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向监狱提供高等教育——这是全世界各种惩教机构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当今大学越来越走向网络化，然而，惩教机构却经常限制或者禁止犯人上网。澳大利亚、英国、土耳其和尼日利亚4国各有一所主要从事远程教育的大学在不同程度运用技术手段向监狱提供高等教育。本文旨在研究它们在如何（尤其是运用技术手段）向监狱提供远程教育方面的地区性差异。这4个国家惩教机构的囚犯在使用计算机、个人设备和因特网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分析向囚犯提供远程教育的相关学习项目和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研究这些差异对远程教育进监狱的影响。
【关键词】 矫正教育；数字融合；数字鸿沟；高等教育；数字公平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009—458ｘ（2016）07—0026—11
导读：十多年前我在英国开放大学访学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英国监狱里的囚犯可以学习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后来，我又偶然了解到香港公开大学也有“送教进监狱”之举措。一位朋友是香港公开大学辅导教师，他说他每年都要到监狱辅导学生，学生平时有疑问则通过管教人员给他打电话请教。我当时觉得很新奇，因为印象中监狱对犯人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劳动教育和思想教育，也可能还会提供一些扫盲学习机会。囚犯在狱中可以学习高等教育课程并可能获得学位/毕业证书——这确实是我意想不到的。其实，我这方面的无知是自己孤陋寡闻所致，因为后来我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早在1980年北京监狱管理局就开始为犯罪服刑人员设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特殊考场，这几年有关各地监狱鼓励犯人参加自学考试的报道更是时有所闻。
虽然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也有获得高等教育体验的路径，但是，自学与远程/在线教育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从服刑人员的自身条件、监狱的环境到学习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犯人释放后回归社会的现实需要看，远程/在线教育可能更有助于犯人学生取得学习上的成功，更有助于促进数字融合和数字公平、弥合数字鸿沟——一句话，更能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
我们欣喜地看到，向服刑人员提供远程教育成为电大系统在服务特殊人群方面的新进展。2008年秋季，重庆涪陵电大与涪陵监狱“采取联合办学的形式，把电大开放学历教育办进监狱”。首批学员中有46人如期毕业，获大专毕业证书。2008—2011年涪陵监狱教学点共招收了173名服刑人员学生。2011年，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开展服刑人员现代远程教育的通知》，依托福建电大开展服刑人员开放教育大专学历教育、中专教育和技能培训。2013年，陕西电大延安分校和贵州安顺电大分别在延安监狱和宁谷监狱服刑人员中开展电大开放教育专科层次学历教育。根据司法部部长吴爱英2012年4月2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所做的《国务院关于监狱法实施和监狱工作情况的报告》，截止到2012年，全国共有监狱681所，押犯164万人。相对于这个犯人数量，远程/在线教育应该有更大作为！
本文4位作者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数字未来研究所海伦·法利博士、英国开放大学教育技术研究院安妮·派克博士、土耳其阿纳多卢大学乌古尔·德米拉伊教授和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纳巴什·汤郎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领域，参与相关实际工作，开展专项课题研究。2015年8月，我获悉几位作者联合向澳大拉西亚矫正教育协会（Australasian Corrections Education Association）2015年年会提交发言稿，于是跟文章第一作者、亦为本刊国际论坛作者的法利博士联系，希望她们进一步完善内容，把发言稿修改成一篇正式论文。感谢各位远程/在线教育同行的支持，2016年春节前我收到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介绍了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英国开放大学、土耳其阿纳多卢大学和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向服刑人员提供远程（高等）教育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这4所大学所服务的4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政治体制、人文环境、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具体做法和预期目标也有所不同。比如，南昆士兰大学和英国开放大学似乎更加重视培养服刑人员获得数字化素养，因为数字化技能在狱外数字化世界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之下，阿纳多卢大学和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可能更加侧重教育公平这个目标。至于所面临的挑战，4所大学似乎大同小异，即在远程教育越来越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因特网、电脑及其他在线（数字化）学习技术的使用在监狱里仍然受到明显限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服刑人员参加学习的热情，比如狱方的态度和认识、监狱环境、可供选择的学习层次和内容乃至监狱生活的性质，等等。
如上所述，相对于我国服刑人员的规模，远程/在线教育在为这个特殊群体提供教育机会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我们带来有益启示，能够激起更多人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兴趣并从履行社会责任这个高度加大拓展这个领域的步伐。
文章的作者来自4个国家，因此期间的协调工作非常重要，第一作者法利博士功不可没。在此，我们谨向4位学者，特别是海伦·法利博士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一、引言
