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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去的道路山高水长，那些行走的足迹，串起一个个地名，在深情的民歌里反复吟唱，浸透了血泪和心酸。在歧道地，人们把鞋一脱一扔，落地后鞋尖指向哪个岔口就走哪条路；府谷县的古城有一座庙，穿过它，从此故乡就是远方；杀虎口是许多人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但过往者“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在最早唱响《走西口》民歌的河曲县，365盏河灯年复一年发出“魂兮归来”的呼唤，穿越了时空，至今依然在黄河的涛声里回荡……几百年后，当我们去重新拾起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记忆碎片，我们对“西口”的定义又当如何？

在轰轰烈烈的走西口大潮中，无数民众都是带着对未知地域和新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出发的。

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仍能看到，那条西行路上人头攒动，影影绰绰。北方的烈风在呼啸，大漠中黄沙飞扬，盗匪的刀光剑影在闪烁，苍凉的歌声道不尽寂寥和迷茫，但许多人还是毅然出发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有人从山西、陕北等地走到了蒙古草原，甚至走到了新疆边陲和更遥远的俄罗斯……

西去的道路山高水长，那些行走的足迹，串起一个个地名，在深情的民歌里反复吟唱，浸透了血泪和心酸。

从雁门关到府谷县走西口回望故乡的地方

当年，大多数走西口的山西人都要先经过雁门关。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长途跋涉。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如此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大雁也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100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这是一个岔路口，路指向两个方向。如果走了杀虎口方向，就是常说的“西口”；如果走了另一条，就是前往大同、张家口方向。这些线路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虽然这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究竟选择往哪里走更好——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遥远的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至于到了那里究竟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

于是，有的人来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就把鞋一脱一扔，落地后鞋尖指向哪个岔口，就走哪条路……这样的做法，不但是听天由命，也像是一种赌博，而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命。

在府谷县麻镇，走西口的行为似乎一直延续到了当下。这里是府谷最古老的镇子之一，明长城从这里穿过，一个个孤独的烽火台陈列于周边。

2002年，有摄影师深入麻镇的刘家坪村，发现那里“冷清得路上都看不到几个人”。在一户破旧的门前停下，可以看见窗纸已经被风撕裂，一辆破三轮车静静地依在墙角，大门上还留着主人美好的愿望：“门对青山千里秀/家居福地四时春”。村里人说，这一家五口是2001年离开的，他们去了鄂尔多斯。刘家坪村有一个小组，组长今年48岁了，在村里还算“年轻人”。他说，在6年前刘家坪还是富裕村，全村800多人。但从1998年起，这里连续大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还有很多人举家迁徙，现在村里剩下300多人，大多是老弱妇孺。他还说：“村里有人过世，8个抬灵柩的壮年人都找不齐。再往山上走，一些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人走得只剩下三四户，甚至完全没人了……”

过麻镇北行50里，是府谷县的古城，这里紧邻内蒙古的准格尔旗，是过去走西口的人们要回头望故乡的地方。大路旁有一座庙，穿过它，就算真的离开了家乡，从此故乡是远方……

杀虎口：最早的“西口” “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

几百年间，无数人走上这条西行路，对口内口外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所谓的“西口”究竟是指何处？大多数人能想到的答案，一定是杀虎口——它确实是许多人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也是当今人们最广泛认可的“西口”所在地之一。

杀虎口位于今山西朔州市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坐落在古长城脚下，与内蒙古毗邻。从地形上看，它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侧高山对峙，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形成一条长约3000米、宽约300米的狭长走廊，构成天然关隘，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加之地势十分险要，因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汉伐匈奴，隋唐征突厥，宋抗契丹，明御蒙古，都在这里屯兵设卡，称得上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征伐、交流的前沿阵地之一。

过了杀虎口，就是内蒙古的凉城县、林格尔县与右玉县的交界之处，这里是“鸡鸣惊三县”的地方，更是“三不管”地带。当年走西口的人来到这里，只见山路崎岖，山梁林立，人烟稀少，常有土匪出没劫杀过往商人和贫民，因此留下了一首无比凄惨的歌谣：“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

