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所谓啊，我确实不是知识分子
谈内地电影市场不能永远追潮流，也不能一意孤行完全不管市场
我拍不了小镇青年的东西
P: 这几年在内地拍片有渐入佳境的感觉吗？
C：其实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问题。中国电影商业化之后就全盘大变那10年，很多导演也都不适应。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我确实也不喜欢拍大片，但是整个潮流就是这样。你不拍大片的话，一小片就变成文艺片，我也不是拍文艺片的，就是艺术片的，所以变成我在中间就很难生存，就必须得往一边靠。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我那几年拍《中国合伙人》开始，其实还走得比较前头。那个时机刚好，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改变。但改变了之后，好像渐入佳境，但是其实也不是，因为它也有另外的问题。
P: 另外的问题是什么？
C：电影年轻化，这个是全球的问题，就是超级英雄啊什么，就是电影已经不是以前电影院的东西了。其实还是要拍大片，中国比美国还好一点就是说，因为电影是一个新的玩意，所以除了大片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三四线城市很卖钱的，一些小镇青年喜欢的戏。其实那个对我来讲也是个困难，因为第一我不是本地人，我都在拍现实题材社会的问题，接地气的东西，但是你要拍小镇青年的东西，我也拍不了的。所以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题，也必须要找个突破口。
其实我觉得中国市场那么大，跟以前我常讲美国一样，美国能有像伍迪·艾伦这样都能够拍到那么老，都能够有那么多电影，就是说它电影市场大，人口多，你只要做10%、5%的观众，可能都已经是能够支撑一部电影的成本。所以你不用去追高票房，你不用去追十几亿、二十亿那种，没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拍完《中国合伙人》，我坚决要拍《亲爱的》，当时所有跟我合作的人都觉得没理由的，不应该继续拍这样的一个类型或者成本的戏。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在追着那个潮流的所谓利益最大化，因为你这样去追的话，很快你会迷失，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做。但不去追也不代表我们就一意孤行地拍一些我喜欢的，然后就完全不管市场，那个也不对，我觉得是两边的一个妥协跟一个交流。但是问题你这个市场发展下去，整个生态会沿着那个利益最大化去变成一种生意。很多时候，不只是大明星，包括工作人员等等，我们这几年每一部电影，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翻倍地涨。就是这一部找这个人这个钱，下一部就是一倍，那下一部也可能是一倍，就是一倍的一倍。
P: 就是可能是一年之隔，价格翻倍。
C：对，因为我们一部戏也要一两年，一年之隔，就是两部戏，他在你的戏做出来了。因为真的尖端的，真的做得好的就那么几个。这几个就把很多的价钱都带起来，所以我讲的还不只是演员，包括工作人员，包括景地，包括场租，等等的所有东西。
不能有一个老板在那儿，他能左右你所有的决策
P: 这几年是在内地找到自己拍片的一个节奏了？C：我觉得第一还是要平衡两边，往哪个方向也不是说我就很清楚，就只能拍这个类型的电影。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一把年纪了，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到你有兴趣，拍的时候有激情，其实也不多。你不停地在你的年龄里面去找一些，会触动你的题材，那《中国合伙人》是，《亲爱的》是，这几年其实一直在拍。包括当时拍大片，我也在大片的市场，需要到大片里面去找能够触动到我的题材，所以每部都需要这样去找。那你现在怎么去做，你说题材就很难说了，但是还是要平衡那个收支，那怎么平衡收支呢，就只能一路去（摸索）。我觉得问题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做那么多年的电影，现在已经是最好了。
P: 跟UFO（1990年代初陈可辛与曾志伟等一同创办的电影公司）时期相比呢？