远程教育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是给惩教中心犯人提供教育的好方式，这是因为远程教育能为不能参加传统面授教学的学生提供课程内容和学习资源（Salane, 2008）。本文研究世界4个不同国家的4所远程学习大学如何给服刑犯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文章首先介绍澳大利亚、英国、土耳其和尼日利亚4国囚犯的特点，然后分析给囚犯提供高等教育的4所大学的相关情况。文章的后半部分阐述这些大学如何给本国的囚犯提供高等教育，尤其是技术运用和所面临挑战的情况。
二、4国的囚犯概况
由于政府保守，推行严厉“打击犯罪”政策，用于犯人的教育及改造项目的资金又不断被挪为他用，因此世界各地的囚犯数量正在持续上升。1998年至2013年间，世界人口增加20%左右，而囚犯的数量却令人吃惊地增长了25%。这标志着全球同期入狱率从1.36‰增长到1.44‰。目前，全球大约有1,020万名囚犯（Walmsley, 2013）。本文聚焦澳大利亚、英国、土耳其及尼日利亚4国的情况，它们的入狱率和囚犯数量能反映全球趋势。
1.澳大利亚
2015年，澳大利亚的囚犯数量首次超过36,000人，比上一年增加6%。2015年4月至7月的日平均入狱率是1.96‰。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的日平均入狱率最高 （9.04‰），其次是西澳大利亚（2.77‰）。女囚犯占犯人总数的7%，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率相似（ABS, 2015）。尽管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ustralians）仅占总人口的2%，但他们的囚犯却占犯人总数的约28%（ABS, 2015）。更令人吃惊的是，将近1/3的女犯人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Hopkins, 2015）。跨代入狱（intergenerational incarceration）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入狱的一个特点。这些人入狱的原因很复杂，包括被迫从传统居住地迁移、部落解散、儿童的父母被剥夺监护权、对儿童疏于照管、歧视和警察歧视性执法、没有接受合适的学校教育、失业、慢性疾病缠身、酗酒和吸毒以及有犯罪前科（Hopkins, 2015）。澳大利亚共有112所监狱（World Prison Brief, 2016a），满员率高达 104%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15）。
2.英国
在欧洲，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入狱率最高，囚犯数量多达84,372人（Ministry of Justice, 2015），入狱率为1.49‰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 2015年）。约13.8%的囚犯是等待审讯或判决的候审犯人（World Prison Brief, 2016d），将近15%（12,203人）为释放日期未定（即终身监禁或出于保护公众目的而不确定刑期）的犯人，女犯人仅占总数的4.6%（2015年5月的人数是3,889人）。女囚犯的犯罪前科率低于男囚犯，譬如2000年超过半数的女犯人没有犯罪前科，而42%的男犯人则有前科（Home Office, 2001）。
除了几宗非同寻常的妇女犯罪案件外，比如吸引媒体极大关注的米拉·韩德利（Myra Hindley）案，女囚犯的罪行一般不是很严重 (参见 Gelsthorpe & Morris, 2002; Hedderman & Gelsthorpe, 1997)。由于女犯人的数量占犯人总人数不到5%，关押女犯人的监狱甚少，因此女犯人被关押在自己住家和家人附近的监狱这种可能性较小。过去10年，女犯人的数量增长了12%（Berman, 2012），低于男性罪犯的增长率（30%），但高于预期。正如《科斯顿（Cor⁃ston）报告》所强调的，大多数女犯人不会对社会造成威胁，因此该报告建议减少她们的在押期限（Home Office, 2007）。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110所监狱，满员率高达 110.7% （World Prison Brief, 2016d）。
3.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安卡拉支部代表和人权调查委员会成员司南·阿以贡（Sinan Aygün）说：“土耳其监狱和惩处机构的在押犯人自2002年以来已经增长了177.3%。”他接着指出，2002年被拘人数为55,929人，2015年3月这个数字已达到令人吃惊的165,033人。然而，土耳其人口同期仅增长16.5%（Ministry of Justice, 2016）。2006年至2015年的10年间，土耳其入狱率从1.01‰增长到2.24‰。女性囚犯约占犯人总数的3.7%，女性犯罪率大概是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女性犯罪率的一半。约15%的犯人处于在押候审状态（World Prison Brief, 2016c）。土耳其监狱分类如下：F代表安全级别最高；E以及特殊类型代表中等安全级别；开放式监狱和少年管教所或者拘留中心安全级别最低（Dilek-Kayaoglu & Demir, 2014）。土耳其监狱满员率为 101.7% （World Prison Brief, 2016c）。
4.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约有240所监狱，关押着57,000名囚犯。其中98%是男性犯人，仅有2%为女性犯人。值得关注的是，69%的犯人未被定罪。定罪的犯人中，约8%是死刑犯，41%刑期不到两年，48%刑期超过两年（Nigerian Prisons Service, 2015）。尼日利亚监狱满员率为113.9%。目前，尼日利亚的入狱率为31‰，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5% （World Prison Brief, 2016b）。
三、4所大学
由于学生对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大多数大学的学生来源日益多样化，许多大学采取越来越灵活的方式提供课程和专业（Ritzema, 2008），日益重视向远离校园的学生提供远程教育。有诸多因素导致这种转变的发生，包括：面授教学成本高昂；需要更加以学生为中心和灵活的教学方法；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选择；技术的泛在性、便携性和能供性；为业已发现的学生需求提供解决方案等（Fox, 2015）；为身处偏远地区而不能到校园上课的学生提供教育的必要性。本文的研究对象——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土耳其阿纳多卢大学（Anado⁃lu University）以及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of Nigeria）——是它们所在国的重要远程教育机构。正是由于这些大学能够提供远程高等教育，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教育机会的犯人学生经常报读它们的远程教育课程。
1.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
