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不管以何种论点评价中国电影，首先必须做到“纲举目张”。如果这个“纲”指的是产业和票房，那么其“目”则必须依据资本运营核算的商业逻辑成败来进行评价；而如果这个“纲”指的是内容和品质，那么其“目”则要依据文化精神的价值坐标和艺术能量的扩散程度来进行辨析。如一些文章中所述的，因为“票房不利”进而得出“内容失败”，或另外一些文章中认为的，因为“票房大卖”进而得出“艺术精进”，这种将产业逻辑和文化逻辑混为一谈而得出的观点必定是片面的。事实上，在2016年的中国电影中，“票房高”而“评价低”，或者“票房低”而“评价高”的电影更加普遍。
所以，对某一特定时期的电影发展状况的合理评价，必须区分“创作端”和“接受端”，也必须讲明“产业端”和“文化端”。这也是当前文化领域各种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症结所在。一个电影批评者对创作、接受、产业、文化等层面的回顾与总结，必须站在准确的历史坐标和科学的美学立场上。既然如此，笔者的这篇文章就不会面面俱到和双手互搏，而只会阐明2016年中国电影创作端的两个显著特征：
一、题材拓展
2016年的中国电影至少在以下12种题材上有所突破：
涉案现实题材《湄公河行动》、《追凶者也》、《踏血寻梅》。在保持案件真相结构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电影改编，使之具有较强的情节特质和观赏价值，这三部电影的创作足可写进电影院校编剧专业教科书。
青春爱情题材《七月与安生》、《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尽管都是爱情题材，但创作手法各异，最终都达到了感动观众的效果。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从中感知到审美温度和力度。
反讽喜剧题材《驴得水》。从话剧到电影，艺术形式之间的转轨机制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以喜剧之“壳”包裹悲剧之“核”，以娴熟精确的表演驾驭冷峻深刻的主题，《驴得水》呈现出一个比现实更加“现实”的世界。
魔幻现实题材《美人鱼》、《盗墓笔记》。《美人鱼》以33亿的票房佳绩展示出周星驰绝妙地游走在中国电影题材夹缝中的深厚功力，对题材的敏感度和对爱情主题的“非一般”表现，以及夸张而不违常理，“无厘头”但“笑中带泪”的叙事技巧，更加闪耀出“喜剧之王”的恒久光环；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盗墓笔记》除了具有较为扎实的情节，在内容的还原上也做足功课，“小鲜肉”并未如预期成为影片的负能量。
动画儿童题材《功夫熊猫3》、《大鱼海棠》。前者延续了成熟IP的吸睛魅力，后者继《大圣归来》之后，提升了高品质国产动画电影的新高度。《大鱼海棠》虚构出令人耳目一新且无与伦比的艺术世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融入其中，给观众带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电影空间。大多数人宁可不去追究其细节漏洞，而宁愿沉浸在这个独特的叙事空间中，去感受纯爱的情感力量。迥异于其他低智商动画电影如《熊出没》、《秦时明月》、《铠甲勇士》、《猪猪侠》等，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精神涅 。
奇幻历史题材《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由98版《水浒传》编剧冉平操刀的这部经典IP改编电影，的确没有令人失望，可以说该片全面超越了两年前的《大闹天宫》。通过为原著中原本扁平化的白骨精赋予独特个性，进而使简单的除妖故事更具戏剧性，情节冲突更多，并且与中国传统志怪文化巧妙结合。
伦理道德题材《路边野餐》、《长江图》、《塔洛》。艺术电影、诗化电影、哲理电影⋯⋯这三部电影几乎收获了所有商业院线电影以外的正面评价，与2016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倡导成立的全国第一条艺术院线遥相呼应，正在预示着中国艺术电影的春天即将到来。
科普纪录题材《我们诞生在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进院线向来被认为是赔本赚吆喝，但今年这两部特殊的纪录片，一个取得6000万票房，另一个票房接近千万，相比于各自的投资规模来讲，均已达到预期，这种结果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是由于制作精良、主题新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发行策略给力、市场定位精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纪录电影进入商业院线。
非遗保护题材《百鸟朝凤》。这部由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执导的绝唱之作从拍摄到放映，承载了太多电影内外的话题。电影熔铸着吴天明对人生、对电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感悟，这样的题材尽管小众化，但却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电影也给出了一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路径。相信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类似《百鸟朝凤》的动人故事。
政治现实题材《我不是潘金莲》、《老炮儿》。能够让这两部直面政治文化现状的影片过审，并且发酵出足够的话题效应，足见管理部门已经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中国复杂的政治现状。两部影片在主题选择上足够“实事求是”，在表现手法上也足够“解放思想”，这样的电影才真正地融入了人民的生活，才真正把人民作为历史的“剧中人”，而带来的结果也必定是观众对该类题材的热烈欢迎。
