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当“童工”
2016年11月21日，有媒体曝光江苏省常熟服装城附近服装小作坊存在雇用“童工”现象，并存在买卖云南“童工”的问题，最小的13岁，每个“童工”约2000元。经警方查实，视频曝光的该小作坊为无证无照服装加工黑作坊。图为常熟服装城，雇用“童工”的小作坊就在此地附近。2016年11月21日，有媒体曝光了江苏省常熟市一些服装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开了社会的一道伤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满16周岁、本应在课堂上读书、无忧无虑地度过青春时光的孩子，来到了机器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及其家庭是被欺骗还是主动作出的选择？最近，记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进行探访。 “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
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的安顺市，是我国最早确定的甲类旅游开放城市之一。在安顺市境内，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龙宫两个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拥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之秀”等美誉。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当地人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十二茅坡曾是军马场的分部之一，为部队繁殖养育军马。上世纪70年代军马场被撤，十二茅坡的农业开始兴起，出现了一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药材产业的公司，还有从事禽业养殖的公司，漫山遍野种植了茶树和烟叶。
这片地广人稀的前军马场上，“原住民”并不多。随着各种企业的兴盛，十二茅坡也开始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人前来淘金。外乡人在这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下破旧的房屋，自此驻留。
杨某朋（注：本文中人物均不显示全名）是此次媒体曝光后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就随着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间破旧的房屋里。记者费尽周折找到王某英时，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树丛间寻找虫草。她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能寻找到虫草。”因为大量的采挖，虫草已经很难寻找到了。
王某英说，为了寻找到收购价为每根1.5元的虫草，需要运气，更需要劳作。“弯着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她就非常满足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本寨乡。寨子曾被火烧了3次，“没法住了”，便于2011年迁徙到十二茅坡。购置“新家”花费了3万多元，几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买墓地、安葬也花了不少钱，家里由此欠下了债务。迫于经济压力，老人的独子杨某海（“童工”杨某朋的父亲）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他们出去打工的收入低，每年给家里的钱也不多，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大事才回来。”王某英说。
在“童工”杨某朋外出打工前，65岁的王某英带着孙子杨某朋和两个孙女留守，艰难地一起生活。王某英说，家里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读书，“长大了成才”；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杨某朋此前在邻近的鸡场中学念初一，“喜欢玩手机，我管不了他，孩子自己也不想读书了”。
2016年春节，15岁的杨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后，一个“老板”来到他们家门口，向大人表示可以带孩子出门去打工赚钱。根据老人和当地村民的描述，“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没有其他选择。至于什么年龄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违法等问题，他们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当时，“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没有着落，安全有没有保障，有没有谁能管教孩子让他不要学坏。对此，“老板”说，有老板管着，没事的。大人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工资。双方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来。关于工资的数额，低收入的乡亲们很容易满足，往往是“老板”报出一个价格，孩子的父母感觉“大体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这样，2016年2月，在邻居眼中“有点叛逆”的杨某朋被父母交给“老板”，“老板”承诺保证孩子的安全。随后，杨某朋便和后来出现在新闻里的“童工”一道坐车去了厂里。王某英和他的儿子儿媳并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之所以能产生信任，是因为有一个当地的成年人曾在“老板”那里干过两年，认识对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坏事的”。
至于孩子到“老板”的工厂每天干什么活、有没有定额任务、工作的时间有没有上限等问题，“什么都没说”。老人摇摇头告诉记者，孙子学习成绩不算好，自己也不想读书，“不怎么服管教，让他出去吃点苦，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后，再看他愿不愿继续读书”。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说，家里不指望他挣多少钱。
杨某朋到了工厂后，曾给家里打过电话，但没寄过钱。他在电话中宽慰老人，“别担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错”。王某英带着两个分别念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孙女，继续在十二茅坡留守。
杨某朋的离开，并未显著减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老人仍然过得非常拮据，盼望着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间隙，能有点零工做。但这位65岁的老奶奶除了采茶，其他每天能挣几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生活的艰辛，迫使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难以规划孩子的未来。就这样，少年杨某朋离开十二茅坡，成为一名“童工”。
来自云南文山的“童工”小熊只有15岁。他说：“计件数从每天350件，增加到500件，后来又增加到了720件。” “童工”们“一个月干28天，每天早上7点半干活，虽然说干到晚上10点多下班，可活干不完的，就得加班，有时要干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视频截图）“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在江苏省常熟市被发现的这批“童工”中，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家的房屋前后排挨着。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songli”牌电视机，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此外，除了电饭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电灯，就没有别的电器。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记者的造访，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会写。”她风一般地跑出去，叫来自己的亲戚、同时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一起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黎某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6岁的姐姐黎某健念初三，成绩比较好，希望能继续念书；10岁的大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8岁的小妹念一年级。2016年，孩子黎某龙开始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挣更多的钱。
熊女士告诉记者，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她看来，这种极度的贫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有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妹会一个人吃午饭，中午从来没有见她吃过肉。”熊女士噙着泪说，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泡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却没钱了，发烧、 头 疼， 还 晕倒了，我就借给她100元，让她到医院去看看。”熊女士说，“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些开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这一家子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时候，我就去。”让杨某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我很难打上工，一个月能打三五天工就不错了。那些老板说，‘你是带娃娃的人’”。
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干点农活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换几个钱”。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债务源于购房，也因为医治孩子的病：2016年上半年，二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在紫云县医院治疗，花了1万多元；2015年，三女儿黎某欢也曾到贵阳做过手术，花了5000多元。
这样贫困的家庭，为什么会生育4个孩子？杨某妹称“大家都这样”——在偏僻的山乡，一代又一代的老人传承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认为多生几个孩子，孩子们之间也能相互有个帮衬。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读书。念幼儿园时，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们勉力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需要分别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