南昆士兰大学位于昆士兰地区的图文巴（Toowoomba），现有28,000名学生，其中大约80%的学生采用的是远程学习。该校有图文巴、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及伊普斯维奇（Ipswich）3个主校区。今年在赫维湾（Hervey Bay）建立了第4个校区。南昆士兰大学为监狱提供高等教育已有大约25年历史，主要开办高等教育预备计划 （Tertiary Preparation Program）的课程，这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非传统入学途径。南昆士兰大学常年都有大约450名囚犯学生，其中300名学习高等教育预备课程（分布在56所监狱），其余的囚犯学生则是学习各种本科课程。南昆士兰大学因此成为向服刑人员提供高等教育的最大机构（Farley, Pike, & Hopkins, 2015）。
2.英国开放大学
英国开放大学肩负着对人开放、对地点开放、对方法开放和对观念开放的使命（Open University, 2011），它是英国最大的远程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向监狱提供高等教育的最大机构。英国监狱里大约有1,700名学生学习该校提供的高等教育课程。2013—2014学年，开放大学一共授予4个研究生硕士学位、54个文学士/理学士学位，颁发100多份高等教育证书和毕业文凭（Open University, 2014）。政府资助犯人学习开放大学初级入门课程的部分费用，但是许多成年囚犯通过申请业余学习贷款或者向慈善机构（比如“在囚人士教育信托基金”[Prisoners Edu⁃cation Trust]）申请资助，以支付自己的高等教育费用。英国开放大学专门设计了面向服刑人员的招生简章，为这些学生提供几乎可以获得任何专业的学位的路径（Open University, 2015）。
3.土耳其阿纳多卢大学
阿纳多卢大学的远程开放教育系统目前有190万名在册学生，自1987年以来已经培养了200多万名毕业生。它的开放教育学院成立于1982-1983学年，当时只开设经济和工商管理类本科专业，目的是提供优质高等教育，保证教育机会平等。第一年，29,500名学生报读了经济和工商管理类专业。阿纳多卢大学的远程开放教育系统开设可以获得12种大学学位的课程、获得46种副学位的课程和许多证书课程。阿纳多卢大学远程开放学习的学生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六岁；65%的学生来自城市，70%有工作，40%已婚，42%是女性，1.5%有残疾。除此之外，该校还致力于运用最新技术提供课程。
阿纳多卢大学保证土耳其监狱的犯人可以学习该校开设的课程和专业。这所大学在全国录取了2,200名犯人学生，涉及很多学科专业，包括法学、神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公共行政、社会服务以及国际关系专业。大约60%的囚犯学生报读学位课程，其余的参加副学位课程学习（BAUM, 2015）。
4.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
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建于1983年，2015年有171,726名在校学生，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大学。它是一个联邦远程开放学习机构 （Federal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institution），是西非次区域（West African sub-region） 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大学，通常被称为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其主校区在拉各斯（Lagos），全国各地有70多家学习中心，共开设80多个专业，约750门课程。该校向全民（包括监狱服刑人员）宣传和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以及更加优质的终身学习课程，从而在实现其愿景和使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通过建立特殊学习中心，齐心协力使所有人或群体无一例外都能有学习机会。他们拜访军事和准军事组织和机构的首长，探访边远山区或类似地区的社区，开展游说活动，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各方能受益于该校根据《1983年法案》和《2002年法令》所提供的服务。2010年，该校任命一名负责尼日利亚监狱学习事务的中心经理（现在改为主任），此举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尽管受到条件的束缚，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现有6个发展态势很好的监狱学习中心。自从拉丹·巴巴高东（Ladan Babakodong）律师被任命为中心主任之后，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和尼日利亚监狱服务部门在全国各地的监狱有序开展教学工作，旨在帮助服刑人员获得若干专业的大学学位、证书和文凭。由学习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有3,000多名年轻的服刑人员符合要求的资格和资历，并且愿意报读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这些专业。但是，尽管服刑人员的学习热情高涨，但因为缺乏外来资助，而大部分犯人又家境贫穷，扩大在囚远程学习者规模的进展缓慢。
目前，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所有正在服刑的学生一旦注册参加学习都可享受50%的费用折扣。尽管大学可能无法为所有对学习感兴趣的服刑人员提供全额资助，但是他们鼓励监狱管理部门寻求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比如高等教育信托基金。该基金为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基础设施，为表现良好且对学习感兴趣的服刑人员提供津贴或者资助。
四、学习技术在监狱中的应用
许多大学越来越依赖网络提供课程和专业，它们大多数使用Web 2.0工具，比如博客、论坛和社交媒体。几乎所有的本科课程都要求学生完成基于因特网开展研究的作业。除此之外，图书馆的纸质期刊和书籍正在迅速消失（Farley & Doyle, 2014）。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在实施移动学习计划和其他数字化技术计划，以在现代知识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移动技术对于远程教育课程至关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习者对学习灵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West, 2012; Jeffrey et al., 2011）。虽然如此，不管是面授教学模式还是校外学习模式，学习管理系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发送电子课程材料或者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工具。学习管理系统使学生能够与同伴开展合作和参与到交互活动中，并能得到教学主持者实时或非实时的支持和激励。但遗憾的是，对学习管理系统及其他数字化技术的日益依赖是基于学生们可以上网的假设（Farley, Murphy, & Bedford, 2014）。借助数字化技术接受高等教育对监狱服刑人员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使用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是受到限制的。本节将讨论这4所大学如何向监狱提供高等教育以及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使用数字化技术。
