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你够A吗？
1985年，漫画家埃里森·贝克戴尔（Alison Bechdel），美国艺术家和女同性恋活动家，在漫画作品《规则》（The Rule）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女主A和B是一对同性恋人，A对B提议一起看个电影，但只能看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电影：电影中必须出现至少2名女演员，而且她们必须有名字；这些女演员之间必须有对话；对话主题不能只涉及男性。
这3条被人称作“贝氏测试”的标准最初只是个玩笑。“这个标准看起来太儿戏了，”艾琳·迪乐（Ellen Tejle）女士对《人物》说，她是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叫Bio Rio的艺术影院经理人。这3项标准如此简单明了，她想了想，何妨一试呢？“开始我以为我电影院里放的所有影片都能轻而易举地通过这个测试。那是2012年，结果让她大吃一惊。《魔戒》，不通过；《阿凡达》，不通过；《搏击俱乐部》，不通过……无论是瑞典电影还是主流美国电影，80%的电影都无法达到这3个看似简单的条件。
有时候电影中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但围绕着她的都是男性，没有和同性交谈的机会。更常见的情况是，标准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中，女性角色总是性感的、柔弱的、哭泣着的，她们等待着被英雄拦腰抱起飞上天，或者在地球被拯救后冲上前去，在一片废墟中给英雄一个热吻。
“如果我们把3条标准反过来，很有可能它们开头的前5分钟就全部达标了。”艾琳说。当发现仅仅是在一部电影中找到两个有名字的女性角色都如此困难时，这完全颠覆了艾琳对自己所处的电影行业中性别平等的印象。“如果我都没有这种意识，其他人可能也没有意识。电影行业可能也没有意识，只觉得我们好像是平等的，男女好像在电影中各占一半，女人们也有自己的故事。”
自此，艾琳开始认真地算数，她从美国著名演员吉娜·戴维斯（Geena Davis）建立的媒体中的性别研究所（Geena Davis Institute on Gender in Media）找到了一些数字。吉娜主演的电影《末路狂花》是她最爱的电影之一，电影里讲了两个普通女孩的公路旅行。“她们完全不管男人怎么样，开车上路，杀人放火，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吉娜和布拉德·皮特做爱。这部电影一度被认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好的，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女孩们的故事了。’”但是事实证明，在大银幕上看见女孩们的故事仍有待时日。
该研究所统计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3年以来的所有电影，用精确的数字和比例展现女性在电影行业中的地位。结果显示，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仅占12%。有台词的电影角色七成是男性，三成是女性。有工作的角色，八成是男性，两成是女性。后两个数据从1940年至今，70余年来毫无改变。
这些数字重要吗？重要。吉娜的研究所同样研究了电影会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研究发现，5岁以前，儿童的喜好和认知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分化，但是5岁之后却发生了急剧转变。女孩对人生的追求被极大地限制了，5岁以后的小女孩大多表述自己的理想是变成公主、情人、妻子、女儿和母亲。
“这些都是电视和电影中最常见的女性形象，电影剥夺了女孩的梦想。”艾琳说。在各种热播动画片中，主角都是男性，女性大多只以男主角的配偶形象出现。比如唐老鸭中出现的女性角色就是他的母亲和女友，出身无名的阿拉丁有个公主当女朋友，爱吃菠菜的大力水手也有女朋友。即使像《美女与野兽》这样看起来以女性为主角的迪斯尼电影，女主角说话的时间也只占整部影片的29%，花木兰是22%。
“如果她能看见榜样，她就能成为榜样（If she can see, she can be it）。” 这是吉娜研究所的口号。在热播美剧《24小时》中，曾出现了一个黑人总统角色，这个角色正直、聪明，非常正面。那是黑人第一次在主流电视剧中饰演总统。剧集播出4年后，奥巴马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并最终获得成功。有人认为《24小时》对奥巴马当选有积极作用，因为这部电视剧第一次让人可以想象一个黑人总统。
电影行业能帮助世界变得更好吗？艾琳与吉娜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如果电影确实拥有影响大众的力量，那么在性别平等方面，电影不仅没有塑造优秀典范，甚至与生活真实情况不符合—在现实世界中，说话的女人显然和说话的男人数量差不多。
“我希望为改变现状助一臂之力。但我没有钱，我也没法拍电影，我只有一家电影院。”艾琳说。2013年起，艾琳借鉴了贝氏测试的3条标准，正式发起A名单运动，达到3条标准的影片就能获得一个A（approved）的标记。
A名单无关一部影片的质量高低，得到A只表示影片达到了这3条标准，但不足以证明这就是或者不是一部女权主义/性别歧视电影。一直有声音质疑贝氏测试过于简单。“我希望做一些可见的工作来提升电影里的性别平等，我们希望有一些积极的、可见的东西来揭示性别问题，而不只是谈论它。”艾琳说。
