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官。
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那年夏天,我在10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就餐餐自己做三明治,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干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4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真是卖命地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1995年我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
(摘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激情岁月:郎平自传》一书)
2016年8月20日,在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女排在主教练郎平率领下,时隔12年再获奥运会金牌。图为中国女排夺冠后,郎平激动地拥抱女排姑娘庆祝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