1.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大部分监狱都不允许犯人上网，因此禁止他们使用在线学习技术。给犯人提供的正规教育和培训都是非数字化的，通常使用印刷文本材料。虽然这种形式可以让犯人获得课程材料，但是并不能培养他们掌握数字化素养，而数字化技能对狱外的正式学习日益重要（Farley, Bedford, & Turley, 2011）。高等教育并不被认为是矫正教育优先发展的领域，目前矫正教育的重点是提高犯人的算术和识字水平，然后让他们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即便如此，获得高等教育资格被认为是减少重新犯罪或者对个人刑满释放后发生积极变化的最有效方式。目前，大学很少提供能为服刑人员接受高等教育做好充分准备的课程，特别是向他们提供使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机会（Farley & Doyle, 2014）。
2013年下半年，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高等教育参与及伙伴计划”（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and Partnerships Program），南昆士兰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申请“连接：改善缺乏信息通信技术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Mak⁃ing the Connection: Improving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ents with ICT Limitations）课题并获得澳大利亚政府3年共439万元的经费。此前南昆士兰大学主持了3个课题，尝试在监狱里使用各种数字化学习技术。得益于这个基础，我们在2014年初启动了现在这个课题。最引人注目的是“从获得使用机会到取得成功：改善无法使用因特网的学生高等教育学习体验”（From Access to Success: Improv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with⁃out Internet Access）这个课题，我们开发了南昆士兰大学的学习管理系统（通常叫作虚拟学习环境），即Moodle版本的南昆士兰大学学习桌（USQ Stu⁃dyDesk），并把它安装在监狱教育实验室的服务器上。这台服务器无法上网，与监狱的主要网络隔离开来。这种新版本的学习管理系统也被称为“南昆士兰大学离线学习桌”（USQ Offline StudyDesk）（下文简称“USQ离线学习桌”）。监狱里负责教育的官员自行通过南昆士兰大学制作的DVD光碟安装学习桌。USQ离线学习桌让监狱的犯人学生不必上网便可以通过教育实验室的电脑学习课程材料，包括交互式多媒体以及学习测评。“从获得使用机会到取得成功”课题在昆士兰的两所监狱实施，提供南昆士兰大学开放获取学院两门高等教育预备课程。成功完成这两门课程的学生将自动获得学习南昆士兰大学各种本科课程资格。
“连接”这个课题开始之初，研究人员详细分析了各种选择方案，以确定安装在监狱教育实验室服务器上的USQ离线学习桌是否仍然是首选技术方案。我们分析了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储存在U盘上的Moodle和安全的云方案。由南昆士兰大学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人员和本课题组成员组成的团队得出的结论是：USQ离线学习桌仍然是首选技术方案，即把USQ离线学习桌安装到一个独立服务器上，通过网络交换机把这台服务器与教育实验室网络连接在一起。现阶段南昆士兰大学和监狱之间通过DVD传送课程材料。不久的将来，监狱负责教育的官员便能通过可以上网的监狱行政管理网络登录存放在南昆士兰大学的自助服务终端下载课程。USQ离线学习桌比目前南昆士兰大学正在使用的主流Moodle几乎落后一个版本，以便可以处理新版本出现的任何小问题。USQ离线学习桌目前安装在昆士兰的12个学习点以及西澳大利亚的一个学习点。到2016年2月底，昆士兰将增设两个点，西澳大利亚增设一个点，塔斯马尼亚岛 （Tasmania） 和新南威尔士 （New South Wales）各建一个点。
由于服刑学生使用电脑机房不方便，我们认为学生有必要拥有个人设备以便带到牢房使用。如同经过改造的学习管理系统一样，这些设备不允许上网。本课题的焦点小组（由参加此前一个课题试用电子书阅读器的服刑人员组成）指出，这些设备的不足是屏幕小和只能使用虚拟键盘。课题组考虑了这个反馈，对32种平板电脑、手提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各种可能性，最终决定Windows笔记本电脑最为合适，因为它带有一个几乎是全尺寸的键盘，具备足够的处理能力，虚拟键盘不会影响屏幕实际可用面积。除此之外，学生能够使用微软办公软件或者开放办公套件（OpenOffice）完成考核任务。课题团队在这些设备上试用USQ离线学习桌而不是使用网页表示层（HTML presentation layer）展示课程材料。这些选择方案将在课题的第二阶段试用，希望2016年初能够在监狱使用笔记本电脑。
本课题团队挑选了下列课程/专业，供学生使用USQ离线学习桌及个人设备进行学习：
（1）高等教育预备计划课程：从此类课程中挑选6门进行改造，包括普通英语课程、学习技能课程、数学课程和一门人文课程。成功修完高等教育预备课程后，学生便有资格报读专门为他们挑选的南昆士兰大学的专业。
（2）原住民高等教育路径计划 （Indigenous Higher Education Pathways Program）：本课题将从这个计划中挑选6门课程进行改造。考虑到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犯人比例过高，而且原住民学生完成高中教育的可能性不到非原住民学生的一半，我们估计这个计划的课程会很受欢迎。
（3）文科文凭（社会科学）：我们将对8门课程进行改造，重点放在社区福利和发展方面。
（4）理科文凭：该专业强调持续性和环境问题。我们将对其中8门课程进行改造。
（5）工商管理文凭：历史数据表明大多数服刑学生报读了工商类专业。同样，我们将选择8门课程进行改造。
鉴于大部分学生的刑期一般不长，因此给他们准备了能颁发文凭的专业。另外，提供许多学科的课程供选择，而不是集中改造某一个学科的课程（比如授予学位的专业要求学生修读某一学科的课程），这对学生们帮助更大。
迄今为止，大约650名犯人报读了南昆士兰大学为他们专门准备的这一系列专业（课程）。截至2016年2月，大约有258名服刑学生在本课题的学习点学习，预计这个数字今年将成倍增长。本课题团队将在年底前把这些技术和专业（课程）推广到澳大利亚更多监狱。监狱管理方也希望我们能给刑期非常短的犯人提供时间更短的课程和专业，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为此，课题团队正在同英国开放大学合作，挑选他们开放学习（Open Learn）平台上可在离线环境下学习的课程。