C：差得远了，UFO时期只是表面风光。其实UFO那个电影公司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电影公司，但是它的成功就是把我们几个电影做了起来，其实在利润，根本就不应该用利润这个词，我们每个股东都赔了很多钱进去。就是那几个主创分的时候，大家都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其实只要有一两部不成功的，这个公司的收支就非常非常的（难平衡）。因为那个时候你看香港的电影市场，香港才几百万人，那我们是服务全世界流离的中国人。那么以前有唐人街，新马泰啊等等这些地方，台湾等等。其实那个问题跟现在服务小镇青年是一样的。因为到新马，到泰国，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简单、比较直白的东西，或者比较肢体的戏剧。惊悚喜剧是最好的，这些都是不用太过想太多的东西。其实当时UFO的电影也是去不了那些地方的，也是只是香港比较好，所以我们收支平衡才那么困难。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那么多年来没变过。在现在来讲你怎么样说成本高了，但是你那个观众群体大了很多很多。所以你怎么说困难，我觉得还是比以前好。
P: 我还挺诧异你会用“最好的时期”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现在。
C：对，因为我不是影评人，我不能去看整个市场现在有什么电影，大家满不满意，因为那个很主观。每个人对什么电影是好，什么电影是不好都不一样。尤其是你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要是你站在我的制作的条件的环境，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是会比较先去担忧一些未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只看现在，你看现在的话，你下一部电影的问题就很麻烦。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怎么样也要看前一两步。
P: 你之前说过，你觉得中国电影它是越来越往好莱坞的方向走，最终会走到好莱坞是吗？
C：其实什么算好莱坞呢？好莱坞不就是市场大吗？要是你说片场，就是studio system，大制片厂作为最高决策，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发展，很难形成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的studio system。它是一开始就没有牢牢地把艺人跟幕后的人员控制着。因为现在资本之多，而且发展之快，来自四方八面，其实没有几个大公司能够说了算，所以也造就了我们这些导演们有那么大的话语权。我们现在在中国拍戏的话语权比斯皮尔伯格在美国大得多了。
P: 但是你对导演中心制好像又是不太赞同的是吗？你有一个矛盾的心态在这方面。
C：因为很少导演有我那么理智啊（笑）。
P: 每一个电影可能都有七八个投资方，这会是你的一个策略吗？
C：不一定。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的潮流。经过曾志伟、美国制片人到于冬，之后我其实就开始学会不能再靠人了。那也同时不能再跟一家公司作为主投，但是这个恰恰又跟中国的发展，这几年的发展碰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变成我做这个事情就没那么困难，因为别人也是这样。就变成说你不能有一个老板在那儿，他能左右你所有的决策。
谈导演与监制
任性的人需要是一个天才，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是个天才
我一向都很谨慎，这个是没法改的
P: 到内地拍戏这么多年，对内地社会是已经有充分了解了吗？
C：不会。内地人都不了解，我怎么了解呢？不会。
P: 对于内地的文化呢？
C：也不会。我只能说为什么我能拍，就是我没觉得这些事情有这么特别，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包括你说拐卖小孩这种事情，可能在外面没有，但是不代表当你发生了之后，这些人的反应会有不一样。我还是以个体来讲，其实这些人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些时候，不是每个事情是我拍之前就知道的，甚至我拍完才了解的，但我也拍了。我是到拍完那个戏才了解到某一些很细的、有文化差异的细节，就是可能我拍的时候都不懂，确实有这种情况。
P: 比如说哪些细节？
C：包括农村里面的一个状态，包括农村跟城市的分别，包括农村人需要劳动力，他需要男孩等等。然后到农村里面没有男孩是代表了什么。包括封建，包括一孩政策，包括很多东西，一环扣一环，这整个圆起来，很多东西里面有一些细节，不一定是每一个细节我都懂。但是问题是，这不影响我在观察跟拍的时候用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每拍一个戏都使我对一些社会的现状更好奇。那你说我懂不懂？每一部戏就懂那一小块，拍另外一部戏可能又懂一小块，其实也不全懂。因为你说现在本来要拍《李娜》，也是为了想更了解80后、90后，那么当发觉了解80后之后，李娜代表80后嘛，但是其实90后跟80后又完全不一样。包括李娜的反体制的那种反抗、那种叛逆，对90后来讲，都好像觉得是有点，哎，为什么要反？
