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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词，除了先后刊于《教育世界》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以及此后整合甲乙稿并增加乙稿后新作而成的抄本《人间词》之外，为外界所知道的就是《观堂集林》中收录的“长短句”23首了。其实在1918年夏天，王国维还因沈曾植之请，另编过一本《履霜词》的抄本。这个抄本与王国维的众多著述、评点著作等一起入藏国家图书馆。《履霜词》一集之所以可贵，除了《观堂集林》本“长短句”均来自此集（只删去一首）外，词集名也一反此前以“人间”标名的习惯，而易以“履霜”。大概是这一变化过于明显，王国维专门作一跋文，略述此集编辑缘起及用心所在：

光宣之间，学为小词，得六七十阕。戊午夏日，小疾无聊，录存二十四阕，题曰《履霜词》。呜呼!所以有今日之坚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国维书于海上寓庐之永观堂。

“小疾无聊”云云只是障眼语，因为由对“今日之坚冰”政治局面的判断，则从“光宣之间”到“戊午夏日”，实际上乃是用他曾经的词来印证这“非一朝一夕”而终究导致政治局面的不可收拾。

这意味着，王国维乃是通过对自己作品的重新编选，赋予旧作以新的内涵。光绪、宣统年间，王国维因为钻研人生哲学，而多用词来表达他对人生的普泛性哲学之思。这点其友人罗振常知之最深。罗振常在《〈人间词甲稿序〉跋》附记中说：“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馀见，故以名其词云。”（转引自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15页）“人间”一词便是其深刻烙下的哲学之印。到了1918年之夏，他宛然觉得其中深蕴的内涵也完全可以从政治的维度去诠释，所以取《易》“坤”卦“履霜坚冰至”（《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18页）为名，为旧词新辟一阐释空间。王国维由此而隐含着对自己先见之明的自得之意，当然也可体会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既然以“履霜”名集，当然是要以此涵盖全集之意。那么，“履霜”的本意究竟如何呢？据《周易·坤》：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同上）

坤卦乃据地设卦，注重从地象变化测其变化趋势。所谓“履霜坚冰至”，乃言秋季阴气开始凝结成霜，由此而至冬季，则阴气聚结而成坚硬之冰。这是季节更替之规律，但也可喻指现实之冷峻与未来之忧虑，而且这种冷峻和忧虑因为不可抗拒，而带有悲凉、无奈之意味。

按照王国维《履霜词跋》之意，王国维抄录成集之时乃属于“坚冰”之期，则集中24首词应该大致都可归入“履霜”之时。但在王国维的眼里，集中诸词地位并不均等。那么，最重要的是哪一首呢？王国维在《履霜词》跋文里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在编选后曾致信沈曾植，特别提到“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这意味着这殿末的一首，应是此集的结穴所在。末章寄调《浣溪沙》，词云：

已落芙蓉并叶凋。半枯萧艾比墙高。日斜孤馆易魂销。 坐觉清秋归荡荡，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间争度渐长宵。

此词创作于《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之后，故首录于抄本《人间词》，《观堂集林》虽录长短句仅23首，此首也位列其中，文字仅有一处变动，将“比墙高”改为“过墙高”。可见此词果然受到王国维的特别重视。

研味此词，确实典型地体现了“履霜”的季节之感。从“日斜”“白日去昭昭”二词来看，写的是黄昏之时。而季节则不仅点名“清秋”，而且芙蓉已落、荷叶凋零、萧艾半枯也都是秋日景象，加上宵夜渐长，都契合秋令特征。而从“半枯”和“渐”字来看，季节虽涉秋，却也并非深秋。凡此皆符合阴气初始凝结、步履有霜的初秋特点。

从情感基调上来说，衰飒秋景、日暮黄昏带来的“魂消”悲凉意味已经直接点出，“坐觉”“眼看”“争度”诸词，则更呈现出无力无奈之感。故无论是秋景秋象，还是秋气秋感，都与“履霜”之意契合如符。

但正如坤卦可从地象而引申至人事一样，这首《浣溪沙》是否果然如王国维所说，可以用之勘察当时政治之状况？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展玩其致信沈曾植所言“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究竟何指？

“苕华”即《苕之华》之简称，“何草”为《何草不黄》之约写。这二篇均出于《诗经·小雅》，乃煞末的两篇。《苕之华》诗云：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苕即凌霄花，藤本植物。诗歌从凌霄花之花黄叶青来反衬内心之忧，而其所忧，乃在于“鲜可以饱”，即因饥饿而感叹“不如无生”。所以《易林·中孚之讼》评说此诗的核心意思是“年饥孔荒，士民危殆”，应是契合情境的。毛诗小序虽也承认“饥馑”之事实，但联想似更深远。其语云：

《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

前引齐诗说诗歌作者身份是“士民”，而毛诗说出“大夫”，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是饥馑中人，一个是观察饥馑之人，也因此在主题上有忧己与闵时之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相对而言的，毕竟闵时之中，也有“伤己逢之”的意思在内。

再看《何草不黄》，其诗云：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孤，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此诗写征夫之哀，情感基调与《苕之华》相似，不过笔触集中在征夫而已。这种“何人不将”“何人不矜”带有普遍意义的征夫之哀，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毛诗小序云：

《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500-501页）

如此征实，若真能由此覆勘历史，则自是灵性之笔。方玉润曾评《何草不黄》一诗：“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殿《小雅》之终。”（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472页）显然是大体认同毛诗小序的说法。其实无论我们是否参斟前人解诗，此二诗本身所展现出来的闵时、忧民与伤己情怀，已是昭昭在焉。