2.英国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更高层次的教育，即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大学）教育，多数通过远程学习途径提供。换言之，与正常的教育体制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在监狱里进行远程学习遇到很大障碍，而且障碍越来越多，比如缺乏数字化技术和无法上网，因此无法获取远程学习材料和联系辅导教师（Champion & Edgar, 2013; Costelloe, 2003; Hopkins & Farley, 2014; Forster, 1996; Hughes, 2012; Pike & Adams, 2012; Reuss, 1999）。此前有研究（Adams & Pike, 2008a; Adams &Pike, 2008b; Pike & Adams, 2012）显示，在监狱里学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尤其是无法使用技术的问题；这其实与监狱的安全问题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可能与具体某个监狱的风气以及管理团队的教育意识有关。近年来，监狱犯人使用数字化技术的情况已有所改善，但跟监狱外普通学生相比，还相差甚远。尽管现在一些新建的监狱配备有最新技术，但是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建成的监狱今天仍然在使用中。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虚拟校园（Virtual Cam⁃pus）是新技术。虚拟校园不需要连接网络，但可安全登录特定的就业和教育网站。虚拟校园已推广到大多数监狱，旨在提高向监狱提供教育和培训以及就业信息这一制度的效率，使之跟上时代发展（Turley & Webster, 2010），同时有利于“教育机构提供有趣、有吸引力的（学习）材料”（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2011）。因此虚拟校园有可能增加监狱里更高层次学习的机会。但是，虚拟校园的部署遇到问题，因而出现延迟。犯人刑满释放后面对的是一个数字化世界，但是由于虚拟校园的设计并不是完全模拟因特网体验，因此未能充分提供进入数字化世界所必须掌握的数字化素养。这些学生在牢房里很少用到除了DVD以外的其他技术，因此一些作业仍然是手写的。
为了减轻远程学习者的负担，一些监狱采取额外措施，包括专门培训，介绍符合个人现实情况的学习路径（与刑期挂钩），向白天全天劳动的犯人学生灵活开放电脑机房和图书馆，偶尔允许学生使用专门配置给牢房的手提电脑，组织同伴支持以及专门指导他们如何适应出狱后的生活。如果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共同营造一种学习氛围，那么，他们会给关押在里面的更高层次学习者安排专门的学习空间和时间，鼓励学习者以负责任的态度互相支持，以提高自尊和帮助形成一个学习社区。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远程学习者并不总是认为虚拟校园能发挥作用。无法使用学习技术常常会影响学习，导致学生不能掌握数字化技能。如果这些学生不知道如何适应出狱后的生活以及如何继续学习，也会产生影响学习的焦虑（Pike, 2014）。
3.土耳其
对于非服刑人员的学生，阿纳多卢大学充分利用多种技术为他们提供接受高等教育机会。这些技术包括移动学习、各种各样的e-learning策略、通过电视播放课程、最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以及其他许多使用最新数字化技术的策略。但是，学校不能充分运用所有这些策略和技术为在押学生服务，这是因为司法部所实施的监狱条例对这个方面有一些限制，也有技术条件限制以及监狱生活的性质和作息安排等原因。譬如，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或补考前，通常会安排直播的电视专场辅导。但是，服刑的学生没有充分机会参加电视直播辅导，没办法实时向老师提问和请求释疑。
如果有服刑犯人注册学习大学课程，那么监狱无一例外都必须配备一名“监狱教师”。学生通过这位教师报名学习，由该教师负责与开放教育学院学生中心联系。这些学生从监狱教师处拿到课本、讲座笔记以及其他学习材料或者任何可以给他们的材料，这些都是监狱教师从监狱所属省份的开放教育学院办公室取回来的。如有必要，这些监狱教师也帮助学生上网、使用移动电话或者其他技术设备。
为了使服刑学生有更多机会使用教育技术，学校已经实施了一些项目。虚拟欧洲监狱学校（Virtual European Prison School） 是欧洲监狱教育协会（European Prison Education Association） 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得到欧盟终身学习计划（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中的科隆威多边合作计划（Grundtvig Multi⁃lateral Program）的资助。该项目的核心是交换不同学科领域的监狱教学材料，比如语言、艺术和e-learning，采用远程学习方法，侧重于灵活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基于Moodle平台的学习管理系统上建有一个课程库，储存了教学材料、课程大纲等资源，方便监狱教师帮助关押在他国监狱的学生使用本族语学习（EPEA, 2009）。
阿纳多卢大学参与的另一个项目旨在发挥远程教育的作用和功能，缓解在其他欧盟国家监狱服刑的犯人所碰到的语言问题。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促使监狱工作人员使用犯人的母语与犯人进行交流，以帮助犯人改造，同时也增强他们学习所在服刑国家语言的动力。这个名为“在线消除欧洲监狱语言障碍”（Elimi⁃nating Language Barriers Online at European Pris⁃ons）的项目建设了一个e-learning环境，为欧盟成员国的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提供俄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的语言技能训练。这个项目旨在搭建一个可靠、有效、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学习环境，将来可以在许多欧洲国家获得认证和认可，人们不会过分担心它的可信度（Ataizi et al., 2010）。
4.尼日利亚
一般来说，尼日利亚监狱是不允许犯人上网的。譬如，使用电话要经过审查，只有经负责人酌情处理并在指定官员监听下才可以使用电话。上网则是绝对禁止的。只有学习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课程的犯人才可以使用电脑，但同样不能上网。
国家开放大学的录取工作通常在网上进行。犯人不能上网，他们的资助者支付申请费之后会把申请人数和申请者姓名通知校方并提交相关资格证书。学校将通过学习者支持服务处代表学生提出入学申请。一旦通过资格审查，他们便可以选择要学习的专业。资助者支付学生的注册费之后，学校会代表学生办理注册手续，学生便可以开始课程学习。