P: 都已经不存在了。
C：他们没有，他们根本没有，不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别说我懂不懂，其实你问一个内地人都不一定懂，每天都在变。我们拍电影就是观察。
P: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你现在已经这么大一个导演了，其实完全有任性一把那种资本，感觉你好像还是很谨慎？
C：谨慎绝对是我的（性格），我一向都很谨慎，这个是没法改的。
P: 性格里边的东西。
C：这个没法改的，那怎么来的也很难去，我都自己尝试去分析。从童年的经历、父亲的经历，看到他的辛苦，他每次碰到失败的时候的情况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很难去深究是来自哪里，我觉得一定是经历加个性加基因加很多东西。我爸爸有没有教我怎么做人，其实是没有的，其实他没有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也没有的。
P: 内心就没有偶尔有一个时候想任性一把？
C：其实对我的团队来讲，跟我合作的人来讲，《亲爱的》已经是任性了。因为理论上当《中国合伙人》有那个票房，我是应该跟着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现实题材，喜剧也好，什么也好，那种电影就不停地往上的那条线嘛，2012年拍，2013年上，你跟着那条线的话，其实我现在就是十几个亿的票房的电影导演了。但是我觉得我做不了，我不是不想做，是我做不了，我真的做不了。
P: 偶尔会羡慕那些就专心去搞电影艺术的导演吗？
C：羡慕没用的，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任性的人需要是一个天才，我真的从来都没觉得我是个天才，我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我很努力，也很谨慎，是这样这几个东西加起来。我觉得我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我不是那种闭上眼睛，无中生有，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的那种导演。
P: 你怎么看，比如像毕赣这些新导演，他好像就专心在搞自己的电影，不会去担心票房那些东西？
C：我觉得有艺术片诉求的导演，他就必须这样做。其实每个人他之所以有他的人生的一种方向，或者态度，或者理论，都是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人而会形成他的那套价值观，他的那个取向。那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路，我觉得毕赣他就应该做那种事情，姜文就应该做姜文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世界观，他觉得对跟不对，都来自于他的可能性，或者他的limitation，这些加起来是形成他的那套价值观体系的。
生意是没有乐趣的，监制也没有，成了才有满足感
P: 你因为又做监制，又做导演，你是同时从生意跟创作两方面有乐趣的人吗？
C：生意是没有乐趣的，在经营啊，营销啊，这些不会有乐趣。你在监制也没有乐趣。其实你可以说，成了是很有满足感，但是过程有乐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天要解决问题，我刚一直在看手机，因为今天我监制的戏又发生了一些问题，又给人家去扣了我们道具仓库的东西，把所有东西锁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能证明我们是拍电影的。就一些很官僚的事情。然后戏又要停下来，就很多状况，你觉得去解决这些东西会有乐趣吗？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做导演的时候，我就要保护我的作品，要去做这些事情，要去管这些事情。管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发觉原来你能管这些事情。所以你有了这个形象或者有了这个地位或者这个位置，加上有了这个名气，加上有了这个凝聚力，就找到一些很能干的人来跟你一起去做，变成你能够给一个这样的体系，给一些年轻导演（去做）。那做了之后，其实除了满足感，也有收入，而且这个收入比我自己做导演的收入的压力小，因为你在前线确实是压力大很多。作为导演，你每年要拍一部戏，是非常非常难的，现在我可以3年拍一部戏，我公司都还在运行，所以这些变成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P: 所以说监制跟导演两个身份，其实你真正享受的还是导演那个身份？
C：当然更享受做导演的时候。
P: 但我看也有人说你是一个好导演，但你是更好的监制。
