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 文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的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的夫人坐在对面,缝补着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随后,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没过多久,傅斯年去世。几天后,有人来到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此人果然文才出众。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向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的贪污舞弊行为。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堪称一代史学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