让儿子上学，不顾公公婆婆反对，带着儿子逃离偏僻的家乡前往北京，成为街头小贩，但语言障碍、文化隔膜令这对藏族母子在北京举步维艰。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者主要是方家麟自己，另一部分在西藏的画面是由母亲赞塔完成的。其中，赞塔既是拍摄对象，又是拍摄者，具有双重身份的她对画面内容和视角的选取都和方家麟有所差别。最突出的特征是方家麟拍到过赞塔和儿子发生冲突的情景，而赞塔拍摄的更多是儿子在家的普通生活画面，并没有完整反映母子俩在西藏生活的真实状况。另一种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界限模糊化表现为拍摄对象参与影片宣传、制作，并且和导演产生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纪录片的真实性。如在周浩拍摄的纪录片《龙哥》中，周浩和片中主人公阿龙是建立在似敌似友的关系之上的，包括阿龙多次跟周浩借钱时会说“周浩是我唯一的朋友。”在阿龙进监狱之后依旧和周浩保持联系。因此，周浩作为纪录片创作者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阿龙的生活，甚至成为阿龙生活里的一部分，这也会对纪录片的拍摄带来影响。
2.“镜头权威”左右客观表现此外，纪录片的最重要的要素和最后的原则都曾经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也被很多纪录片导演视为必须遵循的规则。但其实影片所呈现的真实与真正的真实是有一段距离的，这种距离上的把握都会对拍摄对象的行为、思维产生引导和影响。而在摄像机下，拍摄对象的行为都会与他平时的生活状态、语言表达等方面有一些异样。在吴建新导演的纪录片《九叔》中，九叔是广西南宁中山路夜市的管理人，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中山路夜市拆迁通知下发后，夜市的变化和九叔的日常生活工作状况。吴建新跟着九叔在夜市待了两年，前一年主要用于熟悉情况，所拍摄的素材并不能使用在最后的成片中，因为九叔作为一名非常注重自己面子和权威的“老江湖”，在面对镜头时会做出夸张的举动，非常注重自我形象的管理，这和纪录片的拍摄初衷是相悖的。吴建新在北京798附近的一场放映会上谈到他跟拍九叔的一次经历：当时九叔正在路上巡逻，吴建新在后面跟拍，突然之间九叔一路狂奔，跑到家里把门关上，吴建新苦苦追赶后被关在了门外。询问后才得知九叔觉得每天被跟拍，要面对镜头，缺乏安全感，所以才想甩掉吴建新。这一情形发生在吴建新和九叔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之后，可见摄像机镜头对拍摄对象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他们正常的生活状态。
3.干涉甚至改变拍摄对象生活轨迹由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是纪录片史上著名的因拍摄而改变对象生活轨迹的事例。无独有偶，上文提到的由方家麟独立拍摄的纪录片《无处为家》也对拍摄对象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2005年，方家麟在北京街头遇见了正在摆摊的赞塔，随后对他们的生活开始了跟拍。在拍摄过程中，方家麟为赞塔儿子进入北京的小学学习出了很多力，并试图让这对母子在北京安顿下来，然而事实上，赞塔儿子更喜欢与适应西藏的生活。另外，因为赞塔和西藏的亲人有矛盾冲突，方家麟在跟随赞塔回西藏时，凭借着自己外国记者的身份试图对赞塔的家庭意见纷争进行调停，完完全全介入了拍摄对象的生活。事后，方家麟还极力鼓励赞塔母子留在北京。整部纪录片中，方家麟也在多次冲突事件中出镜，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干预事件的发展轨迹。
三、导演行为：允许适当的客 观参与
导演和作品应该保持何种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
在导演和摄像机的关系方面，导演“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出镜是对传统纪录片的一种突破与大胆的尝试，有益于独立纪录片的多样化发展，也顺应着新媒体传播趋势，其活泼诙谐而又不失条理逻辑的叙事风格更易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抓住年轻的网络用户，扩大传播范围，增加影响力。
在导演和拍摄对象的关系方面，独立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个体化以及对真实性的要求，使得导演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充满魅力与争议，在普遍的“直接电影”方式的背景下，创作出优秀作品的纪录片导演几乎无一例外是在摸索和探寻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中慢慢成长起来的，究竟怎样的关系才能使二者协调统一，达成拍摄意愿，这样的关系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成为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头疼的问题。②
在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界限模糊化问题上，笔者以为可以进行尝试镜头掌控权的转移。因为独立纪录片导演在拍摄这些纪录片时，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底层社会的一分子，将导演主导权移交到拍摄对象手中，这其实是一种底层的自我表述方式，尤其是更具行动性。但是，导演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维系而改变拍摄对象本来的性格或处事方式，要保持一定距离。在“镜头权威”问题方面，导演无法完全消除镜头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影响，但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减少影响，例如花更多的时间去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环境，或者做好对真实性造成影响的准备，有预留地修正方案。在干涉拍摄对象生活方面，介入式拍摄方式常常与影片真实性挂钩来进行讨论，拍摄者介入被拍摄者生活程度的深浅与影片呈现“真实性”的程度有着紧密联系。笔者以为，导演要尽可能降低干涉拍摄对象生活状态的程度，在客观凝视和主观参与之间选择适当的客观参与。
注释：①王世颖：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主观性探析—以《龙哥》为例，《东南传播》，2015年第9期，第128-129页。
②王宁宁：《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中的伦理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作者刘斐娜单位：台山广播电视台；金越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