而杀虎口之所以“难过”，还因为繁重的关税。作为中原与蒙古、俄罗斯等地通商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大量商人与货物由此通过，明末清初，杀虎口就已经成为中原与塞外的经济贸易中心。这座边陲重镇的繁华，一度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据资料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甘鹏云出任杀虎口监督，在短短的7个月里，征收到税银达8.3万两，因此杀虎口又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随着商贾云集，杀虎口一度人口剧增，也曾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俊杰。明清时期，这里走出了7位翰林学士、2位将军、5位举人，民国时期有26人考入全国各地大学，因此杀虎口还成为“教育重镇”，留下了“南有绍兴府，北有杀虎口”的美誉。同时，由于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处，杀虎口也成为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混乱，也有各民族在互相影响和学习之中的逐渐融合。

但对于走西口的移民大军来说，这道税卡的繁荣，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繁重的关税，让许多希望做小买卖发家的人断绝了希望，而一些外出谋生的农民，往往因交不起过关的税费铤而走险，选择从荒凉的沙漠、高山地带绕行，路途的危险大大增加。

张家口塞北梯田风光，张家口是当年前往蒙古草原两条主要路线的途经口岸之一，另一部分门从山西等地往北，出张家口再转入草原。长城古垛口春季风光，朵朵春花，让荒漠和黄沙也有了些许温暖。当年走西口的人们，往往在春季出发，在满园春色中与亲人告别。归化城：另一个“西口”河曲：“水西口”的招魂灯

多年来，虽然人们普遍把杀虎口当做“西口”，但关于西口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真正确定。许多人认为，“西口”并非单指长城的某个口，而是“山西长城诸口”的统称。因为当年走西口的人群非常庞大，且持续了几个世纪，事实上形成了很多条路线，正如“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地方的民众，也有不同的路径越过长城，走向那未知的远方。只是随着民谣《走西口》的流行，人们把前往塞外的行为都统称为“走西口”。

还有人提出，归化城才是真正的“西口”。在清代《乌里雅苏台志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归化城，俗曰西口”。另外，今人在呼和浩特市南郊，陆续发现了很多印有“西口”字样的砖瓦，似乎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在明朝以前，塞外草原上并没有一座像样的城池。据《明史》记载，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蒙古土默特部的重要首领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共同主持，模仿元大都，在大青山之下建成了一座雄伟美丽的城池，后被朝廷赐名为“归化城”。当时的归化城由青砖砌成，远望一片青色，蒙古人民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库库和屯”，又译为“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这就是如今呼和浩特市的旧城。

随着人们开始走西口，归化城也逐渐成为塞外贸易中枢。商人们把中原的茶叶、布匹运到这里，再转运到草原和大漠深处，换回皮、毛等畜牧产品。无数商人队伍与骆驼为伴，悠悠驼铃传遍草原。到清乾隆年间，归化城被设为继杀虎口之后的第二个税关。就这样，归化城逐渐替代了杀虎口，成为“西口”的另一种定义。

不过客观来说，纵观历史，我们似乎应该把“西口”当成一种宽泛的、地理意义上的象征，而不必狭隘地去定义为某一个关口——“西口”可以理解成口岸，同样也可以理解成目的地，本应是新生活和梦想之地的象征。

从与走西口相关的民歌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关于坐船的情景描述，因此历史上还有“旱西口”与“水西口”的说法。“旱西口”就是以杀虎口为代表的长城众多关口，而“水西口”，则地处晋、陕、蒙交界、黄河岸边的小县城——山西河曲县，那里拥有留存至今的历史遗迹“西口古渡”。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歌，正是当年河曲地瘠民贫，人民背井离乡的真实写照。河曲县位于黄河之滨，是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处，与内蒙古的准格尔旗隔河相望，历来是走西口最流行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前后因走西口而在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多达20万，从1875年至1945年间，就有10万河曲人走西口，而2016年的河曲县，也不过15万人口。

这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县，也是最早唱响《走西口》民歌的地方，从清代开始至今，当地人都传承着这样一种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要在黄河上放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来祭奠在走西口的历史中死难的亡灵。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365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365天，每一盏灯还代表着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魂兮归来”的呼唤，穿越了时空，至今依然在黄河的涛声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