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艺术家方锦龙：多琴研习的乐者，文化传承的行者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一盏灯、一壶茶、一支香、一把琴、一个人演奏和串场。这就是音乐家方锦龙音乐会的形式，在如今喧闹嘈杂的社会环境下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即便如此，无论走到哪里，国内还是国际，方锦龙的音乐会每每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而欣赏过他音乐的听众们，每一个人都会惊叹，他的表演没有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往往就是幽幽的抚琴，而他流露出的那份自信，与动听的乐曲交相呼应，是那么的令人动容。
初见方锦龙，他鹤发童颜，一身布衣布裤，走路昂首阔步。采访前，记者本以为方锦龙的自信来自于自己高超的演奏技巧，而采访后，记者方才明白，他的自信是来自于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因此才会如此强大。
研习世界上百种乐器
方锦龙出身安徽安庆的一个梨园世家，他的父亲是黄梅戏乐师。从小耳濡目染让他对琵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7年，15岁的方锦龙已经掌握了十几种乐器的演奏，他带着琵琶只身来到济南，报考前卫歌舞团。在主考官面前，他满怀深情，一口气弹奏了10支曲子。由此顺利地进入前卫歌舞团，成为一名文艺兵。
在济南一住就是10年，方锦龙完成了自己在音乐领域的“原始积累”，夯实了艺术之路的路基。“很幸运,从15岁开始，我身边就大师云集，这些大师的培养、栽培，部队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磨砺，造就了今天的我。”
方锦龙还是一个勇于尝新的人，他的兴趣并不止于琵琶，一有机会就学习各种乐器。在济南他还拿过吉他弹唱比赛的一等奖，并创作了《故乡的姑娘》《属大龙的孩子》等数十首歌曲。方锦龙笑着说，当时的济南前卫歌舞团民族乐团比较传统，自己当时弹吉他还遭到一些老先生的不满，认为他那是不务正业。
1988年，正是流行音乐黄金时期的开端，方锦龙被调到广州战士歌舞团。有趣的是，战士歌舞团要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琵琶演奏，而是他的吉他弹唱。
直到现在，以弘扬国乐为己任的方锦龙仍然不排斥其他类别、其他形式的音乐，他没有认为自己钻研的是高雅音乐而看低流行音乐。“某些艺术家把自己摆得很高，举得起放得下叫举重，举得起放不下叫负重，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在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给自己负重，这样艺术水平怎么能高？”
有时一提到艺术家，给很多人的印象是难以接触。方锦龙的好人缘，却是有口皆碑，无论是音乐圈、学术圈、演艺圈还是政府圈，方锦龙都喜欢结交朋友。他的自信中并没有扎人的自大，更多是能够感染他人的谦和，和他交谈中，他经常拿自己调侃，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接地气。”
“葡萄又小又酸需要架子，西瓜又大又甜直接放在地上就行。”
艺术高于生活，但它毕竟源于生活。方锦龙认为艺术家要接地气，放下高高端着的自我。他曾在西班牙待过几个星期，天天向那些在街头艺人学习。“很多在街上演奏的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就是要找到那样一种氛围，不会太在意
面子，艺术家就是要找生活。”而他自己也曾戴上墨镜，在合肥的街上演奏过一次，就是寻找阿炳当年的感觉。
“一个好的艺术家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别人不把咱当回事，咱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当回事；当别人把咱当回事，咱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方锦龙善于观察生活，也善于总结生活，他三言两语中，往往就有一句蕴含生活哲理的 “金句方言”。
如今，方锦龙能够演奏的乐器已有百余种，相比“演奏家”的称谓，其实“多琴乐者”的称谓更为合适。他利用自己的各种特长，通过跨界表演，希望找到大众能够接受的国乐形式，“中国是一个多琴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乐器，作为中国人，我要求自己了解学习不同的乐器和不同的音乐形式，艺术家应该是触类旁通的，而且是要有包容心的。音乐就像金字塔，铺得越宽,就耸得越高，学的乐器越多，就越能够触类旁通。你多学任何其他一种乐器，都比只学一种乐器的人获得的音乐营养更丰富。”
方锦龙每次在自己的演奏会上，都会带给观众各种不同的乐器表演，琵琶、古琴、胡琴、阮、三弦、独弦琴、箫、笛、埙、吉他、日本的三味线、印度的西塔尔、阿拉伯的乌德等等。除了实实在在的乐器，任何东西在方锦龙手里都有可能变成一件乐器。他可以随手拿起桌上的牙签筒就吹奏一曲牧歌，也可以看到摆在饭桌旁的树叶就忍不住扯下一片，吹奏一曲清音，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他无法演奏的东西。
多琴乐者方锦龙通过研习各种乐器和在世界各地的游历后，他表示，琵琶还是自己的最爱。“西方乐器之王是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则是琵琶，琵琶的指法道尽了所有弹拨乐的妙处。”
