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心理与健康

文/吴恺

1744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德国莱比锡问世，这本书作为感伤主义的巅峰之作，以强烈的时代精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书中主人公维特为情所困，最终在绝望下饮弹自尽。在当时，这段情节引发了青少年模仿自杀的风潮，欧洲数国将该作品列为禁书。如今，“维特效应”被用来形容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和传染性，尤其在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团体中，成员倾向于模仿其他人应对情绪的手段。通俗地说，当大家面对相似的压力无处排解时，他们会学习其他人的方法，包括过激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2010年，国内某代工厂商的深圳工厂，在5个月内共有12名员工自杀，12人的平均年龄不到22岁，除了3人被诊断为罹患精神疾病外，其余9人普通得和你我并无差别。独立、高压的环境和自杀者之间的相似性是自杀“传染”的重要原因，紧张的气氛是自杀扩大的因素。流水线旁的年轻人，心身的疲惫和积郁的戾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当他们中有一个人选择自杀，其他有着类似境遇的人很可能效仿，断然结束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自杀“传染”并不限于冲动的年轻人。2009年，媒体报道了21起官员自杀事件，仅当年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一系列自杀呈现出的时空上的连续性、范围上的丛集性是自杀“传染”的典型特征。死者生前处于人生的壮年，谋事成熟，是家庭和工作中的顶梁柱，不幸的是，自杀传染覆盖了所有的群体，无论年轻人或年长者、官员或打工仔、病人或健康者、城市居民或农民等等，没有哪种人群可以免疫。

每当国内的行政机关披露出官员自杀的消息，观者更多是对自杀背后贪腐的猜疑。事实上，在上海财经大学的一项研究中，超过半数的官员自杀是因为抑郁和压力，仅不到两成是为了反抗纪检组织的调查或者保护利益团体。大部分自杀的官员，都曾在社会转型的挤压、职位流动的藩篱以及官场亚文化中挣扎。根据《人民论坛》杂志的调查，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这与上述财经大学的调查吻合，多达42.2%的自杀官员是乡镇科级及以下级别。

自杀“传染”出现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尤其是那些压力大行业的从业人员，譬如金融、海运。即使自杀事件没有引发后续的连锁反应，也会给周围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例如，中南大学一项研究数据显示，经历了患者自杀的医护人员，不同程度的对工作产生了消极的认知，工作热情减退，容易倦怠，一部分人甚至表现出高度警觉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在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的时代，各种媒体渠道拓宽了自杀“传染”的后果，使其超越了空间上的辐射范围。试想，一名护士阅览了网络上大量关于医闹的报道，她在岗位上的表现会不受影响吗？

值得庆幸的是，75%的自杀者会发出一定程度的自杀预警信号，自杀者在实际行动前，通常酝酿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会列出详细的计划，及时识别该信号并转介到专业机构，就有很大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可惜，不但大部分企业对此无动于衷，少部分意识到危机干预重要性的企业也往往采用心理讲座、工作坊等温和缓慢的措施，错过了干预的最佳时机。有的企业甚至将危机干预工作纳入了公关的体系，令人扼腕。

经受了自杀事件的冲击，当事人往往还要承受环境中自杀讯息的二次伤害，自杀讯息不断地传播给他们心理上持续的压力。切断这种负面影响，有很多方法。例如认知行为疗法（CBT）。它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心理治疗技术之一，在危机干预中通过纠正当事人对应激事件的错误信念来治疗他们的心理问题。由于它的标准化程度高，在美国，CBT已经被纳入了医保体系。然而，该技术实施时耗时长，并且不能消除当事人脑海中重复出现的闪回画面，而这往往是造成当事人痛苦的根源。同样流行的还有眼动脱敏再加工（EMDR）。该方法能消除创伤画面、影像、痛苦记忆，缓解不适的身心反应，可惜，该方法对实施者的要求极高，掌握该技术通常需要数年的培训。能够克服上述情况的干预技术在国内不多，近年，在汶川地震、8·12天津港爆炸等灾害的灾后救援中应用的“图片—负情绪打包技术”给庞大的应激事件当事人群体提供了快速恢复的机会。它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危机干预技术，通过快速打消掉当事人头脑中恐怖画面与负性情绪的连接，达到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快速恢复社会功能的目的，实施时仅仅需要20分钟,这项技术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中国，每年有超过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平均下来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主动杀死自己。在大众的目光没有触及到的地方，是数目更加庞大的人群生活在自杀者留下的阴影中。身处人生灰暗的阶段，如果我们能给予他们专业的帮助和安慰，哪怕只是对他们的境遇真诚关注，都会让他们眼中的世界更值得留恋。

预防自杀“传染”，挽留的不只是生命，还有我们希望被爱，希望身处的这个世界更温柔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