考试期间，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会通过局域网为设置在监狱庭院大学学习中心的考试大厅提供数字化技术供学生使用，学生通过学校的代理服务器完成基于计算机的考试。历时8周的考试结束后，电脑和服务代理器将被撤走带回学校。
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提供印刷学习材料和电子化学习材料。电子化材料存储在CD-ROM中，但有一些材料已经由大学上传到图书馆的电脑，供监狱学生使用。监狱里的学生通常把作业写在纸上，随后学校学生辅导员收集这些作业，并代表学生上传到大学的计算机评分作业门户。作业评分完毕后，分数通过学校网站的学生门户发布，供大学考试及评核委员会核准。最终结果会打印出来送回监狱发给学生。
五、结论
几乎全球的监狱管理者都认识到给服刑人员提供教育的重要性。英国最近一项调查显示（Taylor, 2014），受访的服刑人员中大约81%声称他们参加学习是为了充实时间和丰富生活。大约69%的受访者说远程教育帮助他们应对监狱生活，约40%说帮助甚大。远程教育对那些刑期长的犯人或者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犯人尤其有用。尽管许多监狱强调职业教育胜过远程教育，尤其胜过高等教育，但是就接受高等教育而言，这能使犯人多方受惠。高等教育改造犯人，使他们更加不愿铤而走险，教会他们有效表达自己的技巧，通过协商而不是诉诸暴力取得共同认可的结果（Pike, 2014）。除此之外，接受高等教育还能提高犯人刑满释放后就业的机会，由此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犯人重新犯罪率下降高达40%（Davis et al., 2013）。
尽管事实证明高等教育能够降低重新犯罪率，改善监狱安全情况，但是随着大学越来越多在线提供课程和专业，监狱里的远程学习也越来越难以开展。同时，不愿承担风险的惩教机构常常禁止犯人使用因特网、电脑及其他技术。本文简要介绍澳大利亚、英国、土耳其和尼日利亚4国的4所远程学习大学运用教育技术向监狱提供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情况，阐述它们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克服监狱对犯人使用因特网和技术所做出的种种限制。尽管最显著的问题是无法使用技术和因特网，但是在向服刑人员提供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还出现一系列其他问题。
监狱学习环境必须平衡监狱安全与犯人改造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何做到既保证监狱安全又能通过给服刑犯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及实施强制性行为计划（比如戒毒和戒酒计划）改造犯人。一般而言，服刑犯人参加学习的比例低，尤其是在服刑的开头几年或等待判决的阶段。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三：①监狱没有专门负责犯人学习事务的人员，监狱工作人员（比如领导层）的态度和认识；②监狱环境；③有限的课程/专业（比如仅提供识字和算术基础课程）（Gillies et al., 2014）。监狱管理人员每天与犯人接触，他们的态度会影响犯人是否能顺利完成教育或培训课程学习。监狱管理人员能够使自己监狱改造犯人的具体目标得以强化或受到削弱（Kjels⁃berg, Skoglund, & Rustad, 2007）。
研究表明学习时间是影响课程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某一段时间内持续学习对保证学习成功很有必要（Cho & Tyler, 2008）。但是，监狱的要求经常高于对课程学习持续性的要求，即使犯人自己愿意参加学习。许多政府对罪犯严惩不贷的政策造成了监狱人满为患，导致犯人居住条件差和活动困难。出于全局需要，犯人可能在事先没被告知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而新的监狱不一定提供同类教育课程（Brazzell et al., 2009）。
缺少学习支持和文化资本导致一低一高：报读率低，流失率高。服刑学生通常是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后教育的人。他们的学习常常没有得到家庭或者社区的支持，也缺乏正常学习所必需的文化资本。除此之外，掌握数字化素养技能对出狱后的就业或者学习都至关重要，但是对在押犯人或者社区的其他弱势群体而言，这些都是新技能，而且他们掌握这些技能的愿望常常得不到满足 （Garrido, Sullivan, & Gordon, 2010; Lockard & Rankins-Robertson, 2011）。最有效的学习课程要求有大量小组讨论活动，并能形成一个学习社区以取代监狱里经常是具有反社会特点的小集团（Adams et al., 1994; Batiuk et al., 2005）。对于那些在监狱参加学习的学生来说，成为学习社区一员能丰富他们的知识，巩固学习成果；否则，他们在与人交往和物质条件上均处于劣势，来自同伴的负面压力以及非常难以预料的监狱生活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结果（Watts, 2010）。
受害者权益团体支持对罪犯进行惩罚而不是通过教育进行改造（Drake & Henley, 2014）。因此，几乎没有人对大幅度削减监狱教育经费之举提出反对意见（Czerniawski, 2016）。由于投入矫正和教育的资金减少了，向监狱提供教育面临压力，结果犯人学习机会随之减少、课程周期随之缩短。
迄今为止相关研究的共同结论（也是重要结论）之一是服刑学生就读数字化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仅仅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干预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尤其对于监狱的学生来说，技术不能代替优质教学，技术仅是起到帮助学习的作用。再则，如果这些学生没有时间、空间、资源、精力和学习动力，仅有最新的、移动的、用户友好的技术并不能增加学习机会和改善学习效果。技术的运用还必须考虑环境因素或者“人性化”，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此外，要提高对成年服刑远程教育学生所面临的复杂社会、文化和政治障碍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保证专门为非传统和身陷囹圄的学生所提供的e-learning计划能取得长期成功。我们认为，今后要致力于创建和维护支持高等教育文化的社会体系，而技术是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工具（Hopkins & Farley, 2015）。
[参考文献]
Adams, A. & Pike, A. (2008a).Evaluating empowerment and control of HE e-learning in a secure environment. Presented at BERA confer⁃ence. Edinburgh. Retrieved from http://oro.open.ac.uk/24174/.
