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雅彬
我有一个来访者叫小兴,她的头痛很古怪,痛了整整一年,家人帮她四处寻医却没发现任何器质性异常。后来,她决定寻求心理咨询。
小兴梳着齐刘海短发,但耷拉着头并没有显出短发的朝气。陪同前来的还有她的妈妈和姑姑。落座时,小兴很自然地选择了坐到姑姑身边的椅子上。我想先和小兴单独聊聊,她的妈妈提议和姑姑一起去附近逛逛街,可小兴急忙对姑姑说:“您可以不去逛吗?我想让您在门外等我出来。”眼神里充满了对姑姑的依恋。
我邀请小兴讨论关于“选择坐在姑姑旁边,以及想让姑姑留下”这个内容。小兴表示她不能说,如果说了妈妈会难受。于是,一个更大的疑问出现了,我想我需要等待一个时刻,一个小兴感到安全的时刻。
在前几次咨询中,这样的情景反复出现。直到有一次,小兴一个人来的,妈妈和姑姑谁也没有陪同。小兴一进门就跟我说:“现在我相信您真的会为我保密。您知道吗,我姑姑就是那个当初抱我的人。”
“当初抱你的人?”我没有听明白。
小兴说:“对,我是抱养的,我妈妈不是我的亲生妈妈。要不是姑姑救了我,我想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听说我本来还有一个哥哥,我的父母没有抛弃我哥哥,我哥哥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路边的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他们好像在议论我什么。还有一次,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吧,我听到我家屋里大人们在聊天,说我被抱养的事情,我一进门,所有的人都不吱声了。我觉得很奇怪,这里面似乎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后来,我就开始留意自己的长相,好像我跟爸妈谁都不像,我长得也不像我姑姑,他们都是单眼皮,只有我是双眼皮;他们皮肤都很白,可我的皮肤好像有点黑……
“同学还说,我跟她邻居长得很像,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比我大,眼睛、嘴巴,甚至个头都很像。更重要的是,她邻居曾经说过,他们在年轻时因家境贫寒送走过一个女儿。我很想去看看,也许那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我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可我又觉得不应该去找他们,因为毕竟是他们抛弃了我,而养育我长大的是我的养父母,他们对我很好,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小兴向我道出了她一直“不能说”的秘密。在她看来,她如此不堪,就像那个秘密本身一样,说出来就会伤到养父母,继而失去亲密关系;她如此不堪,就像婴儿时那般,会被生父母“抛弃”。而我所能做的只有一如既往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等她。
后面一次咨询,小兴迟到了将近20分钟。也许小兴坚信我会看扁她,这个想法使她开始对咨询犹疑不前,甚至想就此终止、离开。但咨询师一直在那里,对于小兴来说有格外的意义,那意味着无论如何咨询师都不会放弃她,她需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至此,咨询经历了一个破茧而出的阶段。
小兴头痛的症状是太想知道自己生命的那个源头了,她知道亲生父母的消息越多,就越想去接近他们,当她越想靠近亲生父母时,对养父母的内疚感就越强烈,这种内在的冲突以头痛欲裂的躯体化形式不断攻击着她。她不知道当年自己有多么差劲,亲生父母竟会抛弃她;她不知道她长得像爸爸多一点,还是像妈妈多一点;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到底从哪里来……
几次咨询过后,养母认为小兴的症状并没有减轻,想赶快结束咨询,这让小兴憋了好久的眼泪夺眶而出:“您说结束就结束吧,你们对我已经很好了,我能做的就是以后好好报答你们……”在面临咨询关系中止的可能下,小兴终于向养母道出了想去见亲生父母的想法。养母惊呆了很久,然后平静地说:“我们本来也在找一个可以告诉你的恰当时机,我们也犹豫了很久。”
小兴终于发展出一种力量,这力量可使她要求自己不去中止咨询关系,就像她可以跟养父母表达她想见见亲生父母的愿望一样。这力量也让养父母释怀。
在小兴的这个案例中,我们能看到案主有深深的无价值感,“被抛弃”后面的声音是“不值得被保留和爱护”。“被抛弃”,意味着对亲生父母毫无价值可言。这是一种被拒绝的体验,经常激起自我贬低。拒绝是一种痛苦的状态,为了抵制它,小兴建立了非常复杂的防御机制,她学会了扭曲自己,远离自己的内在需要……这也是小兴“不能说”、“会伤害养父母”的根源所在。本案的咨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倾听、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治疗技术。换言之,咨询关系本身就是工具,案主从未有过像咨询关系中那样,咨询师(关系中的另一方)可以“一直在那里”,那使她感到自我的完整和价值。
人经常会通过看看自己对另一个人的重要程度来估量自己的价值。我们从未停止过这种从他人那里获取关注、坦率评价的需求,我们需要感到这个世界是欢迎我们的。所谓重要,就是感觉对那些仅仅因为自己的存在而爱他们的人有价值而已。通过别人,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能够确信,让我们感到自己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可以去往哪里。