战争历史题材《我的战争》。2016年几乎是同时，这部电影和电视剧《三八线》以朝鲜战争作为主题，而在创作手法上均有较大创新。从形式美学上看，《我的战争》是一部制作精良的战争电影，其服装、化妆、道具、表演、摄影、特效、剪辑等因素，已经接近于国际水准。
虚构警匪题材《寒战2》、《使徒行者》、《树大招风》。从现实世界中采集一些零散的片段，虚构出一个看似完美的警匪二元平衡的空间，而后通过一种力量打破这种平衡，英雄主义本色显露，使之回归平衡。这是香港警匪片颠扑不破的模式，只是2016年的这几部影片从形式感上做得更加考究。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题材拓展的背后是电影创作者在内容开发领域的多元化思维与创新扩散意识。这种拓展彰显出两种创作趋势：一是对陌生题材的涉猎，体现了一种内容创新趋势；二是对原有题材的精细化打磨，体现了一种工匠精神。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电影在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最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文化失守
笔者提出中国电影“文化失守”，一定会令人觉得危言耸听。中国电影文化正处于大发展大繁荣之中，何来失守之说？
在本文的开篇，笔者就提出要把产业和文化分别看待。实际上，在文化领域，资本的密集度越高，失守的可能性就越大。道理很容易理解：资本在推高文化产品物质属性的同时，也在压低着其精神属性。如果一件艺术品动辄价值连城，令全球买家趋之若鹜，说明这件作品已经超越了文化的精神属性，不再代表特定群体的精神文化。如果一部电影在全球任何市场上都赚的盆满钵满，那么它也就失去了所谓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共文化产品。
所以，对“文化失守”命题的阐释，原本就包含了“失”与“守”两个对立面。要搞清楚文化是否失守，先要搞清楚“文化”以及“电影文化”阵地的组成。
众所周知，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文化的概念众说不一，但无论任何定义方法，都会提及其“相对性”。相对性、包容性、交融性，无不隐含着其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一言以蔽之：“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所指“民族”，也即是建立在“自觉、自信”基础上的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认同，“明白自身文化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并自觉承担起文化责任。”
电影和文化所组成的词组，有两种含义：其一，作为文化的电影所依附的艺术；其二，作为艺术的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前者视电影为一种本体意义的纯粹艺术，仅以美学标准来进行评判；后者视电影为复合化的、主客体统一的“艺术作品”，需要以多重标准来进行审视，何为“多重”？马克思主义提出“美学的、历史的”，毛泽东思想主张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这不但是电影批评的标准，更是电影所应承载的文化责任。
文化责任是文化自信的前提，电影文化概莫能外，只有自觉承担起文化责任，才能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做出贡献，才能真正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那么，电影的文化责任究竟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而2016年的中国电影在履行这些文化责任的过程中做得如何呢？笔者认为：
第一，体现在是否“讲清楚”而非“弄糊涂”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用“四个讲清楚”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在宣传中国特色时的方法和依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博大精深，但主旨和要义并不复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有为、和谐中庸、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等，以此标准反观2016年的部分中国电影，很显然是不合格乃至背道而驰的。
如据说被某机构评为贺岁档最高满意度的《铁道飞虎》，仍然通过神剧、雷剧的逻辑消费着我们本已被破坏的体无完肤的战争历史观。令笔者不解的是：影院中残存的笑声，究竟是送给成龙父子，还是送给那段被戏谑的铁道游击故事？
另外几部题材相似的战争电影如《快手枪手快枪手》、《钢刀》，同样把故事建立在完全虚构的历史事实之上，并且引入了神乎其神的动作元素，把一些看似具有吸引力的情节元素如女特务、小痞子、日本人、731部队、传国玉玺、神枪手等搞出一个“铁锅乱炖”，实在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低俗讽刺。
2016年度的几部以民国为背景的电影如《危城》、《罗曼蒂克消亡史》、《驴得水》等，从叙事角度来看各有优点，但从历史文化角度，加上电视剧领域的《麻雀》、《解密》等等，影视作品对呈现“民国风”、展现“民国范儿”热情不减，但随之而来的也是观众对民国历史文化的更加疑惑！是确如《危城》、《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所表现的血腥而悲惨，还是如《驴得水》中展现的民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梦想乌托邦？把一些虚构的故事放进民国的历史空间中，无非是想逃避现实题材电影的苛刻审查。但近年来，民国题材电影的泛滥已经把真正的民国文化遮蔽甚至摧毁！