C：我为什么是个好监制，就是因为我是用一个导演的心态来做监制的，就是我不是纯看着生意来做监制。所以很多时候，我甚至会叫人家，你多拍，没关系，因为我会看整个全局，就是我会看这个戏贵1000万，其实对那个回收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因为很多监制没有导演这个身份或者这个话语权，所以他很多时候呢，就不能够做这样一个判断，就只能按照本职办事。我可以说，其实这1000万，要是你这个电影是10个亿的电影算什么呢？就有些时候我可以说这样的话，这些是有些别的监制说不了的，或者他没有这个影响力或者这个话语权。所以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好的监制，不是真的是我的能力，而是我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这个电影。
我站后一点，我先看，你们先说，我最后去把关
P: 很多人也说，其实你是一个很善于调教演员的导演。
C：主要就是要有耐性，我觉得。更重要是开放，不要有一个既定的、很强烈的一个既定的概念，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一定对，你跟着我，你就不会错了，这个是不行的。你们跟着我走，肯定是最有效率的，因为有一个人知道全盘的计划，你每个人听就行了。这是个很好的总司令，你可能会发现更快，更便宜，更有效率，但是不一定更好，因为好不好就看你是不是天才或者在你那一刻是不是天才，因为就算你是天才，可能在那一刻，你也不一定对的。
我呢，反而站后。我站后一点，我先看，你们先说，我最后去把关。我会给演员很大的自由度。因为我知道很多演员是很脆弱的，很敏感的，而且是剧组里面看似地位最高，但是其实是最被动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演员的心态，尽量给到他对你最大的信心，给他最开放的位置，给他去表达他自己。更重要的是跟他去聊这个角色，聊得透一点。其实每个演员都会站在他的角度，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你别站在你的角度嘛，你站在整个戏的角度，但是当他站在他的角度提出了所有的可能对你情节线的难题，慢慢去解决，要是你能解决，能解决80%，你这个电影会更合理更好看。那无论观众代入哪一个角色，他都不会觉得突兀，会使得你电影更饱满。所以呢，我通常就会尽量跟他们多聊，使到每一个演员都在他的角色里面找到他的点。
我不掌控。我完全不掌控。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分了镜头，想了三五遍怎么拍这场戏，然后镜头来要从这儿到这儿，然后你讲话，然后到这儿。结果任何一个演员来给一个意见或者摄影师说不如这样更好，你不能改，一改了，你全盘计划就崩了，那个是没有经验的导演。而且还有预算、时间压力的导演。到你去到我现在这样，我又不拍千军万马，所以我就说，我就拍，那么就三个人在讲话，我怎么分，有什么分别呢？拍这些我就很舒服。所以我现在拍戏的状态就是我真的可以不想就去现场，在弄剧本弄完，跟演员聊完就去现场，拍就来呗。然后你们排戏，排完之后，摄影师来，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分多几个，每一个人都抓到，其实我最后那部电影怎么样，回去剪片的时候才决定。因为可能我写的时候是这个角色最出彩，这句话最好，但是演了之后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可能给的那个重点不一定是对的，所以现在我就非常放松地去给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我很早就意会到了，我拍完《甜蜜蜜》就意会到，所以我去到美国拍戏的时候，我美国那批演员开心死了，他说没见过一个导演那么开放给我们去演。
P: 感觉好像你是日益生出了一种安坐于当下的这种禅定的感觉。
C：对，但是这个又有一点，跟我一向讲的一个观念有点冲突、有点矛盾。因为我常觉得缺乏安全感，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因为使到你永远都很紧张、紧绷。但是我终于找到现在这个阶段，我是挺有安全感的，挺松的。
谈成长与家庭
我爸的问题是他太觉得自己有才华，那是一个最大的绊脚石
我的价值观有点奇怪，小时候审美很保守，越来越开放
P: 小时候，你父亲经常带你去片场，带你去看电影是吗？C：我看电影肯定有了，从小就是很多时候都看电影。记得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大赛车》，里面很多晚上的镜头，反正我很小，应该是几岁，也没有什么印象。包括有些很经典的戏，很小时候就看过，但是当时是没感觉，包括《毕业生》。当然还有一个有感觉的，很恐怖的，我记得是凯瑟琳·德纳芙演的，我爸爸很喜欢凯瑟琳·德纳芙，那是他的女神，法国女明星。那个墙里面很多手出来，也是心理状态的一种东西，很恐怖，黑白片，我记得那部电影特别恐怖。因为家里当时也没有阿姨，爸爸要看电影，妈妈要看电影，就只能把我都带上，所以从这样开始跟电影接触。那个是波兰斯基的一部电影，香港翻译叫《血屋惊魂》，是他的黑白片，但还没去拍《天师捉妖》，还没去美国拍戏，还在欧洲拍戏的时候，一个挺经典的电影，应该是他第二部还是第三部戏。
