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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民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谈

作者:邹国煜/文

邹国煜/文



2016年4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社民党理论刊物《新社会》杂志主编托马斯·迈尔参加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万寿论坛”,就“欧洲社民主义当前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发展前景”发表主题演讲,介绍了欧洲社民主义及社民主义政党面临的困难,分析了社民主义在实践中处于守势的原因,并指出了社民党可以采取的行动策略及需要应对的挑战。

当前社民主义在整个欧洲处于守势

迈尔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地区造成的冲击并未明显消减,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持续存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给欧洲带来巨大困扰。在此背景下,民众更加渴望平等、公正,要求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进行调整,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人身安全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些诉求恰恰与社民主义的理念主张“不谋而合”。看起来社民主义正在拥抱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期,终于迎来了在欧洲大展拳脚的机会;社民主义也理应“挺身而出”,为欧洲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扛起克服危机的历史重任。社民主义的复兴可谓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事实上,社民主义在欧洲重整旗鼓仅仅停留于人们的想象中,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欧洲,几乎所有社民党都处于守势,没能在政府占据多数,无力在任何国家发起攻势。少数参与执政的几个社民党影响也很有限,在选举中的得票率长期在低位徘徊。社民主义及社民党应该就此进行深刻反思,清醒认识当前的现实处境,是社民主义进行自我批判性分析的出发点。

选民分裂弱化了欧洲社民党的影响力和地位

迈尔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社会阶层变得日益复杂和多元化。传统的阶层、阶级发生了改变,各阶层的利益、观念、情感、诉求也发生了变化。按照马克思的传统阶级划分方法,社会被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现在,人们的观念还受到文化程度、所受培训、行业领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你是资本家,还是工人?”而在于“你是什么样的资本家,或你是什么样的工人?”因此,当前仅仅关注传统经济维度之下的阶层分野是不够的,文化维度的区分也很重要,各个阶层在思想、意识、情绪、态度等方面的差异正变得更为复杂。人们的思想情感、行为举止、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社民党很难用一个纲领统合多样化的诉求。选民基础持续分裂是社民主义及社民党走弱的重要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民党及其核心选民逐渐向两个方向发展,一部分更关注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另一部分则更关注生活质量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后者逐步脱离社民党“大家庭”,在20世纪80年代另起炉灶,成立了绿党。而这一时期,社民主义政府恰恰实行了紧缩政策,进一步加大了欧洲社民党与其支持者的分裂程度。

20世纪90年代,移民潮的涌入再度引发社民党选民群体的分裂。原本同为社民主义支持者中的“世界主义者”(对移民持欢迎态度)与“社群主义者”(抵触、敌视移民)开始变得“泾渭分明”,二者之间的政治矛盾公开爆发。社民党的一部分选民甚至转向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当前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不仅给各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更是选民分裂的重要触发点和“催化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可谓“应运而生”,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等乘势而起,德国选择党也在近期三个州议会选举中平均拿到超过15%的选票。

对照社民主义的“黄金时代”(20世纪60—80年代),可以发现社民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核心选民出现分裂,选票也一分为三:一是传统社民党;二是绿党;三是左翼党。这三支源出一处的政党“同室操戈”,相互竞争,造成选票分散。虽然当前奉行社民主义价值理念的政党(指广泛意义上的中左翼政党)总得票率依然保持在45%左右,但单看其中任一政党都不成气候,社民党的支持率也仅为25%左右。社民党的支持率下降明显,这一现象在意大利、荷兰等国比在德国更严重。


【上图】2016年5月26日,希腊政府完成了拆除该国与马其顿交界处的伊多迈尼难民营的行动,数千名难民全部撤离,被占领两个多月的铁路也恢复运行。图为当日在希腊与马其顿交界处的伊多迈尼难民营,难民们带着行李准备撤离。


【下图】2016年5月24日晚,希腊政府出动42辆巴士,开始将2031名难民和移民由希腊与马其顿交界地区的伊多迈尼难民营转移至难民接待中心。图为2016年5月26日,在希腊边境地区与马其顿交界的伊多迈尼,工作人员清理难民营内的帐篷。

社民党面临多重压力和挑战

迈尔指出,除了选民分裂之外,现实环境给社民党带来多重压力和挑战:

一是社民党相对于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正在逐渐丧失。社民党主张公平、正义,关注广大民众的福祉,这是社民党在一段时期内广受支持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一些中右翼政党“聪明地”吸收了社民党的部分主张,据此对自身政策主张进行改造和优化。虽然大部分中右翼政党并不是真正想学习社民党的理论纲领,而是希望借助这些主张抢占道德高地,达到吸引选民、扩大选民基础的目的,但中右翼政党此举的确让民众颇为“受用”,而且还使社民党的特色和优势逐步淡化、减弱。各党政策主张趋同,社民党原本独有的优势被模仿,被迫陷入“泯然众人”的尴尬处境。选民越来越难以分辨各党区别,不少选民甚至感到困惑:社民党和其他政党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要选择社民党而不是其他党?

