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刊有一篇长报道的主角是褚时健和他的独子褚一斌。我们希望呈现一个有关风云人物和继承人之间的故事，再具体来说，就是父子关系。但此外，我和记者张瑞有过一番讨论，即这个故事是否可能有公共性或社会层面的意义？
回看《人物》的报道，必须承认它们并不总与公共利益或社会图景紧密相关。当然，我们报道过死磕派律师、留守儿童、粉丝帝国与明星，但也做了许多看上去并不具备标本意义的个人故事—比如钢琴家沈文裕和他完全封闭的家庭，以及夏宗伟，她在为姐夫、民营企业家牟其中奔走申诉中，两人关系的复杂纠葛。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当编辑部在讨论是否要真正开始操作一个选题时，我们不会为选题钉上一个个标签，试图通过它们去表达媒体的价值观。我们的关键词总是“故事”。“好故事”的标准不在于戏剧张力，而在于它是否能引起人们有关自己生活的强烈回响和共情。
这种共情有时产生在非常细碎的情节之中。我最近在看斯蒂芬·金的一本小书，其中写到当他读一年级时经历过一场链球菌咽喉炎，导致左耳出了问题。在医院，医生拿出像铅笔盒里面的尺子那么长的一根针，“他把针伸进我的耳朵，刺我的鼓膜……刺我鼓膜的那种痛直叫人死去活来。我尖声大叫。我脑袋里听到一个声音—像是一声响亮的亲吻。炎热的液体从耳朵里流出来。”尽管我没害过耳病，但读完这段回忆，我实在觉得耳朵挺不舒服，而且跟金先生一样，也是左耳。
1985年，普利策特稿奖颁给了一篇名为《一个视力过人的男孩》特稿。故事的主角是一位10岁男孩，打生下来就失明，只能用触摸和听觉感受世界的画面，其中甚至包括闪电，“‘我妈妈说闪电就象一棵圣诞树—那种穿越天空，明暗闪亮的情形’，他说着，道出让诗人引以为豪的令人愉悦的描绘。”这并非一篇多么戏剧化的特稿，笔调像平原上的河流一样稳定、缓慢，但它足以让读者体察，在面对任何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命运——可能是眼疾，也可能是腿病—人们总会找到与之相处的办法与勇气。
回到褚时健父子，张瑞最终写出了孩子如何在父辈的树荫下战斗、纠结与顺服的漫长过程。这样的故事既可以在沈文裕父子身上看到，也可以在我们曾写过的徐静蕾父女身上看到，还可以从许许多多的家庭中看到。正像描述家庭关系的乔纳森·弗兰岑会被《时代》杂志封面称作“伟大的美国小说家”，我们可以更开阔地看待报道所需具备的“公共性”，并不只是批判与建设性地报道社会大环境，才可被称作具有公共性，那些引起人们悲哀、愉快、恐惧及一切使读者反照自身的故事，都应被视作公共性的一部分。
上个月，来自美国的蒋贺子为我们撰写了《偷渡客杀人事件》。2015年，蒋贺子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在Literary Journalism这堂课上，她的老师、普利策奖得主Dale Maharidge要求每位学生都进行采写实践。蒋贺子的选题之一包括移民假结婚，她的一个同学因为被退学，便通过假结婚来获得身份，“特炫酷。去律师事务所，律师给你拿出一个册子挑，里面是各种照片。你可以挑头发颜色，大胸小胸，肤色身高。”从这个角度往下探索，她发现了因争取绿卡不成而杀掉表嫂和其4个孩子的陈闽东。这是一个此前蒋贺子所完全不曾想象过的阶层生活—她18岁赴美读书，眼中的未来图景应是像小时候读过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一样，“我真的是在开始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才发现还有这样一帮中国人到美国的梦就是拿到绿卡，娶个老婆，开家饭店。”他们大多不会英语，在美国只能做中餐馆。蒋贺子第一次带陈的妹妹娜娜（同样不会英语）去探监时，娜娜从到监狱起就在很努力地想要记住一切手续该怎么办，还在巴士上努力地背陈闽东的案件号码，希望自己以后也能独立来看哥哥。
最终，一次课程作业变成了长达15个月的采访与写作。当内容大纲最初来到选题会时，令我们感到被打动的，是其中陈闽东因地理、语言和心态隔绝而产生的毫无出路的孤独感。那是任何人都可能会产生的感受——只不过大部分时候没有这样极端。因此，“孤独”也成为叙事的主题。
这就是一个选题从点起火花到最终完成的部分过程，它由一个身边小插曲开始，然后观照了许许多多与之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最终又回到个体本身。这也是《人物》想要提供的故事，那些无论何种情况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回响的、古老主题之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