P: 那小时候看电影的频率是很高的，是吧？
C：肯定很高。我记得到我中学的时候，我因为怀念香港，暑假回到香港去。因为我爸有时候还常回香港，香港那个老家还留了一个房间，别的都分租了，留了一个小房间，他回去的时候还在试一些电影的，还没有完全放弃电影的时候，就还常常回去。那我暑假回去，有些时候可能是回去一个多月、两个月，我记得那时候我就14岁吧，我有个同学，很好的同学，也很喜欢电影，我们是会每天看一部到两部电影，就一个月其实是看50部电影。当然你说一个月看四五十部电影，他能上四五十部吗，没有。但香港有三个场次，早场，工余场跟午夜场，就这三场戏呢，不停地重放老片；而且呢，你不知道放什么，你要看报纸，每天的报纸一格格，就说今天5点放什么，午夜场放什么，什么电影都有。
P: 当时电影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C：对我一向都是故事人物。我知道斯皮尔伯格一直觉得电影是梦，其实对我从来都不是梦。其实斯皮尔伯格的戏，我念书的时候我也不是很喜欢，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他的《夺宝奇兵》那个时候我还不去看呢，我根本就不去看，到后来才在录影带里面看，所以我是对那些电影是，斯皮尔伯格那种所谓的梦的电影是没什么感觉的。
P: 你那时候喜欢的电影或者导演都是哪些？
C：其实都是有共鸣的东西，当然也是有自己慢慢成长的东西，我现在最喜欢伍迪·艾伦，我记得我曾经在中学毕业之前是不喜欢的。我的价值观有点奇怪，我小时候审美很保守，其实是越来越开放，不是说小时候开放，越来越保守。
P: 小时候保守具体是指？
C：因为我看《曼哈顿谋杀疑案》，就十七八岁吧，我没法带入伍迪·艾伦那个角色的，我觉得他的道德观我是很讨厌的，但是后来我就理解、明白，就越来越喜欢他的东西，就是我是反过来的。
P: 现在喜欢的导演还有谁？
C：现在我只是在技术上欣赏他的一些能力，包括说大卫·芬奇这些。那你说现在有没有一两个导演我觉得他影响我很大，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伍迪·艾伦影响我挺大，对男女关系等等东西的看法，包括我的成长，我开始理解男女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它可能会是这样，你开始接受一些人性的缺点，甚至不道德等等。但是当时我常觉得影响我最大的是，我一直有讲过其实不是一个导演，是一个歌手，是保罗·赛门，他的词都是讲一些人生的东西，我觉得里面的词都很有意境，你都看得到画面。我一辈子都是那些画面去影响我拍戏，包括我喜欢纽约，喜欢伦敦，都是因为他的歌。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小受这些歌的影响，看到的纽约都是下雪，都是灰暗的天，都是失恋，都是什么，都是这种，就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吧，就是你觉得这些愁都很浪漫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回到我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关系。
99%的人以为他是1%的人，那就完蛋了
P: 你会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失意者吗？
C：其实是挺失意的，其实是挺失意的。
P: 这种失意也会传递到你这边？
C：嗯，我觉得这种失意，他常常说有些时候他的东西是造就了我，也可以这么说。
P: 他的这种失意会促使你对机会的来临更敏锐吗？
C：我常跟我爸说一个东西，我说我爸的问题是他太觉得自己有才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大的绊脚石，对任何人。因为这世界真的有天才的人就没几个，这不是他教我的，这反而是我一直跟他讲的。因为他是做什么事情，他是我觉得我就这样，那回头来看，我现在分析他以前的失败，是每一次都是他决定错误。
P: 就是他很相信自己。
C：对，他太相信自己，我觉得是这样。
P: 你觉得才华会屏障人的判断？
C：才华当然是需要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才华，不是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问题是你去到一种大师的感觉，你觉得你自己是天才的话，那是一个绊脚石，因为99%的人不是天才。那99%的人以为他是1%的人，那就完蛋了。其实我就觉得，我也没觉得我爸没才华，但是我爸，他不是那1%，你就别想自己是那1%，我觉得不是那1%，所以问题是他做很多决定他都会觉得我就要这样，对，我就要这样，不去顾很多，因为其实很多事的成功是天时地利，是很多事情加起来的。
P: 你觉得电影导演里边，比如说1%有哪些？
C：很难说。因为可能我们看他很厉害，其实他也是熬了半天才熬出来。也可能他也是很多运气，很多东西，机缘巧合，就你当然看到一些，其实你选那几个大师肯定就是感觉上是最强的，他们也有错的时候，也不是每一部都对啊，对不对，他们也有错的时候。
