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的女作家
“1960年代初期，我念英国文学时，所有学生必读的一本重要评论作品是《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该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也开创了“细读”批评范例）。惊人的是，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写作这本博学的作品时年仅23岁。同样惊人的是，他正苦心孤诣撰写这本书之际，却被剑桥大学开除了，原因是在他房里发现避孕用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女士用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人类是如何受限于时代：“不是像琥珀里的苍蝇那么僵硬透明，而比较像糖蜜中的老鼠。”3月，全美书评人协会将终身成就奖颁发给这位78岁的加拿大籍女作家—既身处时代的限制中，又以作家之眼旁观时代的限制。
童年的阿特伍德在昆虫学家和营养师组成的家庭中成长。由于父亲昆虫研究工作的需要，阿特伍德自6个月大时，就开始了她的丛林探险。年复一年地进入林区又离开，在八年级之前阿特伍德甚至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全日制教育。但“这绝对是一种优势”，这种经历让文明与蛮荒之间的张力成为她作品常见的主题之一。
经历了丛林与都市双重童年后的1960年代，年轻的阿特伍德创作了小说《可食用的女人》，写出了《圆圈诗集》—获得当年加拿大本土颁发的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的作品和《该国动物》，却无法免俗地要处理面包与水仙花这个永不过时的矛盾。得知获奖消息时，当时正值双十年华的阿特伍德，居然只有一双休闲鞋。1960年代的加拿大，作家是不能算作职业的。她仍记得那个年代“戴副眼镜，邋里邋遢”的自己，并将那时的境况描述为：贫穷和顺从—顺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同期另一位广为人知的加拿大作家，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丽斯·门罗了。阿特伍德回忆，“从1969年，也就是她的故事集《快乐影子之舞》和我的诗集《圆圈游戏》双双出版的那一年起，我跟爱丽斯·门罗便成为了朋友。一次我去维多利亚拜访她，睡在她家地板上。那时许多加拿大人都是从短故事开始写起的，因为60年代的加拿大要发表小说很难。我们都是从罗伯特·韦弗在CBC的电台节目《选集》中起步的。”
她们都跨过了时代降下的火圈。全美书评人协会颁奖人在介绍阿特伍德时评价道，“她不是一个女人，她是20、30个女人。”阿特伍德在写作上的确涉猎广泛而又笔耕不辍。她写《盲刺客》，用宏大而精密的布局，嵌套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创作一些短篇，并将其描绘成“一场诡计多端的客厅游戏”；写《使女的故事》，一部常人理解为未来小说，但阿特伍德本人坚持认为是“思辨型小说”的作品，用以表现“现实生活的逻辑延伸”。她并未在小说中提供解救社会的良方，只是专注完成针对读者“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的使命。有趣的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唐纳德当选后，《使女的故事》这本于1980年代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盘踞23周未下的小说又一次开始热销，并被改编成了美剧，将于4月26日上映。这或许跟阿特伍德对小说创作的功能性的理解有关：作家既是幻象制造者、技工巧匠，同时也是社会及政治权力的参与者。
21世纪初，阿特伍德出席为纪念威廉·燕卜荪开设的讲座时，进行了六场演讲，探讨“身为作家”这一暧昧又永恒的议题。究竟是为了什么写作呢？为了记录现实世界；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为了对死亡做鬼脸；为了赞颂艺术；为了赞颂宇宙…… 玛格丽特从不同的作家处列出写作的动机清单，却未能找到一批共通的动机，于是她只好改为追问写作是什么感觉：“写作或许有关黑暗，有关一种想要进入黑暗的欲望甚至强迫感，并且幸运的话，可以照亮那黑暗，从中带些什么回到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