Adams, A. & Pike, A. (2008b).Security issues within prison and health ODL programmes. 5th Pan-Commonwealth Forum on open learning (PCF5). London: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dams, K., Bennett, K. J., Flanagan, T. J., Marquart, J. W., Cuvelier, S.J., Fritsch, E., . . . Burton, V. S. (1994). A large-scale multidimen⁃sional test of the effect of prison education programs on offenders' be⁃havior. The Prison Journal, 74(4), 433-449.
Ataizi, M., Toprak, E., Kumtepe, A. T., Kumtepe, E. G., Pilanci, H., Mut⁃lu, M. E., . . . Kip, B. (2010). Eliminating language barriers in Europe⁃an prisons through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techn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ODL&ICEM International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ICEM 2010, Eskisehir, Turkey.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 Prisoners in Australia, 2014.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15). Justice (P.Commission, Trans.). In P. Harris (Ed.), Report on Government Servic⁃es 2015 (Vol. C). Canberra, Australia: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Batiuk, M. E., Lahm, K. F., McKeever, M., Wilcox, N., & Wilcox, P.(2005).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correctional education: Are cur⁃rent policies misguided?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Criminal Justice, 5 (1), 55-74.
BAUM. (2015). Anadolu University Comput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er. Data obtained by BAUM on 23-24 October, Eskisehir Turkey.
Berman, G. (2012).Prison Population Statistics. Lond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azzell, D., Crayton, A., Mukamal, D. A., Solomon, A. L., & Lindahl,N. (2009). From the Classroom to the Community: Explor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during Incarceration and Reentry (pp. 57). New York, USA: Urban Institute, Justice Policy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Champion, N. & Edgar, K. (2013). Through the gateway: How computers can transform rehabilitation. London: Prisoners Education Trust.
Cho, R.& Tyler, J. (2008). Prison-based adult basic education (ABE)and post-release labor market outco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en⁃try Roundtable on Education,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Costelloe, A. (2003).Third level education in Irish prisons: Who partici⁃pates and why?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The Open University.
Czerniawski, G. (2016). A race to the bottom - prison education and the English and Welsh policy context.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31(2), 198-212.
Davis, L. M., Bozick, R., Steele, J. L., Saunders, J., & Miles, J. N. V.(2013).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onal Education: A Me⁃ta-Analysis of Programs That Provide Education to Incarcerated Adults (pp. 113).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2011).Making prisons work: Skills for rehabilitation, review of offender learning. London: BIS.
Dilek-Kayaoglu, H.& Demir, G. (2014). Prison libraries in Turkey: The results of a national survey.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46(2), 130-138.
Drake, D. H.& Henley, A. J. (2014).‘Victims’Versus‘Offenders’in British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lse dichotomy. The Howar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53(2), 141-157.
EPEA. (2009). Virtual European Prison School (pp. 16). Brussels.
Farley, H., Bedford, T., & Turley, L. (2011). Using portable Moodle and eReaders to enhance learning at a distance for incarcerated offend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asian Corrections Edu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Gold Coast.
Farley, H.& Doyle, J. (2014).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distance education for incarcerated students: a case study from an Australian regional university. Open Praxis, 6(4), 357-363.
Farley, H., Murphy, A., & Bedford, T. (2014). Providing simulated on⁃line and mobil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a prison education setting: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LEIADES pilot pro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and Blended Learning, 6(1), 17-32.
Farley, H., Pike, A., & Hopkins, S. (2015). Bringing digital literacies to students in pris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locking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in Prison: EPEA 2015, Ant⁃werp, Belgium.
Forster, W. (1996). England and Wales: the state of prison education.Journal of Correctional Education, 47(2), 101-105.
Fox, R. (2015). The rise of open and blended lear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tudies and Practices for Advancement i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2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aaou2014.ouhk.edu. hk/Studies-and-Practices-for-Advancement-in-ODE.pdf#page=102
Garrido, M., Sullivan, J., & Gordon, A. (2010). Understanding the Links between ict skills training and employabilit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8(2), 17-32.
Gelsthorpe, L. & Morris, A. (2002). Women's imprisonment in England and Wales: A penal paradox.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2(3), 277-301.
Gillies, R., Carroll, A., Swabey, K., Pullen, D., Fluck, A., & Yu, J.(2014). The role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mong ex-inmates liv⁃ing crime-fre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joint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d New Zealand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Brisbane, Australia.
Hedderman, C. & Gelsthorpe, L. (1997).Understanding the sentencing of women. Research Study 291. London: Home Office.