经典的形成，除了自身的叙事逻辑自洽之外，往往也假借着历史文化的魂魄。在这一点上，《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是值得称道的，其在不改变原有故事主体结构的基础上，融入创作者新的文化反思，从而给观众带来新的启迪，这样的改编值得鼓励。但2016年电影创作中，如《封神传奇》、《大话西游3》、《卧虎藏龙之青冥宝剑》等等的“毁经典”现象则令人愤怒，这三部电影的一个共同点是，创作者根本无视原著的基本结构，对经典生吞活剥，随意杜撰，也就难逃失败的命运。
第二，体现在是否“植根于”而非“游离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文化现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便是当代人所还原的历史和幻想的未来，也已经打上了当代的印记。这也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题中之义。具体到电影创作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需要的就是一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宗旨。这同时也是中国电影的重要文化责任。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审视2016年的中国电影，“小惊喜”难掩“大失望”！用强烈的形式感去掩盖内容的空洞与虚渺，用“伪现实”图解“现实”，是2016年一大批电影的明显特征。民间舆论评价颇高的《驴得水》、《我不是潘金莲》均选择“以小博大”的创作思路，即通过一个小问题讽刺大社会，在通过小人物的“极端遭遇”带给观众笑料的同时，反映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些极端现象，但影片背后的艺术真实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我不是潘金莲》在形式感上采取圆形构图，很大原因是希望分散影片在内容方面“失焦”的尴尬，因为影片中的政治文化与实际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同样，电影《老炮儿》中刻意将当代社会的肮脏一面粉饰美化成一个充满道义、侠骨柔肠的另类江湖，去映衬讽刺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另外一种腐败和肮脏，用鸵鸟、军刀等形式元素掩盖创作观念上的非正义。《老炮儿》之“炮”究竟是投向了少数人的人心，还是投向了最真实的社会生活，创作者想必心知肚明。
如果在2016年的电影中找到一部“离地最远、离天最近”，完全“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例子，则非《爵迹》莫属。其情节混乱、内容天马行空，是非不分、善恶莫辨，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脱离大众，真正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类比到2016年度另外一些纯属虚构的电影如《惊天破》、《摆渡人》、《冲天火》、《捉迷藏》，其实都是中国电影的不同层面的“《爵迹》”！
第三，体现在是否“弘扬了”而非“糟蹋了”核心价值的精神文化特质
诚然，数百亿的中国电影市场，我们不能苛求每一部电影都承载着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核心价值是一条主轴。电影创作路径方法策略可以多样化、精细化，但不能去思想化、去观念化、去历史化，甚至伪思想化、伪历史化。
2016年岁末，一场因“电影《长城》到底该给好评还是差评”的论战，让人们深度聚焦中国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创作者认为，我们请的是一流导演、一流团队、一流明星，用的是一流的文化符号—长城；从《山海经》里请出怪兽，从奥运会中获得灵感，从历史书里找到的磁铁、弓箭、黑火药、孔明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把中国文化的“零部件”塞给好莱坞编剧，就必定能组装出一头超级“文化怪兽”，也就必定能在中国市场上收获足够的票房和荣耀。
而主流的影评者认为，《长城》在结构上无视基本规则，胡编乱造，绝非在讲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在精神表达上无视核心价值、不伦不类，绝非在传递真正的“中国精神”。在笔者看来，关于《长城》的论战反映出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价值混乱、标准缺失的严峻现实。这种现实，也只有当《长城》这样的超级大片出现时，才能够引起管理部门的注意。
2016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历经12年起草修改，终于通过。平心而论，其中并无太多亮点。各项条文早已在日常的电影创作中付诸实施。只是本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增加了电影创作者的使命意识和国家意志。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15年来，成绩不小，但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这说明要想实现《电影产业促进法》总则中的第一句话:“为了促进电影产业健康繁荣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电影市场秩序，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