P: 你是不是有意识地像你父亲的反面，因为目睹了自己父亲的这种状态？
C：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很难去判断，但是我觉得人都是累积嘛，都是经验累积，事实让你变成怎么样一个人，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有没有觉得你，我要走跟你不一样的路，我没想过。
P: 但是他那种失意，应该还会给你造成这种危机感吧？就是你觉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
C：应该有关系吧。
P: 现在对你来说，重心就是两块，一块是家庭女儿，一块就是电影是吧？而且家庭是排在电影之上？
C：肯定是的，肯定是的。我觉得人真的是各方面要饱满，工作要有满足感，当然这个不容易啊。这样讲的话就好像自己很好，但是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就是工作要有满足感，家庭要兼顾得好，我觉得真的是两样都要兼顾得好。因为我觉得家庭是很重要的，我看很多人很成功，没有家庭，其实也很容易迷失，尤其是男人，成功的男人，当你没有家庭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根，就很容易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P: 女儿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C：我觉得有了女儿，也不是她出生的时候，她也10岁了，从她三四岁开始，开始有交流之后，其实是挺不一样的。你看着她成长，你看着一切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会放弃很多你的一些原则。就比如说昨天我们去一个节目说玩游戏放水，就是玩电动游戏，你会不会为你的老板放水。我没有老板，但是我女儿就是我老板，你会不会为你在意的人放水？我觉得这些是会的。这些可能是你原则上不会做的事情，但是当你有了女儿，你真的知道怎么是完完全全，100%义无反顾，不用讲任何道理地去爱一个人，而且去让她、去希望她快乐。这个是妻子都没有的，就爱情里面是没有的。这个是很奇怪的东西。真的是这几年才感觉到。要是所有人都先做父亲才去谈恋爱，那就更好了（笑）。
P: 你这样表达过你和吴君如的关系，说，陈可辛心中住着一个吴君如，吴君如心中住着一个陈可辛。
C：讲得白一点啊，恰恰回到我们这个《喜欢你》的主题，就是所谓CP，什么叫门当户对，什么叫匹不匹配，什么叫对不对两个人，其实不知道的。你去找到了一个人，怎么会跟你那么不像呢，那一定有一点点我的逆反，我的任性。我记得《甜蜜蜜》之后，我有些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奖杯的女朋友，就是模特啊，各种了。我说那多土啊。就是你就会觉得，有些女生很漂亮，你不能跟她出来吃饭，那事情很土的，约会都不行。当时我觉得吴君如就刚刚好，大大咧咧的，那也漂亮，但是也不是典型标准的漂亮，完全不漂亮我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刚刚好。在一起之后其实也很多东西不对的，大家都价值观什么的都不太一样，然后也有吵架，也有分开过，分开过之后又觉得有些东西挺好的，又回来在一起。
终于在一起之后，你慢慢会了解，原来很多你觉得不对的东西，原来是你来的。就是你照着镜子。人都虚伪，都觉得我是很酷的，我是不喜欢关注的，其实你找一个这样的人，其实你就不是，你就是想做她，不过你表面想装酷，其实你里面就是你想有人关注。其实你就是有那样一个东西，你自己藏在里面，你借这个人来藏住你自己，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这也是最近才想出来的（笑）。
谈天真的失落和野心
做东西我是希望成功，但是希望做成功有什么问题呢
P: 你经常会讲到一个童真的失落，你觉得你现在失落了哪些曾经的童真？
C：很难具体地说失落什么童真，但是不如这么说，我觉得我今天讲了那么多话其实我还是很天真，我还没有失落，最核心的天真还没有失落。因为真的失落天真其实就不会讲，可能连拍戏的动力都没有，就都不会把人生的东西拿来在电影上去讲。
P: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C：太谨慎吧。太谨慎又是优点又是缺点。都是同一个东西，对，肯定是太谨慎了。
陈可辛全家合影
2012年9月中旬，邓超、陈可辛转景纽约拍摄《中国合伙人》
P: 你的电影里边，包括你之前讲过你对欷歔感，那种物是人非其实是情有独钟的。我看你讲过，说你很小的时候，脑子里面就有一个画面，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富人家繁华过后，就剩残花败柳。
