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不是免费的
共发的雾霾顽疾，也让京津冀在环境领域成为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京津冀雾霾治理政策评估报告》发布会暨雾霾治理政策讨论会。雾霾的成因如何，治理为何难见成效，雾霾治理的难点在哪里？本刊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报告发布人石敏俊，从经济视角解读雾霾治理。
雾霾之源
谈到中国的雾霾问题,人们会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京津冀地区。在石敏俊看来，京津冀地区雾霾尤其严重，有两个原因。
其一，京津冀地区自然条件的约束。京津冀地区西侧是太行山脉，北侧是燕山山脉，又处于平原地区、过渡地带，地形条件相对闭塞。这样的地形，使得京津冀地区容易在秋冬季形成雾，在雾霾进入人们认知范围之前，冬日的大雾天气在京津冀地区并非罕见。同时，气温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的“暖冬”接连出现，导致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环境持续产生。而冬季供暖期的到来，使雾霾问题显得尤为严峻。
其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燃煤排放等。在石敏俊看来，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总量太大，超过了这一地区本身的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经济发展多年，京津冀三地有着各自的发展特征。北京城市规模太大，机动车数量大，排放尾气大；人口密度大，产生废弃物多；大规模城市化中，建筑工地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排放。而在河北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很高，钢铁产业占经济总量三分之一左右，几乎是支柱产业。
自然条件有先天缺陷，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京津冀地区规划发展重化工业有一定的欠考虑之处，另外还存在对国际经验了解不够的情况。几相叠加，京津冀雾霾情况问题突出，或许是无法避免的情况。
雾霾治理，核心是产业转型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三年多来，京津冀三地通力合作，抱团向着协同发展的目标迈进。在2015年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生态环境亦被列为先行启动、率先突破的三大领域之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抓住了关键，既可以解决北京的城市病，又能解决雾霾治理、产业转型的问题，在如今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非常及时。”石敏俊说。
2016年12月，天津，蓝天下的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堂地标性建筑。 东方IC 供图
石敏俊认为，人们对治理雾霾最重要的认知是知道蓝天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石敏俊看来，京津冀三地在生态保护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由国家最高层面来推进，三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阻力。考虑到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水平不一样，治霾的能力和挑战也不一样，随着治理水平提高，协同作战就越来越重要。
“京津冀地区应该在治霾目标上协同配合，而不仅仅是提出具体要求的削减目标。”三地可以建立京津冀绿色经济共同体，从污染物排放、产业结构，到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相结合的机制形成整体联动。
石敏俊认为，从长远来看，协同治理雾霾的思路最终要体现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上。雾霾治理是社会问题、科学问题，也是经济问题。雾霾治理、绿色发展的核心是产业转型，简单的关停企业并不是京津冀地区治霾的根本之策，必须坚定地推进产业转型，减少资源环境负荷，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产业结构转型会带来一定冲击，但经济系统有着自适应能力，会自我调节、减缓冲击。地方政府必须正视雾霾治理给区域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带来的短期冲击，多管齐下，尽量减轻雾霾治理给区域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石敏俊认为，如果考虑雾霾污染可能导致的健康损失，雾霾污染治理的真实经济成本并没有那么大。
2015年11月18日，北京，京津冀首个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建成。 CFP 供图为蓝天努力，没有牺牲是不行的
“产业转型是关键，但雾霾治理、环境保护需要政府、企业、民众共同参与，这已经成为共识。”在石敏俊看来，人们的生活习惯、社会观念、产业保护等方面，都对雾霾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人们必须要树立一个重要观念：蓝天不是免费的，为蓝天做努力，没有牺牲是不行的。
上世纪，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雾霾污染，也有一定的治理经验。工业化前期的日本也曾经PM2.5频频爆表，甚至还因空气污染严重爆发了“四日市哮喘病”——四日市当地人因吸入石化工厂的污染空气导致呼吸疾病。日本的环保力量从民间环保组织、NGO而起，在民间形成舆论压力，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推动政府不得不正视环境保护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先后颁布相关法律，八十年代开始多渠道治理环境污染，民间、政府、立法三方形成合力，加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推动技术进步，在全社会形成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