重现失传已久的五弦琵琶
上世纪80年代，方锦龙应邀赴日本参加由四国举办的丝绸之路音乐会。日本按照敦煌壁画复制了一些中国已经失传的古代乐器，一把仿古的五弦琵琶让方锦龙一见倾心。“稍一拨弄，我就发现它的音色独具魅力。琵琶多了一根弦，就增加了一个四度或五度低音，扩大了音域，余音丰满，泛音也随即增多，演奏效果更为丰富、壮观。”试奏后的方锦龙还未曾多想。
而后，方锦龙在东京的电视节目中看到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收藏了唯一一把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五弦琵琶，那是唐朝宫廷赐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日本朋友很骄傲地对我说，这是他们的国宝。但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国宝，感谢你们帮我们收藏了。”正是那一刻，方锦龙开始反思我们的文化传承，他坚定了要承担起恢复五弦琵琶的责任。
“当时就感觉到古人比我们多根弦，现在人缺根弦，少根筋，把太多的传统文化丢掉。太多快餐式的文化现象，做事的急功近利，这样下去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方锦龙向记者解释道，其实琵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时候就是五弦，从东晋到大唐都与四弦齐头并进、盛极一时，但到了北宋基本被四弦琵琶所代替，失传至今已是千年。
将四弦改为五弦，看上去只是加了一根弦的“区区小事”，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复杂。“如果完全按照日本的五弦琵琶琴体来制作当然可以，但是它只能作为合奏的乐器，我希望将五弦琵琶发展成为一种完全适合独奏演出的乐器。传统是一条河，河是流动的。如果一成不变，那便是文物。”回到国内后，方锦龙找了多家乐器厂，与乐器制作的名师们推敲了五六年，经过反复试制、科学测试，最终确定了“改革”方案。将琴体扩大，增加第五根弦，而且改变传统四弦琵琶的拴弦之法，琴头上装琴轸为左二右三。这样一来，新增加的第五弦，音色就更加厚重、深沉。
方锦龙的高瞻远瞩果然是必要的。他将古琴、三弦、独弦琴、三味线、西塔尔、吉他和乌德等不同民族的乐器演奏技法，融汇到五弦琵琶的演奏中，探索出一种全新的技法，使得它可以更多地模仿其他乐器的音色，演奏出印度、日本、欧美、非洲等不同国家或地区极具地域风味和民族风情的音乐。
说到五弦琵琶，方锦龙难掩喜爱之情。“比如说传统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中列营一段，用五弦琵琶加上低音后，场面更壮观了，擂鼓和号角也更有声势了。”他说,过去用四弦琵琶弹奏《梁祝》都要进行改编，弹不了的音符只能剪掉。用五弦琵琶来演奏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不仅可以弹奏小提琴的完整版本，而且将小提琴的线奏变为琵琶的点奏，靠余音来连接，《梁祝》更增添了些中国的韵味。
五弦琵琶恢复后，方锦龙却没有急于推广，有朋友喜欢，想收藏，他也都是免费赠送。“没有把五弦琵琶搞清楚就将其卖出去，那就是误人子弟。推广也是有步骤的，是将传统和现代接轨。”方锦龙说，“我们要更多地让国乐为现代人服务,要把现代人的生命和古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这需要学习，要大量了解文史资料，我觉得这事急不得。”时至今日，方锦龙仍然坚持钻研五弦琵琶的演奏技法，每一次演奏会他都会将自己最新的收获呈现给观众，他在演奏上的不断精进，让世人由衷叹服。
方锦龙曾给自己定下目标，人们提到四弦琵琶想到琵琶大师刘德海，提到五弦琵琶人们就会想到方锦龙。
五弦之音 2015年2月8日，星汇广场，国乐四大天王之一“五弦琵琶宗师”方锦龙，于千年蓉城之上，奏响星汇元年。坚定的复古主义者
“现在我常听身边很多年轻人说，生活要做减法，我就告诉他们，做减法前要先做加法，什么都还没有体验过，有什么可减的。”的确，方锦龙在他早期的音乐历程里面就是在不断地做加法。音乐上，无论民族、古典、流行、跨界，他都深入其中；社会活动上，无论收藏、茶艺、策展、组乐团他都一丝不苟。在这些不断给自己所做的生活加法后，他明确了自己音乐道路发展的唯一方向——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的音乐源远流长，宛如天籁。“不要崇洋媚外，要有民族自信心。一个
民族，一个人，只有内心强大了，才是真正的强大。”方锦龙说，钢琴的历史只有数百年，而在中国，八九千年历史的籥，七八千年历史的簧，五六千年历史的陶埙，三四千年历史的古琴，两千多年历史的琵琶，一千多年历史的尺八……这些国乐乐器都凝结着古人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个性，代表着灿烂的中国文化。
看到民族音乐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西方音乐传入而渐渐被历史掩埋，方锦龙十分痛心，于是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带上各种彰显国乐风格的乐器，到世界各地文化“布道”。
“人们习惯把我们传统的音乐叫民乐，我觉得叫国乐更能代表一种民族气质，就像国画没有叫民画，国学没有叫民学，所以叫国乐比较对。”