她将A名单完全开源。每个人都能给任何电影评A并添加到A名单的网站上。人们可以下载A名单的标记，自己贴在电影院达标电影的海报上，可以在网站上增添通过测试的影片条目。所有资源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使用。
“这项工具很简单。它是一个积极的工具，不是在批评你没有，而是在肯定你有……你需要自己来算个数，而不是依靠感觉。”“直觉是错的，是不可信的。”
“我小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在意性别平等这件事，我以为生活在世界上性别最平等的国家，我应该和我的男性朋友有一样的机会，人们也不应该因为我是女性就对我有不同的看法。”艾琳说。她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家庭，小时候家里没有钱买洗衣机，也没钱付暖气费。艾琳没有新衣服，也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出去旅行。即便如此，她从未感到未来会因自己的性别身份遭遇障碍。在人们的直觉中，瑞典是世界上性别最平等的国家。女权在瑞典一直是一种政治正确。1921年，瑞典女性就有了选举权，1938年，堕胎合法化，1970年代，因为有了育婴假，女性的职业发展受到了鼓励。现在瑞典的育婴假长达4个月，如果夫妻平分育婴假还能得到额外的奖金，这让“瑞典爸爸”—带孩子的父亲，与宜家和肉丸一起成为了瑞典特色之一。
但是如果认真算个数，实际结果会与表面大相径庭。在瑞典，女性一生的总收入平均比男性少了42万美元。艾琳向《人物》举了个例子，瑞典交响乐团中八九成成员都是男性。尽管乐团有主观意愿改变这一现状，但是每次招人招来的仍是男人。最后乐团想了个办法，他们找了个空房间，拉上布帘，铺好软地毯，这样招聘者就只能听到他们演奏的声音，完全无法判断应聘者的性别。此举一出，新招来的成员中男女对半。
“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在无意识地按性别评断一个人。我也有这种无心的性别偏见。同时这种偏见也关乎我作为一个女性是如何被人判断的。”
从小，艾琳的愿望是当瑞典的首相。后来她看到了历任瑞典首相的照片，一张张谢顶中年男子的大头像中，没有一人长得跟她一样。那时她觉得，自己可能不太能成为瑞典首相了。“女性难以成为领袖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她和男性竞争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男性，这是在选举中很难解决的问题。”艾琳说。她接受《人物》采访时是2016年9月，美国大选的结果还未明朗，很多人看好希拉里获胜。特朗普取胜，有人开玩笑说，在女人和疯子之间，人们选择了疯子。
2008年，美国编剧詹妮弗·凯斯勒（Jennifer Kesler）撰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电影学院教编剧别按照贝氏测试写剧本》的文章，在文中她愤怒地记下了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电影的一段经历，UCLA所有的教授都告诉她，她只能写以白人异性恋男性为主角的剧本。“观众不想看到一堆女人在那儿叽里呱啦讲话。”教授还告诉她，这可不是我说的，观众就是这样的。
但当你真正算起数字，这一电影行业一直继承的所谓传统或许遵循的只是偏见。一开始瑞典电影工业对A名单运动不屑一顾，觉得这只是愚蠢的女权小玩意。“后来他们发现，通过A评级的电影能赚更多钱。”艾琳说。一家数据机构调查了1990年到2013年发行的1615部电影，结果是，通过了贝氏测试的电影的成本普遍比其他电影低35%左右，但同样投入1美金，通过了贝氏测试的电影比未通过的能多赚0.23美金—投入低回报大，简直是双赢。这是因为女性已经成为电影的主流消费者，她们愿意看到女性角色，同时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往往制作成本更低一些。
商业效益开始让专业电影人们重视起这项测试，甚至有导演和编剧在开拍前把剧本拿来给艾琳看看是否能评A。3年过去，A名单运动已经推广至全球，艾琳刚从巴西回来，巴西的20家影院和巴西电影学院已经开始了A评级。美国的一些州已经有政府规定所有的电影都要接受A评级，柏林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都已经采用了A评级。2016年9月，艾琳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国际女性影展，将A名单运动带到了中国。
在瑞典语中，“A rate”已经成为一个新词汇。年轻人会说，“嘿，今天的聚会怎么样，够评A吗？”
“有时，大多数偏见都是无心为之的，一切都关于意识，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去抵抗传统，改变偏见。”艾琳说。
《人物》问艾琳放弃当首相后，现在的愿望是什么。“放弃？我想那是在我……等等，我觉得我直至今天都还没放弃”，艾琳说，“我还是想当瑞典首相。”至今为止，瑞典从未有过女首相，而美国刚刚失去迎来一位女性领导人的机会。但艾琳仍然相信她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只要她能看见，她就能做到。反之，无视问题的存在，必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016年9月，艾琳·迪乐将A名单运动推广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