C：那真的是，以前小时候在家里看TVB的电视剧，《朱门怨》那种东西，你知道吧，其实就有那个感觉。唯一一个不是西方体系的东西就是那种连续剧看到的东西。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本来是一大堆小孩跑来跑去，八家人一起住，突然间就已经是破落户了，那种感觉。
P: 你为什么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C：不知道，真不知道，从小就是这样。我觉得以前对这种欷歔感是特别有感觉，所以早期的电影，爱情啊什么，都是跟这些有关，都物是人非。但是后来呢，等于现在就讲人的善恶跟野心等等，我觉得《投名状》还挺重要的，因为《投名状》的李连杰呢，其实是我非常能代入的。李连杰幼稚吗？当然幼稚。他可能以为他比刘德华、金城武聪明很多，野心家，但是野心家就是幼稚。我们每天都见到不同的李连杰，不同的庞青云，起起落落。包括我说我要怎么样，我不要老板，我那些其实都是幼稚，到最后这些都不用讲，可能我再做访问，再把这些东西再讲出来，都还是幼稚的。到一天可能我根本就不做访问了，那才是觉得，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讲了，你自己都不需要了解，其实你已经全了解了。
P: 就成了扫地僧了。像《中国合伙人》，口碑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争议的声音，最大的一个声音就是关于价值观方面，但是你其实反复说，《中国合伙人》是很代表你。
C：非常代表我。
P: 你对那些质疑的声音是怎么看的？比如说你讲的是成功学。
C：当然是讲成功学啊，《中国合伙人》是讲发财的，你不讲成功学讲什么呢？
P: 对。他们觉得这种价值观是有问题的，那你觉得，其实这也是你的价值观？
C：不，那个只能证明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是更代表我的，我不是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没所谓啊，我确实不是知识分子。
P: 你说过，其实邓超那个角色是……
C：那个是最像我的。但是不代表他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但是那个是最像我的，就是很急迫要成功的，你回头来看，我是有目的性的嘛，做东西我是希望成功。但是我希望做成功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做的过程里面，我认真地去做，我也没有拍了一个违背我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只是出很多份力去把它做成。包括除了作品本身，我会尽量去配合营销，配合发行去做很多事情使到这个事情成功。其实我唯一跟很多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说出来。谁都这样做，谁不这样做呢？今天中国电影市场允许你不这样做吗？你能拍一部电影不是为成功吗？那不虚伪吗？那不就是虚伪吗（笑）？我唯一分别的就是我坦白而已。
P: 你特意强调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一般电影导演在内心其实还是把自己会更视为知识分子一些。
C：那看你怎么定义知识分子，其实你当然不能说你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你不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我不能够永远冷眼地用很批判的角度去看人生，我还是在人生里面，我还是会被所有的七情六欲打动的。所以我的电影其实也不是那种三大电影节的电影。我确实就不是那样，我也认，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没办法，其实一样，我不能拍给小镇青年，我也不能拍给戛纳，那我只能拍到一个东西，我自己能感动的。
P: 你说更早期，20到30岁这个阶段你是一个兔子的阶段。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乌龟的阶段。做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让你更清晰地看到方向和目标？做兔子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更躁动的那种东西，但是龟的状态是稳的？
C：我觉得每个人走到最后其实都是乌龟，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曾经是兔，曾经是乌龟。有些人可能结果就是乌龟，完全没做过兔，也有，但是我觉得我又做过兔，又做过乌龟，还挺好的。
龟其实是一定走到目标的，只是时间而已，兔是会摔死的。但是我不是不同意能做兔的人去做兔，因为做兔也是一种享受，就等于我说到过《金枝玉叶》之后那感觉，也是一个享受，但是记住，你不会一辈子是兔的，就没有人是一辈子是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