Home Office (2001).Statistics on women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A section 95 publication under 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1. Lon⁃don: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Home Office (2007).A report by Baroness Jean Corston of a review of women with particular vulnerabilitie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London: Home Office.
Hopkins, A. (2015). The national crisis of indigenous incarceration: is taking indigenous experience into account in sentencing part of the so⁃lution? Legaldate, 27(2), 4-7.
Hopkins, S. & Farley, H. (2014). A prisoners’island: teaching Austra⁃lian incarcerated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Prison Educa⁃tion and Reentry, 1 (1), 42-51.
Hughes, E. (2012).Education in prison: Studying through distance learn⁃ing, Farnham: Ashgat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 (2015) Website http://www.pris⁃onstudies.org/highest-to-lowest/prison_population_rate?field_region_ taxonomy_tid=14
Jeffrey, L., Hegarty, B., Kelly, O., Penman, M., Coburn, D., & McDon⁃ald, J. (2011). Developing digital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higher educa⁃tion: obstacles and support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10, 383-413.
Kjelsberg, E., Skoglund, T. H., & Rustad, A.-B. (2007). Attitudes to⁃wards prisoners, as reported by prison inmates, prison employees and college students. BMC Public Health, 7(71). Retrieved from http://bm⁃cpublichealth.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1471-2458-7-71
Lockard, J.& Rankins-Robertson, S. (2011). The right to education, pris⁃on-university partnerships, and online writing pedagogy in the US. Critical Survey, 23(3), 23-39.
Ministry of Justice (2015). Population and capacity briefing for Friday 15 may 2015, London, Ministry of Justice.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Turkey (2016). T.C. Adalet Bakanliği Ceza Ve Tevkįfevlerį Genel Műdűrlűğű. Retrieved January 10, 2016, from http://www.cte.adalet.gov.tr/index.html.
Nigerian Prison Service (2015). Nigerian Prison Servic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4, 2015, from http://www.prisons.gov.ng/ about/statistical-info.php
Open University. (2011).Statement on equality and diversity [Online].Retrieved from http://www8.open.ac.uk/about/main/admin-and-gover⁃nance/policies-and-statements/statement-equality-and-diversity.
Open University. (2014).Offender learner data and developments [On⁃line].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en.ac.uk/about/offender-learning/ data-and-developments.
Open University. (2015). Offender Learning: Courses and Qualifications.Retrieved January 10, 2016, from http://www.open.ac.uk/about/offend⁃er-learning/studying-ou/courses-and-qualifications
Pike, A. (2014). Prison-based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nd its role in life after release. (Thesis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Open University, Mil⁃ton Keynes, UK.
Pike, A.& Adams, A. (2012).Digital exclusion or learning exclusi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dult male distance learners in English prisons. Research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 (4), pp 383-376.
Reuss, A. (1999). Prison(er) education. The Howar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2), 113-127.
Ritzema, T. & Harris, B. (2008). The use of Second Life for distance edu⁃cation. Journal of Computing Sciences in Colleges, 23(6), 110-116.
Salane, F. (2008). Distance education in prisons: an educational right or a privilege? The case of "student inmates". Distances et savoirs, pp. 1-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stanceandaccesstoeducation.org/ contents/DS2008-Salane-English.pdf
Taylor, C. (2014). PET Brain Cells: Third Edition. London, UK: Prison⁃ers' Education Trust.
Turley, C. & Webster, S. (2010).Implementation and delivery of the test⁃beds virtual campus. London: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Walmsley, R. (2013). World Prison Population List (Tenth edition ed.,pp. 1-6). Lond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
Watts, J. H. (2010). Teaching a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be⁃hind ba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pen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Open, Distance and e-Learning, 25(1), 57-64.
West, D. (2012). Digital Schools: How Technology Can Transform Edu⁃cation. Washington: Brookings.
World Prison Brief. (2016a). Australia. Retrieved January 10, 2016,from http://www.prisonstudies.org/country/australia
World Prison Brief. (2016b). Nigeria. Retrieved January 10, 2016, from http://www.prisonstudies.org/country/nigeria
World Prison Brief. (2016c). Turkey. Retrieved January 10, 2016, from http://www.prisonstudies.org/country/turkey
World Prison Brief. (2016d). United Kingdom & Wales. Retrieved Janu⁃ary 10, 2016, from http://www.prisonstudies.org/country/united-king⁃dom-england-wales
收稿日期：2016－03－21
定稿日期：2016－03－25
作者简介：海伦·法利（Helen Farley），博士，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数字未来研究所副教授。“连接：改善缺乏信息通信技术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Making the Connection: Improving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ents with ICT Limitations）课题主持人。
安妮·派克（Anne Pike），博士，英国开放大学数学讲师，考文垂大学（Coventry University）犯罪学客座讲师。曾担任监狱教育官员，2007-2009年任英国开放大学负责监狱学习事务的经理，长期参与监狱教育事务和研究。
乌古尔·德米拉伊（Ugur Demiray），博士，土耳其阿纳多卢大学教授，UDEEEWANA（东欧、西亚和北非远程教育联合会，United Distance Education For Eastern Europe, Western Asia, Northern Africa）创会主席，联合会官方电子期刊GLOKALde主编。
纳巴什·汤郎（Nebath Tanglang），博士，尼日利亚国家开放大学教授。曾担任该校副校长（行政事务）。
译者简介：张永胜，汕头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515041）。
审校者简介：肖俊洪，汕头广播电视大学教授，Distance Education(Taylor & Francis)期刊副主编，Syste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Elsevier)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