“不光是企业，我们每个人都要对雾霾治理成本有充分认识，蓝天是有成本的。虽然可以通过临时关停相关企业来短暂地保障蓝天，但长期关闭这些企业，职工安置等可能会带来后续一系列社会问题，产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生活产生的污染，烧电比天然气环保，天然气比烧煤环保，但这三者的经济成本也是一个比一个高。生活成本也会增加，公众的接受程度能有多少？”
石敏俊还举例，北京工作日的早高峰，家长送孩子上学造成的拥堵几乎占三分之一，校车制度如果能够得到推行和保障，就能有效减少高峰时段的汽车流量，减轻交通拥堵，从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但问题又随之而来，没有政府推动的校车制度，校方需要增加相关人员、承担更多风险，因而很难有动力去主动配备校车。
另有测算，北京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期间，燃油消耗量减少了30%左右。根据国际上治理雾霾的经验来看，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燃油经济性能较高，可以降低油耗，分批改造、替换成混合动力汽车，污染排放量可以降低。但现在的情况是，混合动力汽车几乎被国外市场所占领，如果从环境层面来考虑，是不应考虑市场保护的。
所以，石敏俊认为，环境保护、雾霾治理并非只是从上至下的线性行为，是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在这些方面，城市管理还大有可为。
环境规制无法一刀切
石敏俊认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一是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二是发展新型绿色产业，例如高端服务业、旅游业，转变产业结构，尽可能减少对环境影响。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等长期策略发挥作用之前，在治霾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尤为不易。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自然提高，随之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加大，对企业的约束更大。另外，人们环保意识增强，城市管理经验增加，也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浙江、江苏、广东几个经济实力强省就在环保治理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比如浙江绍兴柯桥以纺织印染为主业，如今环境规制提高后，锅炉变烧煤为烧天然气，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对环境污染企业能有类似‘自我净化’的作用。”石敏俊以自己的家乡浙江新昌山区为例，上世纪80年代时是将荒山开垦种植玉米，如今人们有了更好的收入来源，早已淘汰低收入的玉米种植，逐渐也就恢复了绿水青山。同时，石敏俊也认为环境规制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自然条件有差别，环境容量不一样，空间差异化的环境政策，一刀切不现实，也做不到。
石敏俊认为，雾霾治理需要运用经济规律和经济手段，包括税收、补贴、绿色信贷等各种经济杠杆、激励和惩罚措施。对于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构建雾霾治理的长效机制，经济手段更加有效。应当更多地运用经济规律，采用经济手段，去影响居民、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促使其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治霾目标需从数量走向质量
在《京津冀雾霾治理政策评估报告》中还提到，可以考虑调整雾霾治理的政策目标。对此，石敏俊解释，北京市的减排行动计划拟减少污染物排放量63%，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减排任务。如果只硬性规定把PM2.5年均浓度降低到60微克，雾霾治理的边际成本将越来越高。北京PM2.5主要来源于生活，涉及范围广，与民生相关，治理社会成本高、代价大、见效慢。同时，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即使实现了削减PM2.5的目标，但PM2.5浓度仍然很高，比北京高出不少，与人们期望的环境质量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污染物总量减排的目标设定以来，可谓毁誉参半。降低PM2.5年均浓度仍可作为雾霾治理的政策目标，但雾霾治理的政策重点应转向如何减少重污染天气的出现频率。”
石敏俊建议，为了使雾霾治理的政策目标更加科学、更具可操作性，应该将浓度目标转换为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管理手段，在科学确定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制定现实可行的污染物减排计划，使得PM2.5浓度目标的实现具有科学的保障。在推进产业转型，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污染物减排措施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切实控制和减少冬季静稳天气条件下的污染物排放。
“从国际上治理雾霾的经验来看，二三十年都正常，十年见效也有可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累积起来的问题解决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各项措施到位，企业成功转型，十年左右或许能见到明显改善。”石敏俊说。
2016年8月30日，北京，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电暖器的安装及内线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居民可享受无煤化供暖。 CFP 供图
重雾霾来袭，学校停课，老师“直播”上课。 CFP 供图
2015年6月12日，北京，蓝天和晚霞映照下的国家大剧院。 摄影 梁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