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供给结构上，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及其生产领域，供给不足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和生产领域。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强，有效供给不足。我国出境购物、“海淘”购物快速增长，2014年居民出境旅行支出1万亿多元人民币，2015年就将近1.5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需求结构上，内需外需关系失衡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并存。从内需外需关系来看，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但2015年出口依存度仍然达20.87%，比日本高6.6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高8.6个百分点左右。从投资消费关系来看，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仍然偏高，今年上半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37%。
三是产业结构上，三次产业结构失衡与各产业内部结构失衡并存。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虽然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4.1%,但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从各产业内部结构来看，现代农业发展滞后，传统农产品多而不优；我国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位置（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我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国，却是服务贸易逆差国。
四是资金配置上，货币总量宽裕与资金向实体经济传导结构性失衡并存。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信贷供给和社会融资规模呈较快增长态势，2015年末M2/GDP超过200%，广义货币信贷余额/GDP超过190%；20132015年，信贷增速持续快于GDP增速与CPI涨幅之和，且增速差距一直在扩大，从3.7%扩大到了4.9%。但同时，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反映突出，资金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配置失衡。部分大企业、政府类项目存在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占用大量信贷资源，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大量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也挤占了相当一部分金融资源，一定程度上将资金成本转嫁到其他优质企业。这导致风险-收益关系和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扭曲，并推高无风险收益率。
二、主要原因
一是市场体制机制建设不完善。市场要素流动壁垒较多。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激励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发展，设置不少的显性或隐性的要素流动壁垒，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加剧了各地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造成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比如，一些地方以廉价供地、土地税收减免等方式招商引资，助推了重复投资和过剩产能扩张。一些部门存在行政垄断问题。例如基础行业中，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服务行业中医疗、教育、文化等行业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影响了要素和生产力的提升。价格体系改革滞后。价格难以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需关系，进而导致了生产要素的不合理流动。
二是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比如金融市场，银行业总资产约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93%，股票和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仅为13.9%，并且股票市场层次比较单一，债券市场发展存在明显割裂。直接融资发展滞后，一方面导致企业融资结构错配、期限错配，限制了众多初创和成长期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了其发展的融资成本和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使实体经济过于依赖银行信贷融资，企业杠杆率高居不下，增加了银行业体系风险。
三是科技创新活力不足。我国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够高。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观念还没有在全民形成，创新氛围还不浓，特别是对各级党政机关的考核中，创新指标权重太低，激励和引导创新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善，创新人才缺乏，高端技术人才特别是行业领军人才缺少。
四是组织保障不力。一些地方领导频繁调动，一届内换几个党政一把手的现象频繁发生，一个领导一个发展战略，一套发展思路；干部考核指标不完善，导致一些领导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一些部门本位主义思想严重，“死守”行业垄断不放，不愿改革。一些领导不熟悉经济工作，个别领导不作为，甚至乱作为。
三、对策建议
一是要大力开展前沿趋势研究，切实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前瞻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把握大势。经济结构在未来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难以想象。第一，从人的因素来看，我国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将减少，劳动力成本将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将进一步由温饱型经济转向享受型经济、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大众化经济转向个性化经济。第二，从科技的发展来看，全球新技术的孕育和发展正在不断加快，推动着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颠覆性技术一旦出现，将对人类的思想观念、兴趣爱好、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商业模式、分工体系乃至社会治理方式产生极为深刻的难以想象的影响。经济发展动力将进一步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需求驱动转向供给驱动。第三，从国际地位的变化来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生态地位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方式将进一步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由追赶主导型经济转向引领主导型经济。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是大力破除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障碍，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建设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价格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定价机制的作用，引导资源要素合理流动。进一步加大土地财税金融制度改革力度，释放要素市场的活力。要更好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中的作用，以财税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改革；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市场，完善银行业机构体系，夯实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优势产业的支持作用，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低碳化、轻型化；要通过土地资源市场化改革，以用地方式转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以用地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三是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推进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创新，分类建立健全配置资源管理体制，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全面清理和取消各地保护落后产能与僵尸企业的政策。着力通过“放、管、服”系列改革，切实简政放权，规范政府行为，监管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着力加快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与行政事业单位的脱钩，发挥其在行业自律、技术支持、技能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
四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经济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制度、管理、业态、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等全面创新，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升转变。突出人才和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最大限度激发其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突出重点，加速推动国内国际高端人才、平台、技术、成果、资金等创新资源集聚，围绕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颠覆性的技术攻关，实施一批重大工程。突出创建激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和环境氛围，特别是完善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转化机制，为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提供更大激励；通过舆论引导、容错机制建设，大力建设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的浓厚氛围。
五是大力推进“五化融合”，构建经济结构调整的强大动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五化融合”，这是大思路、大战略，必将极大地增强发展新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产生发展新业态。要着力打破“五化融合”壁垒，以相互融合的整体思维来推进“五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比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绿色化的融合，就是要像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一样，来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就是要逐渐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流通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包括使用机器设备、发展专业化分工等，农民像工人一样职业化，使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率趋近于非农产业；就是要逐渐使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真正一体化；就是要用信息化和绿色化的思维和手段来全面改造提升“三农”。“五化融合”，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强大动力。
六是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完善经济结构调整的全球化参与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坚决破除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壁垒，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提升外经外贸质量。坚持引资、引智、引技相结合，汇集更多高端要素资源。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制度体系建设，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争取到与我国地位相称的话语权，为外经外贸发展争取更多有利条件。
七是大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要在完善干部任用、干部业绩考核、干部任期制、整治不作为乱作为、解决短期行为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比如，届内党政主要领导除因违法违纪予以调整外，其余原则上不调整；加大科技创新指标在业绩考核中的权重；重用改革促进派和实干家，营造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本文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随即立项决策咨询课题，系第5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专题研讨班班级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中学院教师有：章志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部综合管理处处长、研讨班班主任，主要执笔；朱瑞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刘雨蓓，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部干部；学员有：罗云寿，湖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主要执笔；廖媛媛，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主要执笔；沈素芹，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崔书文，经济日报社产经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