2002年，方锦龙受邀担任TVB8颁奖嘉宾，为F4、S.H.E、TWINS等颁奖组合奖，竟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乐队得奖，也是受到流行组合的启发，当下他决定着手创建一个国乐乐团。
回到广州，方锦龙创建了一个女子时尚国乐团“方锦龙·芳华十八”，他自己出钱，跑遍大江南北，将一个个有艺术天赋、人品良好、有音乐追求的孩子们汇聚在一起，对她们进行整合训练。她们既能演唱又能演奏，既有古典又有时尚，将东方的传统音韵和西方的新潮元素相交融，是方锦龙在国乐多元化与国乐风格化上所作的尝试，这支乐团与“女子十二乐坊”形成了一南一北两支劲旅，成为当时古典国乐风潮的中坚力量。
“我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我是坚定的复古主义者。”幽默的方锦龙在说到这里时变得非常严肃，“钢琴讲求和声，我们中国人讲求韵味。钢琴确实有它的优势，但在中国宣扬得有些过头了，其实钢琴不需要我们宣传，因为全世界都在宣传，不需要我们再锦上添花。”
他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一般演奏钢琴都有专业的人调琴，你再去演奏。中国的乐器不是这样的，无论琵琶还是古琴，你要学习演奏它，必然要先学会调琴，调完才能有调，就是这一细节，体现着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核心智慧，人自身需要调，家庭需要调，社会更需要调，中国的乐器可不是只是演奏这么简单的，中国的音乐不光用来娱乐，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教化人的。”
《乐记》中说道：“乐动于内，礼动于外，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方锦龙耐心地给记者讲到，“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被誉为‘礼乐之邦’。因为3000多年前周王朝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大司乐’音乐学院，教职人员达1400多人，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育国民，这样的礼乐教育培养除了孔孟老庄诸子，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就在今年1月，方锦龙受聘成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礼乐大使，他作为国乐的代表人物将担负起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
“要推广国乐，推广中华文化，自然少不得民族自信。”在方锦龙看来，除了西洋音乐在风头上盖过国乐令人心忧，在国乐推广方面如今存在一定的误区，更是令人着急。“现在在民族自信方面我们有所欠缺，大家老是在推广民族交响乐，其实民族不需要交响，交响是西方人的，一把琵琶弹《十面埋伏》犹如千军万马，以一当十才能体现国乐乐器的魅力。”
谈到国乐创作，方锦龙认为一定要遵循个性化，“国乐创作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来写，一定要到民间感受生活，而不是天天在象牙塔里待着。”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就具有一种音乐韵律。“中国的音乐就是两个‘道’，一个味道，一个地道。和中国菜一样，如果没有味道，没有地道，就少了精髓。只有先把中国的音乐味道搞好了，才去想着怎么和世界嫁接，如同苹果和梨，一嫁接就是苹果梨，但是必须苹果要在，梨也要在，不能因为嫁接了，就把根的东西丢了。”
此外，音乐创作还应发自内心，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商业，但创作者不能只为市场和赚钱，而丢了内心的纯粹。“当年的《东方红》大歌舞，首首歌都是经典，因为那都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谱写出了对毛主席和我们党内心深处的热爱。
在方锦龙看来，如今市场上最受追捧的当代艺术对于我们民族艺术的影响是颇为负面的。“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音乐，所有人都去从事和宣扬那些毫无意义的当代艺术，搞出各种形式花样而不重视内容，认为是创新。却把传统文化、老祖先留下的文化精髓认为是落后的而弃之不顾，这多么令人心痛啊！那才是我们的根啊！”
方锦龙的呼吁正如奥地利绘画巨子埃贡·席勒在20世纪初的叹言般发人深省：“艺术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
曾长期执掌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艺术批评家让·克莱尔多次向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发起堂吉诃德式的挑战，他指责世界各国“现代艺术”雷同统一化，形成了一种无论到哪里都一样的“国际风格”。他主张“一个民族存在一种艺术精神”，而艺术家应该是“一块土地的儿子”。
方锦龙的艺术观点与让·克莱尔不谋而合。让·克莱尔以参观了世界各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艺术应具有民族性，方锦龙则是掌握演奏世界各地上百种乐器技法后由衷地感叹国乐的博大精深，而他自己也是始终种践行着弘扬民族文化的理念，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