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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合谋”下的集体误导?

作者:文\/本刊记者 谢丹丹
直播暂时的“狂欢与胜利”带来一个扭曲的事实:为了钱似乎什么都能做;不用出门上班就可以挣钱;为了讨好观众,可以不做真实的自己……

人们对直播最初的了解,来自于《每日邮报》对韩国少年金成镇的报道,这个少年仅凭每天在网络上直播自己吃晚餐的过程,就能挣得1000英镑。

而随后,国内的直播消息也不断传出,媒体用这样的标题“躺着挣钱成现实”来报道一名靠“睡觉”获得万名观众的女主播。她被王思聪打赏了价值7万元红包的消息不胫而走。

纵观直播最初的蹿红,当一小撮人通过无聊、美色获得“第一桶金”之后,这种“胜利的欢呼”蔓延至整个直播平台,并在媒体的“帮助”下,不断被放大。

媒体对直播极端事件的报道,虽然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但是这样的“狂欢与胜利”带来一个扭曲的事实:为了钱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不用出门上班就可以挣钱;为了讨好观众,可以不做真实的自己……

直播“低俗化”是如何形成的?

打开各个直播平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容貌相差无几、浓妆艳抹的女子。只有在其大头照片下面才能看见一排小字,显示着直播的内容。当然有的人连直播的内容也懒得写。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网红行业专题研究报告》显示:目前77.1%的网民认为,在线直播平台存在内容低俗化。

直播平台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呈现形式示人?看直播的究竟是什么人?来自清博大数据的网络直播报告显示:20-29岁的群体占比近半,而男性占比超过八成。80、90后宅男成为捧场王(2016年4月的百度指数)。以体量较大的秀场直播为例,用户画像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人群占比高。

从以上数据可以隐约猜测,以花椒、映客为例的全民直播平台都是在竭力满足这群人的需求。而他们的消费水平足够支撑道具的花费吗?一场无聊的直播为什么会引来那么多人的围观?女主播到底挣的是谁的钱?

事实上,直播造假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2015年,某主播在斗鱼平台直播游戏“英雄联盟”时,聊天室观看人数竟超过了13亿。甚至还有热心网友测试黑屏直播3小时,竟也吸引了61人“观看”,并总结出了真实观众的计算公式:21+X+39X=显示观众数(X为室内真实观众)。

而普通观众所看到的赠送道具,也不一定是真的。打开淘宝,搜索“直播代刷”,已经有眼尖的商家推出各种替主播刷礼物和粉丝的服务了。店主打出广告,“主播刚开始直播,没有人送礼物,直播间显得寒酸不堪怎么办?我们来帮你!”

主播自己刷道具,只是直播中的九牛一毛。据业内人士透露,网红经纪公司通常以折扣价一次性充值,将虚拟货币全部花在公司旗下的主播身上,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引来更多人的围观。而之后,主播又与经纪公司分成,经纪公司又收回一部分成本。

仔细思考直播火爆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媒体、资本、直播平台、网红的“合谋”,他们先是创造出一种直播能迅速致富的假象,吸引主播慕名而来,但当前来的淘金者们发现现实并不如此的时候,开始剑走偏锋。资本、直播平台也在利益的驱动下,选择纵容和默许。

图 东方IC而几股力量合谋,为当下的无聊经济“添砖加瓦”。

误把直播平台当真实社会

在这场虚假的繁荣中,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是两类人:赚到钱的女主播和围观的青少年。除了内容本身的影响外,他们常常会误以为直播平台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真实的,甚至可能对其职场发展以及人生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误导一:金钱至上,“有钱就是爷”

只要喜欢就可以“献上”金钱。傅园慧成名之后,在某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送东西啦。”最后,她直接发飚:“你们这不是都变成送钱了么?让我充满了罪恶感!”一位声称送过六七万礼物的“老司机”曾在知乎上表示:送礼说到底就是找虚拟成就感和满足感,但“玩”多了也觉得没意思,毕竟大家都只是为了钱。

误导二: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记得央视有一档节目,曾提及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网红,在一夜之间将自己发布的2000多张照片全部删除。因为她突然间觉得很累,自己每天拍摄几百张自拍照,精挑细选找出最满意的一张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为了讨好他人,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于是,她开始对“网红”的身份进行反思。

误导三:以丑为美

除了靠颜值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暴露呈现自己丑态的一面,博得眼球。在《快乐大本营》制片人罗昕看来,“如果直播平台充斥着以审丑为美的价值导向,这在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上是有所缺失的。”

误导四:赚钱很容易,不用工作

现阶段的直播平台仍然被一些无聊、单调、同质化的唱歌跳舞,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以及“自嗨”所占据。当这些“无聊经济”都能赚到钱的时候,也许会导致更多的青少年产生一种错觉:我只要呆在家,“直播一下”,不用出门工作就可以赚到大笔收入,在很年轻的时候虚度光阴,忽视了对自身生存能力的培养和打造。

如何引导,呈现两派声音

面对目前直播平台的价值导向,《中外管理》采访的人群中呈现出两种声音:一是干预纠偏派,二是市场调节派。

罗昕是干预纠偏派的坚决拥护者。在她看来,直播作为媒介,对青少年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由于青少年心智发展还不完善,很容易将直播平台上看到的东西当成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事实。直播让年轻人更自由地表达个性,但是如何引导他们往更健康的方向走,是需要平台考虑的。

新华网络电视CEO杨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无聊、网红霸屏的原因,在于很多主播十七八岁、二十出头,他们所在的年龄和环境限定了其认知和见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责任的媒体、网红去适当引导,从而让更多正能量占领直播平台。

与他们相比,《广告导报》主编、电影制片人凌平显然更加乐观。在他看来,现在直播平台大多是“搔首弄姿”,主播通过最简单的形式获得第一桶金。但大多数有危机意识的网红都能够意识到,泡沫一旦破灭,如果传递的内容不能变得更有价值,就无法活下去。主播们也必定面临转型。正如有些影视明星,最初靠裸戏“取悦”观众,形成自己的品牌之后,谋求洗白和转型。

如果靠市场调节,直播是否会昙花一现?凌平的答案是:不可能。直播解决了“无聊”需求。而现阶段单调、同质化的直播内容最终会经过转型,逐渐走上正轨,例如教育、医疗健康等。

天娱传媒品牌中心总经理赵晖也认为对于当下的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当大家挣不到钱的时候,其实也就自然退出去了。”再加上,青少年不仅仅受网络环境一方面的影响,在家庭和学校所受到的教育,也会帮助他们对直播进行综合判断。

而在今年6月份,某直播平台的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位用户观看直播的时间仅为三分钟!这意味着:如果只靠无聊和打擦边球,无法有效粘住用户,更无法让用户为此付费。

毫无疑问,作为媒介和企业的直播平台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正如罗昕所言:“做了《快乐大本营》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要做一些向善的、快乐的内容,不能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责任编辑: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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