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出路何在？
张嗣兴本刊特约专栏作家，原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
在上期刊出的《躁动焦虑的六月》一文末尾，笔者写道：“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眼下，这样一种思维（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或许还会蔓延，正是蔓延的这种不合作思维将会使世界经济更深地陷入困境。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思想、文化、民族与宗教等问题都可能发生激烈冲撞，意想不到的不合理、不合逻辑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就在这段时间，英国脱欧公投，举世错愕，脱欧派战胜留欧的结果，让英国人自己、欧洲大陆都难以接受。英国退欧，既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也敲响了区域一体化的警钟，以后的欧盟只有两种选择：核心国家更为全方位的一体化或者彻底的分崩离析。所以欧盟对英国采取了毫不挽留的决绝姿态——要走赶紧，敦促其迅速进入操作程序，预期谈判过程会为英国设置不少成本以儆效尤，警惕连锁反应，并把连锁反应扼制在摇篮中。从经济的角度看，英镑和欧元可能进一步贬值，会引发全球汇率新一轮贬值浪潮，而欧央行在政策上已经没有太多空间来应对可能的风险。英国退欧首当其冲的是贸易和投资，退出欧盟单一市场，英国将会失去零关税的政策优势，对贸易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同时，欧美自贸谈判也会因英国退欧而前景黯淡。英国退欧意味着外围环境会出现重大变化，风险厌恶会明显上升，全球资本会寻找避风港，新兴市场则将受到新一轮资本外流的压力。
无独有偶。英国脱欧风暴阴霾未散，另外一片乌云又滚滚袭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4时，土耳其突然传出消息，军方人员发动政变。北京时间16日上午8时，土耳其政府称，局势已经得到控制。这场不到6个小时的“政变”使得刚刚稍有平静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土耳其里拉对美元下跌近5%，创8年最大跌幅。黄金也逆转了此前的颓势，美国10年期国债则跌至1.55%附近，收益率创2015年6月份以来单周最大跌幅。尽管此次事端始于军事政变，看似是政治因素，但一直以来，内部积怨似乎都起源于经济问题。土耳其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通胀，CPI长期维持在7%以上，然而并未与高增长相匹配。数据显示，2016年，土耳其第一季度GDP增速为4.5%，而通胀则超过8%，可见其经济实质已进入衰退。
今年全球经济、地缘政治方面，真是黑天鹅和蝴蝶效应此起彼伏。但总体而言，上半年全球经济维持弱势稳定，美联储暂缓加息，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保持了汇率的相对稳定。但这个稳定窗口可能正在逐渐过去，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再度出现分化，并且在部分脱钩，特别是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现有世界经济金融体制的意愿在下降。二是传统全球化3 . 0模式的断裂，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停滞。三是地缘政治矛盾加深，博弈扩大和尖锐化给大国合作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的难题造成深层次的困难。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大国展现的“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的精神如今不再存在，难以形成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共识和基础。从美俄的乌克兰危机，到美国在东欧和东亚部署先进反导系统威胁俄中战略安全，再到美国直接介入南海问题选边站队导致地区局势的紧张，都是在削弱而不是加强大国合作的基础。四是反全球化思潮的民粹主义及其政党代表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来势凶猛，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也将深刻改变世界的面貌和走向。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欧盟应对乏力面临“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危险，美国大选特朗普一路“高歌猛进”的奇特现象，都反映出这些国家中民粹主义力量对精英们治理国家失败和不力的强烈不满，矛盾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趋于激烈，孰胜孰负，尚难预料。五是以美国极力推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为标志，围绕全球治理主导权和全球化利益再分配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牵制中国发展壮大的考虑，希冀通过改变全球治理“游戏规则”给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增加成本，不希望“东西方共同治理”在国际制度中成为现实。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因此这些问题解决的难度自然很大。所以，后半年，大体可以预见，全球化进程趋于停滞，地缘政治风险会有所释放，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技能创新与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以及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力量上升，都会给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带来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发展中国家经济下滑，而全球贸易持续下降，金融体系流动不畅，已是共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同样不少。全球化有赢家，也有输家。有资本、市场的大都是赢家，没有资本靠劳动谋生的，大多是输家。一度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也积累了不少负能量，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加剧，财富鸿沟日益扩大，导致需求不足和大规模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流动性空前堆积导致资产过剩，全球1/4的经济体进入某种形式的负利率和普遍的所谓资产荒，天文量级的热钱跨境套利，从中心到外围金融经济危机不断；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和社交媒体为特征的高度实时的信息共享传播，火上浇油般地点燃普罗民众的负面情绪，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发生如此大变化的时候，人们质疑怀疑全球化，希望回归相对发展缓慢却能安居乐业的旧时光，不难理解。这种全球范围或多或少普遍存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深远和现实的。全球化出路何在？
全球化的出路何在，关键是要兼顾输赢两家。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指导模式是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以“彻底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基本信条的“华盛顿共识”决定的。事实证明，实行“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的绝大部分国家，经济上均遭受重创，掉入了各式各样的“陷阱”，并且因为经济困难而引发种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亚洲、拉美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多有过深刻教训。发达国家目前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极端民族主义上升，反对自由贸易和移民呼声增大等政治倒退，一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和内在不公造成的，是制度性缺陷；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组催生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制造业转移、金融服务业发达成为变化的主要特征，因此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中产阶段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社会矛盾加剧。欧盟国家对来自叙利亚等地的大批难民从同情到勉强再到拒绝和怨恨的转变过程清楚表明，西方对全球化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态度日益突出。社会公正、公平必须与经济同步发展，贫富差距的鸿沟亟须缩小，这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严峻考验。
总而言之，西方仍将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权不松手。在美元体系内确保资本全球流动是西方从全球化获利的主要途径，美国和西方还会锲而不舍地极力推进，以追求自由资本的最大利益全球化因素，而针对移民和贸易，西方国家则会以“民意”为借口转向保护主义和“关门”的做法，在金融体系中，对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决策权则“有利必争”“能拖就拖”。全球化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有些方向会前进，有些则会后退。今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20国峰会，将会是一次全球化有斗争、有共商、求协调、寻出路的会议。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