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可儿子说，家境不好，自己成绩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
“我们就让他出去试一试，如果能适应，以后再说。”杨某妹说：“如果适应不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长大一些后，再决定是不是让孩子出去打工。”
黎某龙在念完小学六年级后，2016年开始外出打工。无论是在紫云县的老家，还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几乎所有离校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黎某龙没有手机，每次和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手机。如果家里给他打电话，也需要打通别人的手机后，约定一个时间，然后再拨打过去。黎某龙在电话里告诉家人，“老板”对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时也会抱怨，说加夜班受不了”。听到这样的话，杨某妹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劝孩子回来，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坚持1年，“过年回来了再看”。
黎某龙离开家的过程，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老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每月2500元，家人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至于具体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长时间、必须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证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细节，双方并没有明确议定。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仅仅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时候把钱一并交给大人。
为了让“老板”对孩子好一点，心疼孩子的杨某妹还给“老板”送了花生核桃，这是她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杨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将自己孩子带走的“老板”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老板”还是“中介”。这些天性淳朴又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父母，坚信“老板”会恪守当初面对面许下的承诺。
黑作坊老板为了控制“童工”，采取扣押“童工”身份证、银行卡，没收手机，到年底才发工钱等办法，甚至雇用打手监视。（视频截图）“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记者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韦某胜家里后，听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
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市宁谷镇某村，家门口就是学校。韦某胜79岁的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老人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的奶奶，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差。乡邻说，她“不能站，只能坐着，讲不了话”。
韦某华共有5个儿女，目前随小儿子韦某平（“童工”韦某胜的父亲)一起生活。
韦某华说，小儿子韦某平从未念过书，“没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干体力活”。2016年，因为母亲病重，韦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护母亲，偶尔去附近打零工。
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庭的贫困：石头砌成的房子已经裂口，裂口最宽的地方，足以将手掌放进去，“要不是用棍棒撑着，可能就会垮塌”。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庭，“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题”，几年前，韦某胜的母亲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虽然穷，我们还是尽量节约，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韦某华说。
在乡邻们看来，小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种名目的费用，“还是得花钱”。而外出打工，虽然未必能赚多少钱，“但过年起码能买一件衣服”。他们并不认为做“童工”是错误的决定，相反，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的决定，“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要养活这一大家人，他父亲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岁的爷爷还得去干农活。”乡亲们说，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几分，老人种的所有粮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种地基本不赚钱，年轻人还能喂牛喂马，可是他一个快80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喂牛喂马了”。乡亲们认为，在韦某胜的父亲因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韦某胜成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村里14岁至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并不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用”的观点也并不坚守。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些成绩较差的孩子，父母和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读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也未对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当地有传言说，曾有“童工”误入传销行业。这样的悲剧，并未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根治贫穷才能禁绝“童工”
“童工”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部分家庭的贫困，并且缺乏摆脱贫困的路径和希望；同时也在于，这些家庭对于读书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部分父母无力支付孩子从小长到大的全部教育成本，甚至期待着孩子尽快挣钱养家糊口，一旦面临读书和打工的选择，就会放弃前者而选择后者。
可以说，只要贫困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部分孩子成为“童工”就难以禁绝。破解“童工”问题，最根本的是提高最低收入者家庭的收入水平和认知水平。他们需要帮助，以其自身能力，几乎无法完成“脱贫翻身”。
为此，首先需要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对于那些极度“缺血”的家庭，应该进行适度“输血”，扶真贫、真扶贫，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推进精准扶贫。
第二，要持续推进城镇化，让有条件的孩子进入城镇。逐步将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让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第三，要推进产业转移，让农民有就近务工的机会，兼顾家庭。应引导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让贫困地区多出致富门道，提供就业机会，吸引打工者返乡就近务工，同时照顾家庭，减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象的出现。
第四，要推进适度经营，让务农家庭能得到和其他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同时，应该针对部分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现象有所抬头的问题，推出更加宽松的政策措施，让这些土地的价值被利用起来，让农民的“蛋糕”总额有所增大。
第五，改变人们“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观念。如今，民众普遍更加重视后代的教育，但与此同时，“读书无用论”思想在部分落后农村地区的影响较大。应该让这些家长认识到，知识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当下，更体现于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的体力劳动的价值将越来越低，一旦没有知识和技能，不仅将长时间维持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更将越来越难于找到“饭碗”。
第六，强化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让农村孩子看到未来。如今，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已经非常大，加上城乡家长的经济实力、教育理念的差距，城乡教育的“剪刀差”越来越明显，“寒门子弟考学难”，部分农村孩子丧失参与考试竞争的兴趣和信心。他们的心思一旦脱离学校，“童工”现象就会成为必然。为此，应该切实采取措施，确保经费、师资向农村教育倾斜，让农村家庭为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实际开支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维持在较低水平，让每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从而让孩子们能留在学校里。
第七，要推进“免费”且“有用”的中等职业教育。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渐进式地实施了广泛的免费政策，让“穷孩子”低投入甚至“零投入”就能成为合格的劳动者，为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雪中送炭”。中职教育应避免因为“免费”而沦为“劣质教育”，其功能不是“穷孩子不花钱也有老师把他带大”，而是“学生真正能学到一两项技能”。否则，一旦“学和不学一个样”，部分农村孩子就会认为“早点打工还可以多挣两年的钱”。
（据《中国青年报》)
一位接受采访的服装加工业从业者说，这些加工厂都是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来制作服装，一个人只负责一道工序，以降低操作难度。图为黑作坊服装加工车间。（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