明乎《苕之华》《何草不黄》二诗之意，再勘察王国维致沈曾植信中所言，自然就更有会心。此《浣溪沙》既作于《人间词乙稿》之后，按王国维生平行迹，应是1908年秋所作，具体地点则是北京。清末政治的衰败迹象在北京自是更为显著，陈永正认为此词以芙蓉并叶齐凋与萧艾半枯攀高形成对比来开笔，应当别有深意。他说：“芙蓉萎谢，萧艾得时，正是清末政治局面的写照。”（陈永正笺注《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64页）这一评说虽然很难具体落实，但着眼政治维度，应是符合王国维用心的。

而验诸中国文学的传统意象，陈永正之说也可得到有力的佐证。如“芙蓉”与“萧艾”在《楚辞》中便往往对应着和美君子与奸臣小人，如《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便都有这样的语境特点。芙蓉不必多言，若“萧艾”，洪兴祖《楚辞补注》言之分明：“萧艾贱草，以喻不肖。”“不肖”具体何指呢？王逸《楚辞章句》说：“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顾。”屈原在《离骚》中将这种芳草变为萧艾的原因，归诸“莫好修之害也”。王逸认为责任在“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洪兴祖则认为是“时人莫有好自修洁者，故其害至于荃蕙为茅、芳草为艾也”（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6，40页）。当年明智之士如何蜕变成为不肖之士，其中或与楚国宫廷的政治导向有关。但无论如何，这种人格的蜕变是令屈原深感痛心的。

1908年秋，王国维填写此词时，也许只是感性地抒发对清末政坛的忧虑而已，其中当然隐含着对未来政局的担忧。但平心而论，王国维对当时及未来的政治走向，只是有感觉而难判断而已。但在十年之后，王国维再次编选词集时，对这首《浣溪沙》的认同，便真如故友重逢，顿然感觉当年预感的忧患居然如此精准而深重地到来了。时移世改，1918年之时，在王国维看来，履霜已过，坚冰已至。十年前的“渐长宵”果然发展成了十年后“今日之坚冰”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旧作，“人间”已然遥远，“履霜”才更合当时的勘察之心①。

①周一平、沈茶英云：“‘履霜’、‘苕华’包含强烈的思想、政治意义。”“……他将词改名‘履霜’，是表示对清王朝厄运的悲叹，对伦理纲常败坏的憎恨。”（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学林出版社，1999，163页）。

那么，1918年之时的政治，给王国维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此稍参王国维致罗振玉诸信，即可一明其心智。略引1918年上半年王国维致罗振玉数信于下：

诸老意气皆所不免，往往将公私及感情、事理并为一团，生心害政，其效实大。细思人事，殊无可望，惟冀天或悔祸耳。……今日百姓，殆所谓佛出世亦救不得者，所以杀之者非独天灾一事。（1918年1月11日，《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372-373页）

今年心思沉闷，与时局无异。（1918年6月9日，同上，414页）

时事山穷水尽，然尚未达穷途，必至国会不能成时或有变化。而现在二派竞争至烈……（1918年6月16日，同上，419页）

王国维当时沉闷甚至绝望的心态，于此可见一斑。其实，王国维的这种心态与1917年张勋复辟所带来的心态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张勋复辟之前，上海诸遗老原本只是颓然自处而已。1917年2月1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乙于时局大有绝望之意，谓梁已预备为第二任总统，此语良然。又大骂徐东海，谓非徒梁之干儿，乃其亲儿也。但不知黄楼近来意思如何耳。北系作事全与志士无异，可知芝兰不生粪壤也。”（同上，280页）读这节文字，可知《浣溪沙》中“半枯萧艾比墙高”确实与当时政治势力的彼此争斗极为契合，而且与沈曾植的议论可联类而看。但沈曾植与王国维的感叹尚未停息，张勋复辟居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王国维此时在与罗振玉的通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张勋复辟的支持。但张勋赢得的胜利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为各种反对势力联合推翻。1917年7月14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此次之变，段、冯、梁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欲乘此机以恢复其已失之势力，梁为幕中策划之人。然其结果已可逆睹，首则必为国会与冯、段之争，而国会与民党必败；继则为冯、段之争，为军人与进步党之争，此种局面不能支持一年，可预决也。人心险诈，乃至天理尽绝。”（同上，309页）联系王国维在《浣溪沙》词中对萧艾得时的讽刺，不仅与屈原当时所处的各怀心思的楚国宫廷相似，也与“人心险诈”的时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大概从1917年之后，对于现实政治的“坚冰”之感便一直伴随着王国维，再难释去。在编定《履霜词》的前半年，王国维已经在致罗振玉信中说：“《苕华》《何草》，《小雅》告终，今其时矣。”带着这样的政治判断，王国维才能最终将此《浣溪沙》词的地位特别地擢拔出来。王国维在自沉前夜为学生书扇，选择的就是晚清陈宝琛《落花诗》二首，而这两首所透露出来的“眼看倾国付东风”“委蜕大难求净土”的绝望之意和茫然之感，完全也可以理解为感叹清王朝的灭亡、自叹身逢其时之不幸和慨叹人生无常之意。或许这样的诗歌一直盘旋在王国维的心中，所以在寂寞湛身前涌上心头的也正是这样的诗篇。

王国维编选《履霜词》，虽似止评末章《浣溪沙》一词，但既以此词殿尾，当有收束各词、曲终奏雅之用心，则《履霜词》一选的政治隐喻，乃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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