二是社民党受到特定时期“大环境”的限制,颇有些“时运不济”的无奈。政党的支持率与其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和民生情况直接相关。在这一点上,社民党不是那么“幸运”,上台执政恰好赶上了经济状况不佳的时期。为了应对危机、缓解经济困难,社民党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引发民众不满和愤怒,拉低了社民党的支持率。更严重的是,紧缩政策与社民党的纲领是相悖的,民众开始质疑社民党的可信度:为什么社民党一面高举着“平等”、“公正”的大旗,一面却又削减福利呢?社民党应对危机的种种“不得已”政策弱化了自身政治纲领和身份定位的可信度,损害了党的形象。社民党因此备受选民质疑和责难,渐失民心。

三是大众媒体的“去政治化”倾向对社民党造成冲击。当前,大众媒体热衷于“造星”,政党政治日益往娱乐化方向发展,存在“去政治化”的风险。在大众媒体的冲击下,政党纲领和政党代表被当作消遣的对象。媒体有意“挖掘”那些有娱乐潜力、有炒作价值的“政治明星”,对中左翼政党的政治主张采取“选择性失明”的态度,社民党被其他政党的高曝光率淹没。“去政治化”的舆论风潮使左翼严肃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不被关注,社民党及其价值主张也渐渐被民众“束之高阁”。

总体来看,社民党处于不利的发展境地,各种挑战严重挤压社民党生存空间。不过,虽然现实情况比较悲观,但也应看到乐观的方面。欧洲当前的危机促使人们意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也更多地关注公平、公正、环保等问题,这与社民主义的政策主张一致,可能成为社民主义的发展机遇。社民党应及时调整发展策略,转“危”为“机”。

组建中左翼联盟是社民党突出重围的战略选择

当前,社民党虽然在一些欧洲国家参与执政,但只能算执政联盟中的“小伙伴”,政府的主导者是中右翼政党。受执政地位所限,社民党只能一点一点地、碎片化地推动政策变革。就德国而言,社民党致力推动一些政策改革,并在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推行养老法案、争取妇女平等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根本上讲,社民党公平、正义等诉求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些社民党提出“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以扩大选民基础,这一尝试在当时大获成功,社民党也得以上台执政施展政治抱负和理念主张。当前的社会偏好、利益诉求变得更为多样,社民党需要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吸引新的选民,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现在欧洲社民党开始反思,重新思考“第三条道路”的现实可行性及策略选择。社民党要想获得多数票,必须说服绿党和左翼政党,建立战略联盟,壮大自身力量。社民党与绿党、左翼政党的理念和主张有交叉重合之处,三党的联合并非不可能。而整合当前的“中间力量”,需要重新定义“启蒙的工人阶级”(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的工人阶级),想办法整合多样化的选民群体。

当前,三党需要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加强实质联合,结成战略性同盟,即一个“马赛克”式的左翼。各党可以保留并发展自身的“特性”,巩固各自原有的选民基础,而三党结成的同盟则以一个整体形象出现。但必须认识到,三党形成一个统一纲领还有很大难度。因为事实上,三党当前“同床异梦”,各有考虑。各党都担心这种联合会影响本党的定位和形象,影响民众对本党的信任度,造成选票流失,因此各党内部都有反对联合的声音。而且,三党相互之间的观点、主张存在的分歧也难以在短期内得以解决。对社民党而言,还有一大风险,即一些国家出现了绿党向中右翼政党靠拢的倾向,社民党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可见,中左翼政党合作需要跨越不少障碍,社民主义摆脱政治实践中的弱势地位并非朝夕之功。迈尔指出,“如果社民党能够实现与绿党、左翼政党联合执政,将会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完全能想到其他更糟糕的情况。”如何把三支中左力量聚合起来,是社民党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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