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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CA成员之一18岁的张紫薇在线上活动“If I were a boy/girl”中的Po图在和《人物》记者通话的时候，赵紫璇小姐正躲在宿舍的厕所里，电话里不时传来冲水和女孩们大笑的声音。她刚满17岁，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女校上十年级。每个晚上，她都要去宿舍老师那里查到，但4月的这个周六有些不同——她必须为了这个越洋采访请假。听闻采访是关于赵紫璇负责的女权组织时，宿舍老师兴奋地喊了一句“Cool”。

这个女权组织叫FLCA（Female Leadership Cultivation Association，女性领导力培养组织），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学生女权组织。除了赵紫璇这样的留学生，FLCA的负责人都是散落在国内各地的中学生们。她们很少有机会线下见面，但已熟悉得“像是一家人”。她们盘算着今年9月能在美国聚一场—那时，她们中好几位的留学生涯也将开始了。

出国党是她们中多数人的共同身份。郑茗予是FLCA的创始人，唐山一所普通高中少见的几个“要出国的”之一。由出国党们组建出一个中学生女权组织在她看来并非偶然：她们视野更广，并且这事对申请学校时丰富履历也颇有裨益。而普高学生们就“太忙了”，郑茗予说，就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愿意高中时间去做这个，影响了自己的高考。”

她们常听赵紫璇描绘在美国女校生活的图景。上生物课时，只要学生们被一道题卡壳，热爱戏剧的女老师就会用夸张的语调鼓励她们：“You are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woman, you can do this（你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你能做到的）!”同学们流行在电脑上贴一个写有This is a way feminsts look like（女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儿）的贴纸，然后一个箭头指向她们的脸。图书馆女厕所的图标，画成了超人的斗篷。这些存在得如此理所当然，更加剧了她们出国的渴望。

九年级结束的那天，赵紫璇在从公寓到机场的路上填写了加入FLCA的申请表。由于太过激动，手心里的汗还把手机打湿了。在表里她写道：“在我有限的经验里，对自己性别的尊重和欣赏是很多女性缺乏的。我希望能稍微做点什么来改善人们对女性的认知。”

3年前，赵紫璇也是“对自己性别缺乏尊重和欣赏”大军中的一员。她在杭州一家半军事化管理的寄宿中学，每天早上6：30起床，穿上耷拉到屁股的肥大校服去晨跑，混迹在根本分不清男女的黑压压一片中。初二时，校方规定女生要穿短裙，这让女生们出奇愤怒。“一般只有那种弱不禁风的白莲花才是穿裙子的，像女汉子就是穿裤子的，性格就比较讨喜。”

有相同经历的不只有赵紫璇一个人。郑茗予小时候和姑姑生活在一起，姑姑是一个做什么事都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姑姑认为女生同样可以获得事业上很高的成就，但衡量成就高低的却是“能够达到男性的水平”。直到创办了FLCA，郑茗予才意识到：即便是姑姑这样传统性别形象的挑战者，也从未走出男权社会观念的囹圄。

意识到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自己所属性别的限制时，FLCA的负责团队灵光乍现：为什么不让大家体验下换一个性别的滋味呢？于是，“If I were a boy/girl”的线上活动就应运而生了。收集到的80多份作品中，不少照片相映成趣：一个女生面对着满桌的瓶瓶罐罐苦恼，幻想自己成为男生后“就算自拍再丑我也不用在乎”；一个男生则将自己的脸P在美女的照片上，在一旁喜滋滋地注明：“如果我是一个女生，人们会说我有好看的腿，穿时髦的衣服。”

这让郑茗予发现，原来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性别标签的束缚同样巨大。一旦打破“男生应该……”“女生应该……”的刻板印象，可以给很多人的生活投下一束意想不到的光亮。如果高中老师不再讲女孩子理科学不好，或许就是女生获得中国大陆首个物理学诺贝尔奖；如果男性们不再被要求有房有车，或许恋爱时他们会更自在轻松；如果女性们不再被要求貌美如花，或许减肥晕倒、化妆毁肤的案例会逐渐消失……而“If I were a boy/ girl”的意义是最终让大家抛弃性别标签：就算不是男生或女生，我将来也可以这样。

FLCA的价值观也随着她们认知的深入而成长。它的微信公号自称是“一个有理性有逻辑的女权平台”，但这个定位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有段时间，FLCA发的文章倾向于“标题党”，比如《为什么有些中国女性不刮腋毛》，招徕了一批粉丝也背负了不少骂名。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吸粉方式就是“砸牌子”：FLCA又不是营销号，没必要去琢磨各种吊人胃口的东西。

不过，每个人对理性和逻辑的界定还是不一样的，负责团队内部也经常对某篇文章产生争议。《复仇者联盟2》刚上映那会儿，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黑寡妇由于衣着暴露，被同组男演员形容为“荡妇”和“妓女”。FLCA趁热转载了一篇批判“荡妇羞辱”的文章。一位在伯克利念书的同学担心男性读者看后会产生被谴责的不适感，在保护一个群体的权利的时候侵犯了另一个群体的权利。但郑茗予觉得，“现在女权在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滞后了，就算文章裹挟着‘仇男激进’的情绪，也只是在前进的路上突出一个尖，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追赶。”

负责微信文章终审的赵紫璇也承认，很多文章的观点她是持保留意见的，比如有些控诉女性遭遇就业歧视的投稿让她“很不舒服”。她认为这和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她的父亲是一家企业主，哪怕她将来打拼不出来，也可以回去女承父业，很难会遭遇“职业天花板“。但她觉得，“有争议就说明有讨论，有讨论就说明这个话题能更受到关注。”

郑茗予注意到，过去这种讨论常常局限在女权圈，会营造出一种女权主义欣欣向荣的假象。现在，FLCA想要走出去。从今年2月开始，她忙着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在各中学开设线下的FLCA子社团，来自北京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八中，来自广州的华师附中都陆续加入了进来。

Sophia正是FLCA在华师附中开设的子社团的主要推动者。她始终对女权圈的“自娱自乐”保持警惕，在她看来，像子社团这样走出圈子的举措才彰显了女权主义的本质：改变本来就持有性别偏见的人的看法，而不是再给女权主义者们灌输一遍。她们给“女权”两个字扩宽了宣传口径，就像Sophia说的，“从学科角度讲，女权不是作为一种思想，而是作为一种学识。”她们们正在策划将女权和宗教联系起来，“你的宗教信仰也可以从女权的角度理解”；最近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与女权”评论，“女权”这个词不会直接出现，而是隐于剖析影片价值观的文字背后。

将女权作为一个人生理想来完成，Sophia对此非常肯定。她已被耶鲁、普林斯顿等高校录取，打算读生物科技——她想从生物角度来研究女权主义。“我现在很感兴趣的话题是人造子宫，你乍一听上去没什么必要，但如果（女性）可以不自己怀孕有一个孩子，将来不需要产假，在就业上面地位就完全平等了。而且在某种角度上，也不会把养育孩子的重任全部放在女性身上，不会认定女性因为她生了孩子会使她对孩子的感情更深厚，导致被强迫留在家里带孩子。”如果说有什么能最快速、最广阔地提高女性地位的方式的话，Sophia认为是科技——就像400年前避孕套的诞生，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性一样。

而FLCA的未来，没有谁能指明一条确凿无疑的道路。赵紫璇记得3月25日那天，FLCA的微信平台粉丝量超过了3000，当时距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虽然可能不是那种惊天动地地会被写入历史教科书那种，但我有一种成就感。我希望做一点我能做到，并且看得到改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